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的最后几天，中东大地传出一则消息犹如一阵惊雷令世界目瞪口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秘密和谈成功，以色列决定从1967年占领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城撤军，由巴勒斯坦人首次在那里实行自治，巴解和以色列互相承认。
8月29日，巴解宣布准备修改巴解宪章，显示了巴以互相承认的先兆。8月30日，以色列内阁举行会议，以16票赞成、2票弃权，通过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方案。中东两大民族在经过4次战争和45年敌对之后，终于通过和谈达成协议，朝着全面解决阿以矛盾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中东是当代世界“地区性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又是这场冲突的中心。阿、以矛盾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
公元前18世纪，从两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希伯来人（古代犹太人），在迦南（今巴勒斯坦）几经辗转，历尽沧桑，于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在三代国王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的苦心经营下，王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繁荣的统一国家。公元前926年统一王国分裂成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太王国，两个王国分别于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被亚述和巴比伦灭亡。此后，巴勒斯坦地区又先后被波斯、希腊和罗马人所征服。公元135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最后一次起义失败后，被迫开始向世界各地大流散。从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失去优势地位，人数也不断减少，最少时仅有上千人。
7世纪，巴勒斯坦归入阿拉伯帝国后，当地居民多数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陆续迁入的阿拉伯人互相影响、融合，形成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此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
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民，因争夺土地和生存条件，阿、犹矛盾开始产生。本世纪20—40年代，英国在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时期，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阿犹矛盾日趋尖锐，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同室操戈的地步。1947年11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两个国家。随着1948年5月以色列国的建立，阿、以矛盾迅速升级，终于演变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5次战争：第一次阿以战争（1948年5月15日—1949年7月7日）；第二次阿以战争（1956年10月29日—11月6日），又叫苏伊士运河战争或西奈战役；第三次阿以战争（1967年6月5日—6月10日），又称“六·五”战争或“六天”战争；第四次阿以战争（1973年10月6日—10月24日），又称十月战争（以色列称赎罪日战争，阿拉伯人称斋月战争）；黎巴嫩战争（1982年6月4日—8月21日），有人称为第五次阿以战争。这五次战争给参战双方带来巨大损失，据统计，阿拉伯国家共伤亡88362人，以色列伤亡41175人。参战各方的财产损失更为惨重，仅以埃及为例，在它参加的前四次阿以战争中，共耗资400多亿美元。
随之而来的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大片土地，便成为20多年来阿以矛盾和冲突的焦点。被占领土问题不仅是引发阿以冲突的导火线，也是以色列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重大的政治分歧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以漫长的敌对史中，惯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双方都以对历史的不同解释使彼此为敌。犹太人意识到他们被恺撒大帝逐出后，浪迹天涯，受尽迫害，几乎灭绝。在回到耶路撒冷这块上帝赐给的土地后，他们看到自己又陷于致命的危险中。而阿拉伯人则把现代以色列当作是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者，是1000年前西方十字军东征的继续。
从小规模的冲突开始，一直发展到整个中东都卷入的大血战和超级大国冲突的前哨，历史的背景由此使得拉宾的陈述更有意义：“历史再不应成为障碍。”他说，30年的惨重损失和痛苦教训使双方开始明白，和平共处是两个民族在同一块土地上生存的唯一选择。1978年，在美国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经过长达半个月的谈判，终于签订了“戴维营协议”（《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1979年3月26日，双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签署了埃以和约。1980年2月15日，埃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埃以和平的实现，结束了阿以之间30年之久的全面交战和对峙状态，开辟了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进程。
但是中东和平进程在80年代一直停滞不前，和平的愿望和计划仅是纸上谈兵，有关实现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也是一拖再拖。直到1991年10月，在有关各方的努力下，马德里中东和会终于召开，从而开了阿以双方坐在谈判桌旁解决中东问题的先河。
