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帝国经历了3世纪危机以后，为了挽救走向衰弱的帝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3世纪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度，使罗马帝国进入垂死阶段。在这种情况下，284年，近卫军长官戴克里先登上帝位。他建立了军事专制统治，将元首称号正式改为君主“多米那斯”。这个称号的本身意义就说明了他同帝国全体居民间关系是主仆关系、君臣关系。同时，他采用君主制即“多米那特”统治，使中央政权高度集中。戴克里先撇开了共和的外衣，使罗马国家制度完成了由元首制向公开的君主制的转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机器，并以此达到镇压人民反抗，巩固奴隶制社会基础的目的，戴克里先统治期间（284～30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戴克里先所实行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第一是政治方面。戴克里先面对国家内外严峻的形势，决定实行分权统治。他把帝国分成4个部分，由4个统治者治理，实行所谓“4帝共治”。在4个统治者中，两人称“奥古斯都”为正职，两个称“恺撒”为副职，正职空缺时由副职递补，并划分各人的统治区域。另外，为了削弱地方权力和防止行省独立，缩小原有行省规模，将全国划分为100个行省，意大利也成为行省之一。每10到12个行省合成一个大行政区。行省中军权与民政权力有鲜明的区分。整个帝国分而不割，保持统一，最高权力属戴克里先。第二是军事方面。把军队分成边防部队和内部机动部队。边防军戍边，以御外族入侵；机动部队则分驻各行省，防止人民起义，用于镇压。军权亦集中于中央。军团增至72个，共60万人左右。征兵方面，实行义务兵役制，并以志愿兵为补充。他开始征募隶农服役，并吸收蛮族补充边防军队。第三，在经济方面，戴克里先改革了税制和币制。新的税制规定：全体乡村居民缴纳人头税和土地税合一的赋税，城市则按手工业、商业等不同职业分别定税。官吏、老兵、无产者和奴隶免税。这样，把自由民和隶农固定在土地上，把手工业者和商业经营者也限定在各自的行业中，刺激了封建因素的产生，人身依附加强。币制改革是为了改善金融流通，铸造新的金币，统一成色、兑换价等指标，改变过去滥发货币的现象。301年又颁布“物价敕令”，规定商品最高价格。第四，在宗教政策上实行对基督教的迫害，主张复兴古老的罗马宗教。同时，戴克里先强调皇权的神性起源。这引起了来自基督教的消极抵制。于是，303年戴克里先颁布反基督教敕令，禁止基督徒举行宗教仪式，以后发展成为对教徒的严厉迫害。
戴克里先的这些改革对罗马帝国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戴克里先退位以后，帝国又一次陷入混乱之中。最后君士坦提乌斯夺得了政权，306年他死后，其子君士坦丁被不列颠驻军拥立为“奥古斯都”，即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一世经历了18年争夺帝位的战争以后，于323年废除了4帝共治局面，恢复了帝国的统一。君士坦丁成了罗马惟一的统治者，各种权力集于一身。他在位时，管理政策基本是戴克里先政策的延续，但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新的改革。
首先，君士坦丁一世在废除4帝制的同时，将帝国分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4个大行政区，其下设行政区，再次为行省。由于当时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为了便于加强统治，330年君士坦丁把帝国首都由罗马迁至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号新罗马。于是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也移到东方。其次在军事方面，他解散了骄横的近卫军，用重新组织的特殊的宫廷亲卫部队来代替，军事权力完全集于皇帝手中。与此同时，过去将士地授予退伍老兵的办法，现在变成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后代当兵的奴役手段。而且这时的军队蛮族化趋势明显，许多蛮族出身的人已在军队中担任高职。第三，君士坦丁颁布对隶农和手工业者的敕令。两次重申了奴隶主有权杀死奴隶，规定逃亡奴隶加重处罚，贫民出卖儿女为奴是合法的，甚至把隶农当做世袭的土地奴隶，束缚在土地上，使之奴隶化，用以维护奴隶制。第四，对宗教，君士坦丁采取了比戴克里先更为明智的方针。他顺应时代的潮流，于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规定教徒信仰自由，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等。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使基督教的地位不断提高。从此，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已被认为是国务问题，基督教已成为事实上的国教。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虽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以维护奴隶制，尽管这些政策起到了短暂的效果，使国家获得暂时稳定，但它无法改变罗马帝国灭亡的命运。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社会的各种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从而加深了罗马奴隶制的危机。在君土坦丁死后，其继承者们重又陷入争夺帝位的混战。395年，最后一个统一的皇帝提奥多西死后，罗马帝国再也不能维持昔日帝国的统一及雄威，分裂成为东、西两个帝国，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已为时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