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麦克唐纳
我作为一名普外大夫，接触过几乎所有癌症。我看过有些病人死于小肿瘤，另一些病人身患大肿瘤却活着。当我不得不告诉病人及其家属亲友“是的，是恶性肿瘤”时，我看见他们是怎样的惊恐万状。 外科大夫在与癌症病人相处时，须保持应有的冷静。当你被告知你或你亲人患了癌症时，癌症已成为顽敌，不再那么遥远了。 我听过两次可怕的宣判：第一次是亡妻玛丽怀孕八个月时，得知她患了白血病；第二次是在我做了心脏手术四个月后，拍片检查时发现左肺有阴影。 那天上午，玛丽发现手臂上有紫癜性斑点（像针头大小的血点），我叫她去验血。后来，我办公室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多伦多圣迈克尔医院的同事、血液学专家肯·巴特勒打来的。 “约翰，”他说，“有点事会让你吃惊：玛丽的血小板计数只有2万。我得立即做骨髓检查。” 翌晨，肯给我家里打来了电话，他若无其事地说：“约翰，上午来一下好吗？”其实，我听得出他是在故作镇静。一位好大夫是不会在电话里告诉别人坏消息的，因此我本能地意识到肯要告诉我什么不幸的事了。 当肯告诉我玛丽患了急性骨髓细胞性白血病时，我泪流满面，恢复镇静后问：“她还有希望吗？” “除非病情缓解，不然，最多只能活六至八周。” 他预测的准确度令人震惊。新生儿幸存下来了，因为白血病是通不过胎盘屏障的。 经过这两次打击，我认为病人家属“得知患癌消息”所受的痛苦远比病人自己大。而我作为病人，我知道被诊断出癌症要比被诊断出任何别的病来得更痛苦。比如说，当我知道我需要做心脏手术时，我几乎心生宽慰：我做了手术就会恢复健康了。
然而，我根本没想到会患癌症。因为感到右胸切口旁痛，我在动身去打野鸭的前几天做了次X光检查，后来我就把这事忘了。在回家那天上午，胸外科大夫克莱尔·贝克就打来了电话。 “约翰！我们还要给你拍几张胸片。” “要看什么？” “你左肺叶上有个小疤，可能为术后所致吧。如能来，我们上午给你拍。” 淋浴时，我才悟到他话里有话。过去四个月里我曾拍过多张胸片，却没发现什么。我觉得右胸痛，而非左胸。我感到事情不妙了。 后来，当我们把X光片放在看片灯上看时，我亲眼目睹到了我生活中的致命情景：我在注视着自己左肺上的癌。 我感到需要更多的空气，便跑下了楼，进了街对面的圣迈克尔教堂。我跪在长条凳上，连做祈祷也无力了，一时觉得自己陷入了绝望。我忆起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谁的钟声响了，不必去报知？那就是你的丧钟。” 我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接着想到的是，“我的病究竟有多严重”和“我还能活多久”。多数人得知“患了癌症”这种毁灭性消息时，都表现出顽强的精神，的确，在我告诉我的病人他们患了癌症时，他们的勇气往往使我惊异不已。我常想：“我也会那么勇敢吗？”但当你振作起来，不再感到自己可怜时，你便真正同癌症开战了。这时，我们做大夫的会听到病人说： 要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世之日只是宇宙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那么，用年月来计算生命不可能像我们想像的那样重要了。为何要用心跳来衡量生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