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中国河南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次灾荒，在这次灾荒中，三千万人民中，逃离出该省的人大约有两三百万，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也有两三百万。这是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灾荒之一。
1943年2月，《大公报》对于河南人民在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次灾荒所遭受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给予了真实的报道。但政府勒令停刊三天。
《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兴趣和注意，他们决定到河南去。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君一行，在一个非常寒冷的黎明，乘飞机到达了西安至河南铁路线的残肢上。铁路尽头，几十家饭铺麋集着，每家都发出油炸食物的扑鼻的香气，风箱炭火中吹出的绿色的火焰不时轻叩着夜的黑暗。
悲愁和霜雪已经把难民们冻成缄口无言的一群。他们提起了这一只脚，又提起另一只，机械地、步履艰难地走向远方。在远古时期，原始的人类也许就这样地从寒冷和饥饿的史前土地上，迁移到有食物和温暖的土地上的。
人群里弥漫着难闻的臭气，干了的汗，小便以及人类共同的臭味，侵染了早晨。难民们在寒冷中瑟瑟发抖，他们灰色和蓝色的破衣裳，在朔风中飘摇着。人们的呼吸汇成了发着水蒸气的烟雾，鼻子流着清水。在萎缩的脸孔上，眼睛似乎是黑暗的伤口。脚是用破布包的，他们的头上则围着褪色的手巾。
路上时有死亡。有个还不到17岁的女孩子，瘦削而美丽，躺在潮湿的泥地上，她的嘴唇有死的绿色，眼睛睁开着，雨落在上面。人们削着树皮，在路旁舂碎作食物；小贩出售树叶子，一块钱一把；挖着坟冢的狗，把人的尸首翻了出来；蓬头圬面的人们，在池塘的死水里捞取水上的青苔来吃。
第三天晚上，福尔曼君一行到了郑州。他们早晨醒来的时候，郑州城已是一个白色的荒冢，死的氛围统治着郑州。因为饥荒集中在那里。在战前该城有居民12万人，现在已不到4万。该城曾被日军轰炸、炮击和占领，瓦砾堆在沟渠上，大房子没有屋顶，向天空张开口。街道上，偶尔有个把人，穿着被风吹动的破衣，在一家门口蹒跚出现。据说，灾荒发生后，强壮的人逃得比较早；所有目前留在这里的人，是老的、弱的，以及极少数几个住着看管明春可以长成麦子的人们。老百姓削掉榆树皮，把他碾碎当作食物吃。有的人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河南灾荒中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一对夫妇，曾把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这样他们离家去找食物，使孩子们不能跟着他们。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婴孩和两个较大的孩子，出来长途跋涉找食物，非常疲倦了，母亲叫两个较大的孩子往前走到下一个村子里找食物。孩子们回来时，母亲死了，那婴孩还在吮吸着死人的奶。在一阵慌乱中，两个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们杀死，不愿听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完全卖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然后自杀。武装的攻袭和劫掠，在乡间好像传染病一样。据一位医生说，有个妇人在煮着孩子时被捕，但她并不困恼，因为她坚持说这孩子在她开始煮以前已经死掉了。另一个女人由于饥饿难忍割掉她死了的丈夫的腿煮着吃。在山区里，听说人们在偏僻的路上抓难民，把他们杀掉，吃他们的肉。饥饿使人们无法维持自己做人的尊严，为了生存，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河南是一个丰饶的省份，在战争以前，该省有人口约3000万，他们竭力耕种肥沃的黄土，以求生存。主要的收获物是麦子，农民在晚秋下种，5月中旬收割；他们次要的谷物是小米和玉米，这是在麦子收割之后马上下种的，其收获期是秋天。在1940年和1941年，收成不好，弄得青黄不接。1942年，麦子由于缺乏雨水而没有收成。政府却照常征粮，省当局向人们保证说，雨是一定会下的，他们让农民剩下一些小麦和玉米来填充饥饿的肚子，可是雨没有下。在1942年秋天，河南人民已面临饥荒。
早在10月间，河南遭灾的报告已经送来了重庆。11月间，国民党政府派了两个视察大员到河南去，他们回来建议政府当局必须立刻做点事情。政府为应付此事，拨了两万万元纸币作救济金，并且训令省当局减轻赋税。重庆的银行把成捆的纸币装在卡车上，叫一队卡车运纸币到灾区去，却并没有运粮食。要把很多的谷物从华中经过破碎而山岭重重的交通线送到华北和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陕西省，陕西的存粮是很充足的。为了避免灾祸，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陕西把粮食立刻送到邻省河南。可是为了河南而强迫陕西，就会破坏政府当局所认为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势力均衡。谷物也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
河南的赈灾款到得很慢。到第二年3月，指拨的款项二万万元只有八千万解到了省政府。甚至这一笔钱也处理得很坏。政府官员把此款留在银行里生利息，而喧闹地讨论着作何用途。在某些地区，当钱款分发到挨饿的村庄里的时候，当地官员先扣掉了农民所欠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都克扣赈款。中央政府发出的赈款都是票面国币100元的票子，因为当时一斤麦子只消10元至18元，那票面并不算大。可是当地囤积者拒绝人们以大票购粮，农民要买粮食吃，必须把百元票兑成5元和10元票。这就不得不到国家银行去兑换，国家银行却大打折扣，大票子换小票子要抽取17%。河南人民所要的是粮食。甚至到3月为止，政府供应了大米1万袋，杂粮2万袋。平均起来，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1千万人，每人差不多只有1斤粮食。
据初步估计，在这次河南灾荒中，3000万人民中，逃离出该省的人大约有两三百万，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也有两三百万。这是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灾荒之一。
河南在1943年所遭受的大饥荒是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之一，即使在世界的灾荒史上，它也足够写下重重的一笔。
分析这次灾荒的原因似乎是天意，久旱无雨，从1942年麦子由于缺乏雨水而没有收成，在1942年秋天，河南人民面临饥荒，到1943年这种状况更加严重。但是在任何地方，同样的话语重复着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看来，悲剧的元凶不是老天，却是横征暴敛的官府。军事和地方当局以梦想得到一切的办法来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缴付的谷物，要比地田里实际生产的谷物还多，而且征收雷厉风行，吃着榆树皮和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的最后一袋粮食缴给税局，饿得走不动的农民，还必须缴马料给军队。旧中国可以说苛政猛于虎，正是这只虎吞掉了上百万农民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