美国对中东的和平可谓用心良苦。中东地区有美国重大的战略利益。仅从表层看，力促阿以和谈成功对美国外交也大有益处，克林顿政府需要在对外政策上取得成就以缓解国内对其“只重内务，不重外交”的批评。从更深的层次上说，美国目前正奉行“经济主义外交”战略，全力追求“经济安全”目标，力图以“经济安全”、“扩展理论”和“多边主义”取代冷战时代的“遏制主义”。这种地缘经济战略客观上要求美国避免再次卷入中东地区大规模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漩涡，避免在中东冲突中付出高昂代价，力求在对其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形成长期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尤其是第41任总统布什任内后期，美国不得已发动了海湾战争，使中东地区的东部处于剧烈震动之中。这样中东西部的动荡局面便不容许再继续下去了。布什及其国务卿贝克因而力主加速中东和谈。但是，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中对萨达姆的支持，使很多海湾国家对他表示不满，亦使美国深为不快。他们对阿拉法特的冷落，使得素有“和平之邦”的挪威乘隙成为阿以自治协议谈判的撮合人。
1993年1月，寒风凛列。此时美国正忙于第41任总统布什与第42任总统克林顿的政务交接事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东道主正在热心筹划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见。应邀的两方来客乘坐不同的航班在不同的机场先后降落。下机后，等候多时的轿车立即迎上前去，然后向80公里以外的一座庄园飞驶而去。
保尔高德庄园为19世纪修建的木质建筑，古朴典雅。在那里忙碌的挪威外交大臣斯托尔滕贝格介绍来客相见。1月20日，在他的主持下，以色列和巴解的代表开始了面对面的直接会谈。
一切都严格保密。除挪威外交大臣等几个人知道之外，只有巴解和以色列少数领导人知道，双方各自都向自己的盟友保密。为了避免被人发觉，谈判地点经常更换。一会儿在保尔高德庄园，一会儿又改在外交大臣家中，要不就在偏僻的农舍或奥斯陆一家旅馆的第32层，7个月中在这些地点共举行了14次谈判。另外还在另一国家谈了3次。从5月起，会谈级别增高，由以色列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乌里·沙维尔和法律顾问与巴方阿拉法特的高级顾问阿布·阿拉等举行会谈。6月份双方开始就履行自治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
双方受拉宾、佩雷斯与阿拉法特的直接指示，在谈判中经常唇枪舌战，讨价还价，气氛紧张。据说“拉宾对协议草案的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8月20日，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在访问挪威之际秘密草签了这一自治协议。
8月29日，以色列内阁开会，佩雷斯向全体阁员报告了“挪威渠道”的经过和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方案的产生，在座部长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他们对巴以双方超越美国举行会谈并产生协议，惊讶不已。
1992年7月以色列新总理拉宾执政后，决心要改善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形象，给巴勒斯坦人参政和经商的权力。当然拉宾政府和巴解组织都必须谨慎行事。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强硬派已威胁要谋杀阿拉法特，更严峻的挑战来自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内部。在巴解组织遭遇到一系列挫折后，加沙地带和西海岸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人趋向激进，很多人加入了原教旨主义军事组织。
相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阿拉法特却逐渐温和，前苏联援助消失和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错误地站在伊一边，使他在财政上陷于困境。而他从幕后介入的与以色列两年的和谈亦未取得进展。
因此，这位被以色列人视为恐怖主义象征的阿拉法特令人吃惊地同意先在加沙地带实行自治。加沙是个没人要的弃儿，是极端主义的温床，贫民窟里的骚乱不断，很多示威者被枪杀，打伤或投入监狱，以色列人把它看作是个必须割除的毒瘤。
而阿拉法特之所以拿生命去冒险，是想通过以色列撤军和国际社会的援助，从原教旨主义者手中夺回权力。自治后的巴解，必须将松散的结构转换成具有实际的管理职能。
阿拉伯国家过去总是把巴勒斯坦处于自己的保护伞下，现在则必须转入到同它合作。由于巴勒斯坦的包袱阻碍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繁荣，他们也很愿意这样做。
至于以方，虽然拉宾、佩雷斯在巴以会谈后期及时向美国通报了情况；但整个谈判过程没有请美国人参加，却迅速取得了进展，这一点委实使美国政府甚为难堪。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1日说：“巴以达成协议的消息使克林顿政府感到有点尴尬，美国成了局外人。”
但是，美国是决不甘心扮演此类角色的。特别是克林顿总统必须要迅速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第一，克林顿总统及其副手戈尔副总统在就任现职前被舆论（特别是阿拉伯舆论）公认为偏向以色列的。他必须干净利落地消除人们的这种看法，积极主动地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使会谈不至于没完没了毫无结果。第二，克林顿总统当选以后，世界各国都以为他在经验上、特别是外交经验上不足，都抱着等着瞧的态度。匈牙利外交部长盖佐就直言不讳地说，他相信在克林顿的领导下，美国不会变得“内向”。他又说：“克林顿必须证明自己同布什一样有能力处理对外事务。”
9月初，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及国务卿克利斯托弗经过紧急磋商，决定以替巴勒斯坦的经济重建筹款为诱饵，毫不客气地去摘取挪威外交斡旋的桃子，将巴以和解协议的正式签字仪式移到华盛顿来举行。
美国的盛情邀请，使阿拉法特很是感动，拉宾、佩雷斯也觉得更为体面，挪威则忿忿之余无可奈何——毕竟美国财大气粗呀！
正式签字仪式定于9月13日在白宫南草坪举行，已向全世界作了宣布。而这，又应是克林顿就任总统以来在外交上的一次大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