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索尔仁尼琴
演说者索尔仁尼琴（1918～）是前苏联作家。曾参加过卫国战争，两次获得勋章。后因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被判刑八年。1969年被开除出前苏联作协。
1975年起定居美国。主要作品有《癌病房》、《第一圈》等。
1970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未能赴瑞典领奖，这是事后他对外发表的演说辞。
“精彩演说辞”
……
我曾奋力攀临这诺贝尔奖讲坛。这不是所有同道者都能得到的一席之地，有缘分的人毕生也不过仅有一次际遇。它不是三四级堆叠的阶石，而是千百梯级，高耸云层，屹立在黑暗与寒冰之上。在俄罗斯命运教我挣扎求存，多少比我优秀且更为坚强的人被杀害了。我曾在古拉格群岛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流放在分布很广的岛屿上。警察监视，彼此不信任，使我不能与所有的人交谈。他们之中一些人的遭遇，我是辗转得悉的；大多数人的结局我只能揣测。在文学上已有成就而埋骨异乡的，大多数尚为人知。最可怜的，莫过于许多默默无闻的同行，生前竟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掉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的，除了系在脚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因此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罢了。应是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的茂林，而今只余两三棵劫后余生的枝干，空对夕阳残照。
今天，在死难同道英灵相伴下，我该如何俯首汗颜，让那些真正有资格的，带头走向这光荣的讲坛？我该如何察知并代替他们吐出他们心中渴望表白的意思？
这种负担，在我心头积压已久，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立达密勒·沙罗立的话：“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长久梗塞在喉里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人的申诉。”
此时，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然立即报以回应。不论就物质需要，还是感情作用与反作用而言，我们全体的看法都是明确一致的，因而生活在这一体不分的环境里，我们并无缺乏均衡的感觉。
这些想法并非从书本所得，亦非为谋求和谐与秩序而设：它们是在漫长的铁窗岁月里、在集中营的篝火旁，与已故的难友们交换意见的结晶，是在这种方式的生存中坚定而成熟的。
后来当外来的压力渐减，我们的看法和个人的观点乃得以扩大，即使只是管中窥豹，亦渐得世界之真貌。最使人惊讶的是，这日夜向往的地方竟和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它过的并非我们所渴望的生活。它走的并非我们所要走的方向。当它来到泥沼的边缘，竟惊叹这是可爱的绿野！当它看到囚徒颈上的沉枷，竟惊叹那是美丽的项链！当有人放声悲歌，泪如涌泉之时，竟有人随着轻松的音乐舞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是什么使我们的地狱扩大？难道人们都感情麻木？莫非这世界根本不仁？是不是语言不同造成的隔阂？人们为何不了解彼此的语言？言语只空洞地回响着，然后便似水流去——无味，无臭，无色，无痕迹。
随着了解范围的扩大，这些年来我曾不断修正讲词的内容和语气，也便是今天我打算要在此宣读的这篇东西。
如今，它显然已不再是在那刺骨寒夜中，在集中营里，我所想要说的话了。
亘古以来，人之本质始终如此；至少，在未经催眠之前，其动机与衡量价值的尺度，其行为、其企图等等，乃受个人及群体生活经验所左右。前苏联有句谚语：
宁信自己歪斜的双眼，
勿信自己亲生的手足。
这是了解个人环境，和在此环境中个人行为最好的凭据。我们的世界历经数世疏远隔绝，在交通传播使之沟通，在我们把它转变为统一而声息相关的一体之前，人们只能蛰居一隅，在各自所属的社区、社会、国土上，以各自生活的经验为准绳，沿一定的方向发展。此时个人仍有可能去察觉和接受某种共同的价值规范。我们可以晓得什么是一般性不好不坏的，什么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什么是残暴的，什么是极恶的，什么是荣誉的，什么是诈骗的。虽然，不同的人们散居各地，过着不同的生活；社会价值的规则也和度、量、衡一样各异，结果也只有一些偶然的过客会感到惊讶，充其量只不过是杂志上几篇茶余饭后的小品，对仍未联合的人类全体并无威胁可言。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间，人类竟意外地联合起来。这是充满希望的结合，同时却又险象环生。因而其中的一部分遭受震惊或感染，几乎立刻便可传送到其余部分，甚至有时根本没有豁免的可能。人类总算连结成一体，不幸却不像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一样，能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中求统一。这样的结合，不由生活经验累积的结果，不经个人知见之同意，更欠缺乡土语言作桥梁，而是横扫一切屏障，靠国际间的电台和报纸作联系的。国际间的大事，似狂涛压顶，接踵而至。顷刻间，世界上半数的人都晓得它们的发生。但是在某些陌生的地区，人们衡量事物的规则和看法，却无法晓以天下。不同的价值规范，在不同国家、社会，自有其各自的渊源，而以极端不同的方式长久为各隔绝的人群所接受。他们自然无法同时得到沟通。更因不同地域有不同价值规范之故，事件的判断自然无妥协余地，其态度亦必蛮横独断，纯以一己之尺度为准绳。
