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藩镇割据已成事实，并且不易被任何一个皇帝所改变。宦官已经从原来的专政升级到反奴为主。在文宗前的几位皇帝，要么是昏庸无能，要么就是因宦官而立，要么就是在藩镇问题上脱不开身，根本无暇顾及宦官。
文宗皇帝却不是这样，他决心要废除宦官，并从王守澄开始。王守澄此时掌握着唐朝宫廷的兵权，气焰嚣张，对朝政指指点点，有几次甚至搞得自己很下不了台。让文宗气得死去活来的就是，明明许多事情已经和宰相们商量好了，但王守澄却认为不妥，其实许多事情都很妥当，并且丝毫影响不到他的利益，但这个人就是要找皇帝的麻烦。他经常对文宗说，我觉得这件事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文宗皇帝受够了，想要把宦官彻底从李家天下清除掉，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王守澄滚蛋。
但这件事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于上青天。帝国的许多大臣都或多或少地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自宪宗朝设立枢密使一职以后，宦官出任枢密使，履行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职责，宦官开始掌握政事的决策权。他们的官署在宫城内，称为北司，而宰相及大臣们办事的地方在皇城边，称为南衙，北司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南衙越来越势弱。官员们已经把宦官的飞扬跋扈当成是理所应当的了，诛杀宦官在这些人心中已成了非分之想。
文宗皇帝决心把这种“非分之想”变成天经地义的现实。此时的王守澄觉得，这个皇帝不是很老实，就派了一个自己人。此人叫郑注，确切地说，是个道士，懂得养生之道。
戏剧性的一幕就在于郑注并非完全是王太监的人，在他取得了文宗的极端好感和信任后，他又向文宗推荐了另一个人——李训。这两个人从此取得文宗的信任，最终导致“蚜虫粪便事件”的发生，给帝国带来无尽的伤痛，并直接将历史的巨轮从中唐拉向晚唐。
不久，两个人与文宗皇帝合作铲除宦官集团的行动开始了。当时，宦官既掌握了十几万禁军大权，又掌枢密之职，窃据着朝廷的要害部门，不少文臣武将因宦官而晋升，他们在朝廷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剪除宦官又谈何容易！但是宦官也并非是不可动摇的泰山，无懈可击，那就是他们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钩心斗角。文宗和李、郑二人就是抓住宦官的这一弱点，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开始了反击过程。
被击的第一个人就是王守澄。王守澄是个最合格的奸猾太监，想要搬动他，不用些智慧，恐怕很不容易做到。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五月，右领军将军仇士良有拥戴文宗之功，但却为王守澄所抑，忿然不平，李、郑二人便为文宗出谋划策，进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权。文宗皇帝欣然采纳了两人的意见，升迁宦官仇士良为左军神策中尉。王守澄非常不高兴，二人的矛盾更加深了。
六月份，文宗皇帝再动手。他暗示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以神策军的首领自居，不把王守澄放在眼里。王守澄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此时文宗皇帝及时出面，把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等人分别贬为西川、淮南、河东监军，不久，郑注、李训指责他们接受外臣贿赂，文宗下诏革职并赐酒毒死。
表面上看，王守澄取得了大胜利。他从来不晓得“兔死狐悲”这个成语的实践检验。因为在文宗和郑、李的安排下，宦官中最有权势的两枢密、两中尉已经去了三个，剩下一个他离死也不会太远了。
趁王守澄还沉浸在清除对手的喜悦里，文宗进一步行动，加王守澄为兼左右军神策观军容使，明为升迁，实则削去他的兵权。过了不久，一个小黄门带着皇帝赐予的毒酒悄然到王守澄府邸登门拜访，虽然心有不甘，他也只好喝下这杯毒酒。
在王守澄死后，李、郑二人与文宗同时发力，文宗首先把李训升为宰相，而郑注则出外到靠近京城的凤翔做节度使，培植军事力量，以呼应京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以仇士良为头目的宦官集团。他们约定，在王守澄下葬的那一天，郑注以故旧的身份率领亲兵前来送葬，然后在城外将送葬的宦官一网打尽。于是，郑注奔赴凤翔，组织亲兵。而李训则抓紧时间联系朝中有兵权的大臣，争取获得武装力量。而宦官和大部分官员都蒙在鼓里，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
王守澄下葬的日子越来越近，但似乎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准备好。李训和郑注本来就是中下之才，对于彻底铲除宦官这一对于改变唐帝国的行动，两人却漏掉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仇士良等大宦官并不一定出席王守澄的葬礼。
