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许钦文君解说怀乡心的话很妙。他说大概几十年的老出门者，还有吃不便，用不便，听不便，说不便等故障，而出门时一定非带干菜火腿做路菜不可的，这种人的怀乡心一定极浓厚。我是向来不喜欢带火腿干菜出门的，怀乡心之薄，照他说来也是当然的了。
我对于故乡，虽没有浓厚的感情去怀念他，却也并不想用愤怒的感情去憎恶他，正如不想憎恶任何地方一样。但觉得他对于我也未免太薄待了：为什么没有一点儿好的印象给我？
现在我把这次他给我的印象拉杂的算起总帐来罢。
我母亲患的是半身不遂的病，我一到家以后，就主张赶紧看西医。亲戚们一个说，西医吗，某人也是同样的毛病，后来给西医医死了。又一个说，某人本来做染匠的，后来在西医身边跟了两年，现在也做西医了，西医在这里是没有人看得起的。他们都想了种种文不对题的话来抵御我。虽然后来我用病人儿子的资格，总算竭力的把他们说服，但我从此知道乡人对于生命，虽也不是不知道保护，但还凭藉着习惯与成见，甘心向死路里撞去，和科学相去还很远呢。还有那等而下之的人们，忽而送仙丹来了，忽而送神药来了，忽而有人主张算命了，忽而有人主张念佛了，这些东西虽然不像毒药一般的就立刻会把人杀死，但只消略一服从他们的好意，也已够得我们病人和侍病的人头昏目眩了。你拒绝他们吗？他们真真是出于好意。你也用好意开导他们吗？那里来这许多的功夫。没奈何尽我的力量有形的无形的破坏，打定主意无论能破坏多少都是好的。
五年前我将要离开故乡的时候，城里一个老岳庙忽然遭了火灾。人们都放大胆子说：这怕什么呢？神明不要住旧屋，有意把他烧了，可以换新庙。这倒确是实情，我目见一二礼拜以后，认捐者的芳名，已在庙前牌上揭布了一大篇，单是捐助门槛的便有三位无名的太太。乡俗，妇人再婚者，几乎不齿于人类。社会上的悠悠之口，已经够得他们不能出头，而此外还有无形的苦痛，便是恐怕将来死后下地狱。消除后一个苦痛的惟一方法，就是待修庙时去捐助门槛。老岳庙遭了火灾，当然是那班内省多疚的太太们希求超度的大好机会，所以捐大殿门槛者竟有三人之多，——但这也不消说，谁肯将真姓名宣布出来呢？所以变做无名的太太了。果然，我这次回去，老岳庙早已美轮美奂，并且香烟缭绕了。
我想，人有一种瞻顾将来的天性，妇人们尤甚，这是从生物遗传下来专为保护后嗣用的。育婴院的建立呀，学校的种种制度呀，教科书的编纂呀，玩具的制造呀，以及一切精粗大小的各种对于儿童的设备，无不是这一种天性的应用。但一走错路，把所谓将来者不看作自己的子孙，却看作本身的来世，那么什么事体都随着糟了。我到故乡以后，看见老岳庙之焕然一新，而学校之愈形腐败，不禁起这一种感想，以为前途一毫也没有希望。他们还把将来的眼光不放在看得见的活泼泼的儿童身上，却放在不可捉摸的死后的自己身上呢。
有这种统治于神权下的社会，无怪仙丹呀，神药呀，不绝的蒙那班好意的人们送来了。我当初对于中医，纯是一腔的愤怒，以为他们老是说什么金木水火土咧，风寒咧，湿热咧，捕风捉影的，听了真令人讨厌，辨不出他们是医生还是道士。后来一转念，对于他们忽然起了一种同情，以为实际上讲来，中医也正与西医一样，在这种社会里同立于劣败的地位。人们还相信吃仙丹，吃神药，不必说西医，就是中医也还相离很远呢。不过那班中医，也自有他们可恨的地方。他们对于这神权社会中的病家，非但不想鼓吹他们那半道士式的医术的万能，有时简直顺水推船，把自己的半道士式的医术也根本否认了。我从前，不是这回，听见过一个医生的高论；他因为医了不见效，便对病家说，“照脉象看来，他(病人)早已没有病了。这一定是有阴人，你们赶紧安顿罢。也许是他(病人)走路不小心，冲撞了他们(阴人)，所以跟到家里来讨赔的，”这明明是说世界上不应该有医生的存在，却只准有鬼的存在，可谓足够丢尽医生的脸了。但是那病家也真配听这种高论，他们听了心里比吃冰还凉爽，以为这真是好医生。在这种病家的眼光看来，这个医生确比那种中医的死忠臣，斤斤较量药味应该如何包，如何煎，如何冲者着实高明。他们其实也不相信中医，他们以为这样斤斤较量倒是虚伪，难免要医死病人。
