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说编辑的人写小说，正如宰猪的师傅，割一块里脊肉自己炒来下酒一样，其实是小菜一碟，应该是看家本领。《人民文学》的崔道怡从湖北的咸宁干校回京以后，就写过一组小说发表出来，其中有一篇，我至今犹能记起题目，叫作《一个鸡蛋的讲用》。那内容不用介绍，便知端的，肯定是那个荒唐岁月的不经之谈了。最近我又读到《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写的《乔治·钦纳里之奔逃》，我忍不住要写一篇短文来站脚助威了。因为鸡蛋鸭蛋也许与零有着什么关联，想不到竟成为谶语，后来崔道怡果然也就不再写小说了。是不是李敬泽小说题目里的奔逃二字，会使他写了这篇挺“各色”的小说以后，就逃之夭夭了呢？但愿我这是多虑。
“各色”，是北京话。有与众不同的意思，还有一点不那么合群的含义。小说有时候很像时装表演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很怕和别人写的东西类似，哪怕牵强附会，被促狭鬼找到了有与其他作家或作品相像的影子，也会弄得身败名裂，这已经有深刻的教训值得引以为鉴的了。所以，李敬泽这篇写一个有着一具良好消化机器的乔治·钦纳里先生，从爱尔兰跑到印度，又跑到澳门和广州的逃避太太的故事，至少是我读得不够全面的时下小说作品中，最别开生面的一篇。新颖，奇特，跟别人写得很不一样。先刊登在《东海》1998年第一期，随后，《小说选刊》的1998年第五期，选载了这篇挺“各色”的短篇小说，引起大家的注意。
起初，我也不大相信这篇小说作者，是我认识的那位《人民文学》的编辑。不错，他写过别致的散文，还写些追踪式的文学评论，但未想到他写小说。而且还是第一篇，这颇意外，合乎一支流行歌曲所唱，得出手时他就出了手。应该承认，这一手，还确是不赖。所谓不赖，就在写得这份“各色”上。
这篇小说，语言很俏皮，构思很巧妙，人物嘛，也蛮有个性，至于故事和背景嘛，那就姑妄听之了。我是相信曹雪芹先生提倡的“假语村言”的，至于乔治·钦纳里先生，是在澳门的码头公寓或香港的避风塘居住，无关紧要，只要这个能吃下好几客咖哩炒饭的来自都柏林的胖子，在你眼前晃来晃去，有一个影像在，也就够了。而夹杂其中的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住在缅甸的英国人乔治先生的故事，就更有趣了。这两位绅士的行止，使我们领教了在孜孜不倦的逃避中，那种滑脱的快乐，以及最终逃避不掉，或束手就擒，或无疾而终的不快乐，犹如爬上脚面的那些热带的蛇一样，对大多数人讲，凡注定了的命运，其实是不可摆脱的。这也是人类生活中的，如小说中所说的吃多了土豆放屁，吃多了腌肉打呃，是很正常和必然的结果。
我很喜欢这篇短篇小说，因为李敬泽以出乎人们意料的想像力，写出了有关乔治·钦纳里的奔逃故事，距离如此遥远，可又如此可信，人物如此荒诞，可又如此亲切，这样的小说实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说明作者是可以将视线拓展到不一定亲知力行的领域。莫泊桑的师傅福楼拜，曾经让这位虔诚的弟子，从大街上走过去，然后要他一家铺子一家铺子描写出来，这样的现实主义当然是个不坏的主意，基本功就是应当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但对并非天才的我们这班普通的作家而言，太拘泥于现实，事必有因，言必有据，也会产生副作用，那就是想像的翅膀，便不大容易飞腾起来。而作家一旦陷入这种境地，失去了想像力，或者想像力相对贪乏，就像被阉割了公鸡，最后连打鸣也不会了。
这就是做小说编辑的人，读得多、看得多以后的好处了。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所以，做小说编辑的人写小说，搂草打兔子，是顺理成章的事。做文学评论的人写小说，则纯是另起炉灶，有戗行之嫌了。但这么多年以来，无论做小说编辑者，无论做文学评论者，写了几篇，或写了一阵以后，后来，都金盆洗手，再也不玩小说了，使我一直纳闷这种浅尝辄止的现象，为什么会产生？更奇怪他们，虽然不是写得非常之好，但也不是写得非常之糟，为什么不接着写下去呢？
我想，这和《天方夜谭》里那个巴格达的小偷，在海边拣到了一个瓶子，打开来以后，冒出一股清烟，瞬间化成硕大无朋的巨无霸，将他吓坏了是同样的道理。小说编辑者和文学评论者，他们在逻辑思维上太熟谙小说的写法、技巧、诀窍，乃至细枝末节的操作之道，等于将瓶口塞子已经拔了出来，而形象思维在这个以文学史上全部小说成果为对比参数的魔鬼面前，自然永远处于自惭形秽的状态之中，因而只有搁笔一途。而一般小说作者，有名的，无名的，通常不去研究小说写作教程，有的甚至不读书，不看报，有的甚至文理不通，但他们没有太多写作上的顾虑，这大概就是敢于好好坏坏地写下去的原因。
所以想到这里，因为从《乔治·钦纳里之奔逃》，看到了作者写小说挥洒自如的潜质，我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写作状态，不要住手，不要考虑太多的创作技法上的禁忌之类。无论如何，第一次写小说，我们说是处女作吧，这位爱尔兰人的逃奔故事，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