虽然世间未必订有许多此种规则，至少有若干种则属无疑；事有远近缓急不同，社会有新旧之分，阶级有贫富之别，衡量事物的规则也各不相同。其中界域之分明，色彩之斑斓，确教人触目惊心。为免个人的痛苦，我们喜欢把和自己看法相左的规则撇开，视之为终将使我们隐入虚幻境地的洪水猛兽。因此各人便以自己的尺度为准，过分自信地用以批判世界。结果往往被认为严重、痛苦、无可忍耐的一切，实际并非如此，只不过它们和我们最切肤相关罢了。一些隔得较远而与己无关的事，只要不是迫在眉睫，即便哀声遍地，尸骨盈野，百万生灵毁于旦夕，也认为事有可忍而袖手旁观了。
在地表的一面，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几近古罗马的残酷迫害中，为信仰而默默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在另一半球上，竟有某一狂徒（无疑不只一人）漂洋过海，以钢铁般的一击要把我们从宗教手中拯救出来！他竟以个人的价值观念为依据，替我们全体做了这种决定！
站在较远处，从某种角度来看认为是可羡的幸福、珍贵的自由，从较近的角度来看便成为恼人的压制，而刺激人们去铲除弊端。在某一区域教人想象是难信的进步，在另一地区竟被视作野蛮的剥削而予以制止。对自然灾害也因看法不同而异：一次使20万人丧生的洪水，看来并不比地方上发生的一次小小事故重要；同样，个人所受的侮辱也因人而异。有些地方，隐含嘲讽的假笑或表示驳斥的姿态往往构成屈辱，而在别的地方，残暴的殴打辱骂却当作恶作剧看待。此外，有关恶行与惩治的态度也因地而异。以某种尺度衡量，一月拘禁或驱逐出境，在“监房”里给囚犯喂食，竟能震撼人心使舆论激怒；以另一种标准来看，25年徒刑，关在冰冻而暗无天日的囚室里，囚犯们只准穿着内衣裤而正常的人被关在精神病院，边境的守军对着数不清的因奇怪的理由而企图偷渡的“无知”人民开火，却认为是可以原谅的行为。从感情上来说，心灵是多半向往异国的，然而不幸对之却又茫无所知，只除却从少数一两位通讯员的报道中得悉一些过迟而又细琐的臆测。
由于这种观念的分立，由于缺乏对他人悲哀的深切了解与同情，我们自不能责斥人类之短见，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惟以人类一体而言，挤在这狭窄的星球之上，像这样彼此缺乏了解却带着全体加速毁灭的威胁。任何六种、四种，甚至两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便不可能有统一的世界与人类的共同语言。我们终不免为这种不同的律动和振荡所撕裂。我们终不能在同一地球上生存，一如没有人能有二心而存在。
然而，有谁来权衡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该如何着手完成它？谁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惟一标准？该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的界限，谁来澄清真相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孰以切身之故其实无关痛痒，并将举世之愤导向真恶？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验建立的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所不曾经验的事实与虚幻？
就这一点来说，口号、高压政策和科学的证明显得同样无能。幸而我们还另有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在艺术中蕴藏着一股奇异的力量，它能教人不局限于一己狭窄的经验而排斥他人经验的影响。在人与人之间，在人生短暂的旅途中，艺术使他得知他人在生活经验中所遭受的一切；它重创他人肉体忍受的经验和痛苦并容许此种经验为人们所吸取。
尤有过者，国家和国家，大陆与大陆，每隔相当时间便要重复彼此的错误，一如目前便可能发生的情形一样。虽然，眼前所处的时代，一切似乎应该看得清楚才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若干民族，方自痛苦中解脱，痛定思痛决意摒除的错误，突然又在其他民族中出现。有关此点，惟一能补救，并替代我们所缺乏的经验的，也惟有艺术和文学。
造物主曾赐给我们一种奇异的能力：我们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各有不同，人们仍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倍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使不致步入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
我希望在今天这个讲坛上，能唤起大家急切注意艺术这种伟大而又可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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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辞欣赏”
索尔仁尼琴无愧为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精神的坚决捍卫者，他文笔典雅流畅，才思敏捷，知识渊博，表现出一股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
他演说的重点是针对文学艺术。演说者诚图承担用艺术拯救世界的天职，使他的演说具有二十世纪无与伦比的深沉、坚韧、感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