所以神方，中医，西医，三个阶级，你若要考查他们对于那一个信仰最深，莫妙于反问他们那一个最容易把病人医死。他们一定说：“西医没有一个医好的，中医次之，神方却是最灵验，真真药到病除的了。”看了这样的社会习俗，自然对于半道士式的中医，不免要起一点相对的同情了。
人家一定要问，这种社会里的知识阶级到那里去了，难道没有一个报馆输送点知识给普通社会的吗？我于是乎想起报馆来了，高一涵君说四川有二十四天以前的报看便算幸事，但我的故乡全不如此。上海的报，当日晚上，至迟次日一早，就可以看见。本地报呢，只是这一点小城，就也有四个报馆。不消说，一看那种报，很有可以使人寒心的地方。一切紧要新闻，本来照例是抄上海报的，可以不用管他。只就社会新闻而论，满篇都是刻板的文字，与刻板的内容。材料中最占大多数的，自然是金钱的争执，与男女的关系，而用一种幸灾乐祸的文笔记载出来。这种格式，大概先有一人作俑，后来凡属相类的事实，便翻查成案，振笔直抄。他们也不管是否新闻，大概只要是稿便登载。我曾在新闻栏中看见一则某人的丑史，内容是叙他去年一段娶妾的事，与今年毫不相涉。这也算是新闻！我记得芮恩施对新闻记者演说有一句话：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像这一种某人去年的丑史，简直可以说是去年狗不咬人了，还可算是新闻吗？果然，现在中国的报纸，无论如何的能手，看见社会新闻也难免卷锋。但是大病每在找寻材料之不得法，和记载手段之不高妙。像故乡报纸所犯的毛病，似乎我在别处报上极其少见。所以要利用他们把知识输入普通社会，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事。
我看了这种报纸虽然寒心，但总还有一点疑惑，以为乡人纵有别处人所有的种种恶的性习，甚或格外加多，但未必没有别处人所有的一点好的性习，即使格外稀少：但报纸上何以一无所见呢？这才又想到他们的刻板文章与刻板内容了。报纸上有了刻板的文章与刻板的内容，即使实际上发现了好的新闻，访者必将因其不能铸入旧模，弃之不顾；这还是小事，最可怕的是访者不但先有刻板的文章与内容，他自己身上还长着一双刻板的眼睛，好的事情他未必看得入眼。这是知识阶级的有无知识的问题了。
还有一个大毛病，我以为他们也正与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根本上缺少一点好意。我觉得记载手段的是否高妙，采访手段的是否得法，甚而至于有没有这样徒存形式的报纸，都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人们互相知道，互相谅解。我看了社会新闻不是客观的叙述事实，却是极带一种玩世意味的攻击个人，觉得他们除了欠缺知识以外，还欠缺一样别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我所谓的好意了。譬如说罢，某人做了一件什么坏事，这用社会学的眼光看来，考查这坏事究竟是谁做的，并不十分重要，报纸只要将他的真名宣布出来，也已尽够了，但他们却非将他的绰号宣布出来不可。拿起社会新闻来看，十条攻击个人的新闻，其中有九条是有绰号的。我不相信凡属乡人都有一个绰号，也不相信凡属乡人之被报馆攻击者都有一个绰号，那么这个加添绰号的罪名不免又要加到文人身上来了。
我也不必讳言，这个加添绰号的恶辣手段，本来是乡人用以陷害别人的。我敢说一句武断的话，近世数百年来，凡属中国人，无论住在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都有被我的乡人用加添绰号的恶辣手段陷害的可能性。他们盘踞在大大小小的衙门里，好恶只随他们的喜怒，凡是他们认为可以处罪的，除了种种别的文字上的布置以外，最轻妙不费力而收效最大的，莫过于任意给罪人加上一个绰号。文字上的褒贬，起源本来甚古，孔二先生便早在春秋上用这种手段论人。而在一方面看这文字的大多数人，也早已种了随文字之褒贬为褒贬的毒根，以为一个人有了这样粗鄙的绰号，断断不见得是好人，就加以强盗的罪名也决不为过。于是盘踞在衙门里的人们得其所哉了。最近一二十年来，这些人的势力逐渐灭杀，但是这些人的孩子们，还着实相信法政学堂是唯一的出路，蚂蚁附腥气一般的瞎撞进去，外省的人们似乎还应该紧紧的防着呢。