仇士良是一个优秀的宦官，此人并非是靠着溜须拍马而上位的。事实上，此人有着很强的能力，又正巧文宗皇帝利用他来分王守澄的权，此人很不容易对付。
如果按照计划，郑注在郊外杀掉的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头目，反而引起尚在宫中的仇士良等人反弹，到时候危险的可就不仅仅是文宗皇帝一个人了。在朝中的李训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决定了一件足以改变唐朝中晚期历史的事：提前行动。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文宗，文宗皇帝希望他能与郑注商量一下，但李训等不了，坚决等不了。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朝，“自己人”金吾卫将军韩约出奏，说是昨晚天降甘露于金吾卫大堂庭院的树上，天降祥瑞，启请皇上昭告天下。
所谓“甘露”，其实就是蚜虫的一种排泄物，是一种粪便。原来，蚜虫吸取了植物的汁液，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把多余的糖分和水分排泄出来，洒在植物的枝叶上，状“其凝如脂”，色“皓莹如雪”，味“其甘如饴”，真犹可谓“甘露”了。据专家们研究，蚜虫的排泄物确有较多的转化糖、甘蔗糖和松子糖，其中碳水化合物占70%左右，糖精占20%以上，蛋白质占3%。因此，它也确有那么一点儿滋补作用。
但这样一种“粪便”却是我国古代人心目中了不起的神物，古代人认为它是“神灵之精”、“仁瑞之泽”，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圣药”。无数古代帝王将相都对它梦寐以求。伟大的汉武帝就曾为了吃到甘露，特意在长安城外的建章宫内建造了一座高二十丈、大七围的承露盘，祈求上天赐给甘露。而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曾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琼岛上建造了一座承露台，用铜铸了一个如同真人大小的太监，手捧铜盆，祈求上天赐露。
由此可知，甘露降临，不但是皇帝之福，还是社稷之福。许多大臣听说了韩约的报告后，大喜过望。文宗皇帝假装让李训等人去查看。李训出去准备好了杀手，就回来奏称说，我等肉眼，实在看不出这一神物，还希望文宗皇帝派别人去看。
文宗见仇士良在旁早已经跃跃欲试，就吩咐仇士良和一些重要的宦官前去查看。仇士良带着北司的高级宦官们纷纷出朝门，他们刚走出，李训立刻叫兵士到殿下保护皇帝。仇士良带着十几个宦官来到金吾卫，韩约已经在门口等候。
仇士良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发现院廊的帷帐被风吹起，隐隐约约地露出了浑身武装的士兵。几乎是反弹似的思索，他立刻对着同伴大喊一声，自己扭头就跑。在这种危急时刻，他居然想到了首先要保护文宗，他朝站在殿下无所事事的士兵们大叫，赶快上殿保护皇上，事后重重有赏。虽然他叫得声嘶力竭，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文宗的软榻已经被宦官们抢在手中，抬起就跑。
宦官毕竟训练有素，依赖皇帝而存在的生存本能告诉他们有皇帝就有一切，因此，即便是逃跑也要把皇帝抢在手里。李训也深知皇帝的重要性，没有了文宗，就什么都没了。他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拖住软榻，可惜其他的士兵就想不了这么多。和他们一样，百官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把皇帝抬出大殿去，只要奔进内宫，胜利就属于他们了。此时仇士良已经接近了文宗的软榻，而李训已经落在了后面。他们看到在后面追的只有李训一个人，一个宦官嫌他碍手碍脚，飞起一刀，李训从此就不在人间了。宦官们终于抬着文宗皇帝跑进了宣政门，他们胜利了。文宗的计划破产，一切都结束了。
这就是影响了中唐历史的“甘露之变”，就这么开始，但并没有结束。
当仇士良等宦官安静下来，并彻底控制了局势后，开始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他们当然不能对文宗皇帝怎样，于是，把对文宗的恨发泄到了百官身上。
他们开始屠杀官僚吏卒。回到中书省不久的宰相王涯、舒元舆听到宦官发怒的消息后狼狈出逃，来不及逃走的中书、门下省及金吾吏卒600余人都被宦官杀掉。仇士良等又分兵关闭宫门，搜索诸司官吏，被滥杀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不忍目睹。
这件事后，文宗皇帝愤懑不已，精神恍惚，但仍然不忘歼灭宦官，常自言自语地说：“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绝。”
文宗皇帝虽然没有被宦官干掉，但却如处囚禁，朝廷百官的生死大权皆归宦官，他心里充满了愤恨、屈辱和愁苦，不久就死掉了。
“蚜虫粪便事件”后，宦官更加飞扬跋扈，他们胁迫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唐朝历史上宦官最辉煌的时代来临了，李家天下最凄惨的日子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