温州人走的是草根发展之路，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自如单纯而平等，赚钱致富，摆脱贫困。所以，温州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朴素的自然哲学意识。当外界还在为“姓社姓资”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只信“民以食为天”的温州人想的是怎样能生存，怎样能富裕。因此，他们就在其他人争论、犹豫、折腾的时候，悄悄地开始创业了。而且，从最初的创业一直到今天，他们选择了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不仅发展得很快，而且后劲十足。
温州人是否做某项生意，既不看领导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现实中需要不需要，现实中能不能做得通，能不能挣到钱。只要是现实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去做。在别人看来，现实条件也约束了他们的发展；可温州人就是能另辟美径。比如：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有商场不卖农民的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所需要的产品；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曾经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但是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解决了规模小的问题。
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温州经济的成功有些“不合理论”。因为温州的企业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远远逊色于其他地方的私营企业，但居然比同行有活力，效率高很多。这也是温州经济最神奇和神秘的地方。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杨轶清用“匹配”这两个简单的字来解释。他认为，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体系里，成熟的模式并不见得就是效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不匹配。温州人找到了最适合他们的发展道路。
温州的创业之路虽然“低级落后”，但却符合中国国情、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特点，他们明白这个阶段什么样的形式最好，什么样的企业组织最能适合自己的发展。
温州是一个先天资源和后天资源都比较贫乏的地方。所谓先天资源贫乏，是指温州一无煤，二无油，三无矿；所谓后天资源贫乏，指国家对温州的投资自建国以来一直很少。因此，温州人要发展经济，只能靠从“小打小闹”的小作坊起步。
温州企业小，百亿规模的企业很少。产品也“小”，生产的只是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之类的东西等，全部是一只手拿得走的东西。技术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在全球经济大环境和中国现实条件下，但就是有竞争力，谁也竞争不过温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