但是事实竟出人意料之外，害人者即所以害己。我想九泉之下的老师爷们要是有知，看见现在的本地报纸上，尽是一大篇的绰号，并且用那种毫无同情的文笔，玩世的记载他们子孙自家人的事迹，一定要号啕大哭一场。
文人的任务，是在一面将人的好的处所发见出来，客观的记载出来，告诉别处的人们，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一方面将人的恶的处所发见出来，客观的记载出来，告诉本地的人们，这些是你们应该改善的。故乡的报纸，在北京少有见面，只有从前在大学门房里看见过一份封面上写着“蔡鹤卿周启明二先生同启”的外省报，从邮印上看出确是从他们的故乡寄来的；他们一个住在东城，一个住在西城，后来怎样的“同启”了一下，我终于没有知道。因此我很想在这一次南行时，顺便看看故乡的报纸，借着他和我的久别的故乡会一会面，或者介绍给大学的图书馆使别人也知道浙江省里有这样一块地方，这样一群人，在那里干这样这样的事。但是结果很使我失望。我相信故乡决不像他们记载的样子。他们是一面哈哈镜，有意把真实的人照得七凸八凹了。
看了这样的社会，我想无论什么人，一定要同样的发生一个疑问，就是，他们的教育如何？正如植物被虫吃了的时候，人一定要问，“芽头萎了没有？”
前面已经说过，乡人的瞻望将来的眼光，还放在不可捉摸的来世，着实无暇顾及脚跟前活泼的小孩儿。但是因为种种关系，教育却也不能不有，于是我要先将他们对于教育的态度来说一说了。
初开学堂的时候，他们看出学堂是洋字一类的东西，所以都敬而畏之。学堂的第二个时期到了，他们觉得这是官字一类的东西了，于是乎畏而轻之。后来学堂越开越多，内容越长久越明，发见这并不是洋鬼子的侦探，也不是皇帝的钦差，不过设立来教育他们的“小畜生”我一点也不冤枉他们，他们十人中有九人骂自己的少爷小姐为小畜生。从这三字可以推知他们对于孩子的态度。的，这时候的教育真不值得半文烂铅钱了。
现在他们对于教育的态度，还陷在第三个阶级里。要整顿教育，此刻无论如何不能在教育的本身下手，最要紧的是使他们看重自己的孩子。待他们对于自己的孩子真是当人看待了，然后再使他们知道研究学问的重要。因为我常常听见有人用一句口头禅是“我们反正是经商的，读书做什么呢”？这已不是看不起学堂，也不是看不起孩子，只是把学堂与孩子看作两件极不相关的东西。因为他们只知道经商的人便不用读书，不知道经商的道理方法也要从书里面得来。
有一个中学堂和一个师范学堂，都是别人来替他们办的，好坏他们都不管，其实连怎样叫好坏他们也未必知道。从前也经过一个时期，这两个学堂都是自家人办的，但是这怎么得了呢？熟面孔最容易吃群众的亏，熟面孔与熟面孔又最容易争夺，只要走来一个远客，便什么都好办了。
这次我到家以后，有一位师范学堂的教员来看我，我便问起他们学校的近况，他说，“学生们是想新的，但是缺少根据。”我当初没有细问，后来一想，这所谓根据究竟是什么，却有些答不上来，大概是说学生们不能看进化论，互助论，资本论，相对论一类的书罢。但是我又疑惑，中学校的学生，能够不能够，应该不应该，看这些新思潮根据的书籍，实在是一个问题。再想下去，中学校的学生，是否应该有新有旧，想新想旧，实在更是一个问题。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们知道横的天然界有多少东西，纵的人事界有多少历史。要是中学教师能尽这个目的做去，我可断定中学的学生，一个也没有新的，一个也没有旧的，只是一个一个的都是预备做成人的健全胚子。所以我觉得教育学说的新旧，教授方法的新旧，都是教员方面的事，中学校的学生实在可以暂且不管。
