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徽班进京二百周年。这二百年间我赶上了四分之一，回想五十年前看京戏的情形，觉得这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唱戏还是看戏都有好大变化。
首先是看戏的方式、环境变了。
五十年前看戏，大致在两种场合，一是进戏院，一是看堂会。
堂会是私人演出。总是有财势的人家才办得起。也就是交往广、应酬多的人才看得上。堂会上名伶荟萃，好戏连台，这么好的欣赏机会，是花钱进戏院办不到的。花钱看戏要看得过瘾，只有看义务戏。义务戏多是公益性质，如救济黄河水灾、农村蝗灾。到这时著名演员们就可以放开门户之别、齐集一堂，各显身手，合作演出。目的是为了集资，票价定的很贵。也不是一般平民小户能看得起了。不过凡事都不能严丝合缝，热心看戏而又阮囊羞涩者，总会有空子可钻。办堂会者既是大家，为了摆阔求热闹，总要飞帖撒网，来贺喜拜寿者并不见得全认识。看样穿着还整齐，又面带笑容者，执事人决无挡驾之理。即使明知是混进来听戏的，也多半睁一眼闭一眼，乐得个和气生财。我有个朋友在旧社会当小报记者，看过许多堂会戏，没有一家是和他有交情的。毫不相识人家办堂会，他只要预备个小红封，装进两元礼金，口称道喜，进门后就坐下看戏，据他说“这比买票上戏园子便宜”。
但这究竟还是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看戏仍是到戏院买票。
那时戏院分三六九等，观众有三教九流。阔人有阔人的享受，穷人有穷人的消遣。可以花十块八块大洋看戏，也可以花三大枚两铜子看戏。五十年前。除去几个高等的新式戏院，一般的戏院还不讲对号入座。门口虽有售票处，却并不凭票入场。想看戏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看着哪个座位好坐下来，掏钱交给身后的茶房就行了。碰上戏码好，会发现凡是好座位上全扣上个茶碗，表示已有人占领。这也用不着失望，更不必打退堂鼓，只要把几个零钱往茶房手里一塞，他马上就会拿掉一个茶碗请你坐下。这种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行径，当然弊端极多，倒也有他灵活的一面。不过一不小心也会上当。我上小学时攒了多少天点心钱为了去看一场戏。一时心粗，把开演时间记错。把十二点开戏看成二点，三点多钟赶到，我以为还能看上大轴，匆匆把钱交给茶房就找地方坐下看戏，还没等我坐下，台上吹起唢呐，大幕拉上就散戏了，再找那茶房早已不知去向。
对我这样的穷人来说，更适合去另外两种戏院，一是零打钱的小戏棚子，一是分两段卖票的小戏院。头一种是只要开了戏你随时可以进去听，听到哪儿想走就走。大约15分钟左右打一回钱，一回大约合现在二三分钱。侯宝林先生有个段子就是讽刺这种小戏院的。大意是说要看完整场演出，价格并不比到大戏院便宜，段子非常精彩。其实这种戏院对我这种有戏瘾又没闲钱的人也有他的方便处。首先你不必非攒够买一张票的钱才能进剧场，有多少钱看多少戏，三角钱一张票掏不起，分三回听也就能满足愿望。其次是一场演出有好几出戏，不见得每出你都爱听。零打钱可以只选你爱听的那出戏，开场入座，演完走人，不多费一分工夫不多花冤枉钱。另一种小戏院是把一场演出分作两部分。前半场是折子戏，后半场演整出。进门扔下几个大枚先听折子戏，折子演完，台上换守旧桌围，不愿再看就自动退席。若还想听下边的整出，就再打一回钱坐着不动。要是专看整出，前边甭来，到这时再掐着钟点入场。既省钱又不费工夫。这种戏院比零打钱那种有秩序。用不着每过十五分钟就听茶房喊一回“打钱咧您哪”。
如今戏院提前售票，对号入座。现代化了，再没有过去那种乱糟糟的样子，确是进步。但也还有不对号入座的场合，也还有不那么令人痛快的场面。有次我得到张请帖去看演出。请帖是不对号入座的。我想哪儿没人就可以坐在哪儿了。看见前面四五两排有许多空位，走去就坐，刚到椅边一位精壮汉子就用手把我一挡，伸条腿把路拦往了。我说：“劳驾，让我进去。”他不耐烦地把头往后一甩，我只得退一排去找地方。到后一排，仍有人挡驾。这位比较客气些，用手拍拍他的椅子背。我往后看了一眼，才看见椅后贴着个纸条，上写“留座”二字。直到我走到后边10多排才找到座位。这一来看戏的兴致就打消了一半。开演后好久我总想往那留座的两排看，直看到散场那里也还是大部空着。这时我就觉得还是收点小费让人坐下的办法好些。免得产生误解，以为虽废除了认钱不认人的老规矩，又改成以官职、头衔对号新办法。看戏本是找乐子，谁愿来找不痛快？