新思想传播到乡曲，色彩本已不见得浓厚了，再加上多少的误解，结果自然只落得一场短期的空热闹。我便中走过书肆，问他们近来有什么新到的书籍。他们说，“新思潮现在已经过时了，所以上海来的新书也很少。从前大大的通行过一时的，如今买的人也渐少了。”
但这都没有什么要紧。我以为感染来的新思潮，或者远不如自己发生的格外可贵。我所唯一希望的，是父兄们自己已经腐败了，千万不可再去害子弟。他们所认为宝贝的东西，千万不要往孩子肚皮里乱塞，只要让他们自己发展，那么三四十年后的故乡，一定可以不如今日的样子了。
还有许多不成片段的宝贝，似乎也很有保留起来的价值，可惜我的记忆力太坏，记载手段又太劣，不能好好的尽保留之职罢了。
现在把这些东西暂且一条条的写在下面。
一、一个钱铺子里的漂亮商人说：“蔡元培真是个败家子呵！他可瞒不得我的一双眼睛。他的兄弟整千整百的洋钱汇给他，我都是亲眼看见的。这种兄弟真是好兄弟，这种阿哥真是傻阿哥！”
又一个年老点的人说：“他这翰林远不如黄寿衮这翰林，一个虽然也不见得能干，总还做一任知府，掳了十几万家私，他是连一任知县也输不着！”
二、一个在北京的银行里当文书的人，议论他一个朋友的儿子的病症，说：
“这该死！这该死！他得病以前是真老悖，但是这一点好：汽水冰其林从来不上口的。我究竟没有病痛。哼，这种后生们那里肯听！他们爱时髦！”
“去年，老范也上过一回大当。他学了时髦，也要看看西医。毛病并不重呵，西医却把他的头拿去到冰里面一冰，那可糟糕了。后来还是我劝他，他自己也觉悟了，赶紧请中医，吃了二钱‘至宝丹’才开了窍。”他伸出两个手指，摇摇头，再说，“险呵！你学时髦去！学时髦的人应该给他们吃点苦。”
三、又一个在北京银行里当收支的人，年纪也有五十多岁了，在席上闲谈，中间有—段说：“所以我现在的嫖兴也大减了。第一现在的姑娘们都是大脚，看了与看男人一样，先鼓不起我的兴致！”
四、一个在上海衣庄里当经理的亲戚，问我说：“现在令弟在法国做什么呢？”
“学图画，”我说。
“他跑了三四十天的路程只是为学一点图画吗？”他意以为这是我骗他的。
“他的性质与图画相近，法国的图画又有名，所以他学图画倒是很相宜的。”
“我想太不值得了，你劝改学法政好不好？”
“不好！一个人只有他爱学的东西学了才会成功，法政与他性质不相近的。”
“我看总是法政好。学法政回来的人至少也是一个省长。你看现在的督军省长掳起钱来多少利害，起码总是几百万。”
“倘只为要掳几百万，那么何必跑到外国去，只要在本国学掳几百万的方法就好了。”我这样回答他。
“我想路越跑得远，回来挣的钱便应该越多。他原来去学些图画，跑这许多路太不值得了。”他很失望似的说，意谓年青不懂事，跑得远路到那里去学点玩意儿，却把正经事抛了。“那么他学了回来仍是与我们生意人一样！”
“正是，”我说，“生意人靠每天工作吃饭，他将来回国也是靠每天工作吃饭。整天不作工，却要去掳几百万，还不是和做强盗一样吗？”
“那不用说了。一个人不是为名，便是为利。我知道了：你们既不要利，一定是为名了。”他自己勉强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其实依然没有明白。我想我何必同他争论，还是让他自己解决就算了。
以上四则，真是沧海里的一粟，其余为我所没有遇见，或遇见而此刻一时想不起的，还不知有多少呢。但是只看这一点，已经也尽够可以宝贵了。照例这些东西未必能走进我的耳朵，因为怀着这些东西的人也早已自知谨慎，不大肯给他们心中的某一种人看见。但是我颇有这个本领，使他们觉得我的存在直与不存在一样，他们尽可以畅乎言之，——像第四则我同他对话是很少的。这个本领从什么地方得来，我自己也不大晓得，仿佛记起从前在什么书上见过，到蜜蜂窝里取蜜，采取的人须得小心谨慎，使蜜蜂们觉得与没有这人一样，否则便要被他们放毒刺，或者我无形中受了影响。但是，我敢深信，我不像采蜜的人一样；他是越采得多越快活，我是越采得多越心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