这五十年更大的变化是在演出的剧目上，一些反动、色情、下流、凶残的剧目淘汰了，一些健康的、美好的剧目不仅保留而且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当代艺术家们又创作了大量思想艺术水平都高的好节目。人们从舞台得到思想的教益和情操的陶冶。这主流的一面，是功德无量的。若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有一些应该保存的戏，或是改改仍不失为好戏的戏，或是思想内容有问题但在艺术上尚可供参考研究的戏已没人唱或没人会唱了。我手头没有旧戏报，记不清几个老戏的名字，但随手一拈，就可以提出《山海关》、《嘉峪关》、《查头关》、《牧虎关》、《界牌关》、《虹霓关》、《武昭关》一大串以“关”取名的戏。和《拿侯七》、《拿殷洪》、《拿黄龙基》等所谓“八大拿”的戏。大概是年纪在三十岁以下的朋友从来没机会看过。但他们比以前的观众还是幸福得多，我爸爸那辈人就没幸运看《海瑞罢官》、《望江亭》、《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将相和》、《穆桂英挂帅》这些精采的剧目，当然也没看过使浩亮先生等出尽风头的那些样板。这算是失中有得。
随着时代前进，剧目必定会有所兴衰。要前进就要发展，有发展就有扬弃，推陈出新。
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只有经验没有教训。若作反思，我想至少有两个题目可以再考虑一下。一是去的是否真都是“腐”存的都是“精”？第二，谁拿主意去什么存什么？是“腐”是“精”由谁拍板定案？在这点上传统戏《四郎探母》和新编历史戏《海瑞罢官》的几起几落很有回味价值。
《四郎探母》从清末就唱。经过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直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忽然间发现这是部为汉奸唱赞歌的戏了。仿佛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得逞，“九一八”，“七七事变”的吃败仗都和唱了这出戏有点关系。说声停，不仅在全国舞台上消失，连这戏的唱片也没卖的。我曾说过谭富英《探母》唱得好，就为此作了检讨，并表决心今后看戏一定只看政治上进步，有马列主义思想的新剧目。很幸运，不久就有一大批革命现实主义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编历史剧出现了，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共产党员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写的《海瑞罢官》。不说别的，就这串头衔，就这个身份，该是百分之百可靠了吧？更别提还是一代大师马连良主演。我节衣缩食省下钱来去看这出戏，回来又作了番宣传，谁知霹雳一声，说这出戏是为彭德怀翻案，并且骂皇帝的了。不仅仅是禁戏，连有关的人也禁了起来。我虽因右派定罪，但革命造反派在定我的罪时，吹捧《海瑞罢官》也算一条反动言行。这回可不是作个检讨就能过关的了。从这以后我就再不进剧场。即使后来拨乱反正，说《四郎探母》是歌颂民族团结，而《海瑞罢官》是表现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好作品，我也没再打起看戏的精神头来。汪精卫投敌是否先看了《四郎探母》我不知道，反正抗战时我们在联欢会上唱完“杨延辉坐宫院”照样跟鬼子打游击战。看《海瑞罢官》时我决没得到暗示这是攻击伟大领袖。我要看出来一定会带头揭发吴晗，争取立功赎罪的。可惜连彭德怀为什么罢官也不清楚，这些戏的兴与衰本来和观众没什么关系，允许演时花钱，不许演时不看，挺简单的事，化钱买挨斗作检讨，犯得上吗？
戏禁过还可以再演，作者演员名誉受损可以恢复，但给观众造成的心理遗憾就不大为人注意。有一段时间观众对演出不大关心，未必和这种心理没有关系。人们热烈拥护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是从他们的生活经验切实体会到了党的政策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繁荣幸福。对爱看戏的人来说，这幸福也包括得到了作为观众的看戏权和评戏权。写戏、演戏、看戏，三者是命运相关的。如果有人能在这方面作点研究，写出点有启示性的文章来，必定会对振兴戏剧大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