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被杀是民国年间的大案，其诱因是施从滨被杀。长期以来，为父报仇的施剑翘被神话般渲染，加以蒋介石、冯玉祥、李烈钧亦身影闪现，以致该事件迷雾重重。
当初，施从滨部撤出蚌埠后，仍在蚌埠以北坐着铁甲车督战，希图挽救失败的局面。不料谢鸿勋所属师上官云相团长，已率兵绕到固镇桥以北，把铁轨拆掉，断绝了施军的归路。固镇以南卢香亭师马葆珩团，趁消灭白俄军的余威，向施军猛攻。此时施军遭到孙军腹背夹击，感到孤军被围，形势紧急，就下令铁甲车开足马力向北速进。铁甲车到固镇桥时，施从滨见长达一里的铁桥面上，挤满了向北逃窜的自己部队，他不忍在自己部队的身上碾过去，又命铁甲车往南开。没有开出十几里远，见大部孙军冲杀前来，又急命铁甲车往北行驶。到固镇桥时桥面仍是挤满着部队，争先恐后向北逃窜。此时由北向南截击的上官云相团正包围张军缴械，固镇以南的马葆珩团，又已紧追前来。在生死关头，施不顾部下将士的生命，命铁甲车开足马力，在自己部队身上冲过桥去，桥上1000多人立刻化成肉饼血浆，冲下河去的也不计其数。当时血肉横飞的惨状以及惊叫惨呼之声，真是无法形容。还有许多带着上校、中校肩章的军官的下肢已经被碾掉，但还能说话，要求过桥官兵快给他一枪，免得痛苦。孙军随军文职人员等过桥时，目睹此种满桥血肉狼藉的情况，都吓得不敢过桥，有的竟痛哭失声。
施从滨冲过固镇桥后，满以为可逃过此大劫难，哪知铁轨已经被拆掉，铁甲车立即倾倒路旁，他和随从人员全部被俘。
施从滨被孙部俘获时，已是须发皆白的七十高龄老人，着陆军上将服装，他还很自然地对孙军说：“你们辛苦了。”
当时由谢鸿勋派一名营长把他送往蚌埠总司令部（谢还写了一个报告给孙传芳，并要求优待施从滨）。施见孙传芳时还行了军礼。孙在烟床上动也没动，便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
于是孙就命人把施拖出去枪杀了。
事后孙部里许多军官，都对孙擅杀战俘表示不满。据孙自己对亲信说，他杀施是给邓如琢、陈调元等一个眼色看。内部将领都认为此次战争，是出人意料地顺利，很轻易地就占领了上海、江苏、安徽，致使孙传芳得意忘形，儿戏般地枪杀了施从滨。
杨文恺所著的《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对孙传芳杀施从滨的记载是这样的：
孙传芳命令卫队团长李宝章将施从滨押解到蚌埠，交军法处长陈锡璋审讯。施直认不讳，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幕僚杨文恺对孙说：
“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监禁。”
孙不听，拍着桌子对杨说：
“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
杨又劝孙冷静考虑，不可操之过急。并言道：
“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
孙声色俱厉地说：
“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呢？”
杨见孙主意已定，难以挽回，无语而退。孙即命令李宝章把施从滨由军法处押出来。施亦自知必死，他说：“就在这里执行吧。”
李宝章终于把施押到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身首分在两处掩埋。
杨文恺的记载可以作为孙传芳杀施从滨的情节补充。
李藻麟著《我的北洋军旅生涯》记载，称施从滨被杀另有隐情：
当时传说，施被俘后，孙传芳立即电告吴佩孚，吴回电就地枪决，施遂被害。吴之杀施，缘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当直奉两军正在山海关一带酣战不已时，冯玉祥突然倒戈，致使吴佩孚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绝境。其时，直军在江苏尚有六个旅的兵力，吴佩孚把起死回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部分兵力上。他打算利用津浦路把六个旅迅速运至京津前线，同冯玉祥国民军决一雌雄，但唯一的顾虑就是怕山东方面破坏铁路，阻挡直军北上。不料山东果然表示反对直军假道山东，一线希望终成泡影。吴佩孚手无援兵，一筹莫展，最后不得不将大军弃置于山海关，只身乘船离津南下，致使直军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山东方面之所以坚决反吴，据说施从滨主张最力。因此，吴将施恨之入骨，遂有杀施之举。此说系奉方当时猜测谣传之词，并无实在根据，姑且志之，尚有待知情者揭露事实真相。存之。
孙传芳杀害施从滨，过于狂妄，他万万没有想到，10年后，当他放下屠刀念经唱佛时，施家后人施谷兰改名施剑翘，为报父仇，也将他杀了。
施剑翘是施从滨从他哥哥施从云那里过继来的。施从滨被孙传芳枪杀后，尸首被分解，暴尸三日，悬首七日！施从滨的被杀，激怒了施剑翘，她立志为父报仇。
起初，施剑翘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她的堂兄施中诚及几位弟弟身上。施中诚早年丧父，是由施从滨夫妇抚养成人的。施从滨被杀时，他刚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施剑翘很有心计，她知道，要报仇就得让施中诚和几个弟弟到军队中去当军官，手中有了军权，就好办了。施中诚刚好毕业，施剑翘立即带他去见张宗昌。张宗昌是施从滨的上司。在施剑翘的恳求之下，张给了施中诚一个团长职位，并出资送施剑翘的几位弟弟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为杀孙传芳准备条件。转眼几年过去了，施中诚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但是，其人只顾吃喝玩乐，将报仇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施剑翘多次劝说无效，十分痛心。恰巧，这个时候，施剑翘认识了阎锡山的中校参谋施靖公。施靖公得知施剑翘的事情后，主动表示要帮施剑翘报仇。报仇心切的施剑翘信以为真，便以身相许。然而，施靖公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施剑翘，报仇之事不过是说说而已。施靖公得到施剑翘后，就一反原来的态度，再也不提报仇的事了。
两次依赖别人为父报仇，两次失败被人欺骗。施剑翘最终下定了决心，要亲自为父报仇。
施剑翘并不认识孙传芳，而且也只是听说他在天津。因此，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孙传芳。孙传芳一生作恶多端，而且又经常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因此，其行动格外隐蔽，从不肯轻易露面。施剑翘要找到孙传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经过多番的查找，施剑翘弄清了孙的住处和相貌。
一天，施剑翘在孙宅门口摆了个小摊，想在孙走出大门时开枪射击。可是，她刚坐下，两个看门的卫兵就把她赶走了。以后的几个月里，施剑翘一直都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很快就到了施从滨被杀十周年的忌日，焦躁苦闷的施剑翘来到日租界的观音寺，给亡父烧纸念经。当班的和尚念完经后便要下楼休息，施剑翘却跪在地上痛哭失声。当班和尚觉得奇怪，便劝道：“女施主，你已为亡灵烧纸诵经，为何还这般伤心？”
施剑翘抽泣着说：“烧纸念经不过是尽儿女一点儿心意罢了，其实还不是迷信吗！”
和尚有点儿不快，说：“女施主，这就错了，如果是迷信，那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也信佛吗？”
一听到孙传芳3个字，施剑翘停止抽泣，装作不信。上前问道：“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贫僧怎会欺骗施主？前年，他们两人在东南角租了块地，创了个佛教居士林。靳云鹏是林长，孙传芳是理事长。”
和尚越说越来劲儿。施剑翘无意中得知了孙传芳的行踪，大喜过望。于是，她化名为董慧也加入了这个居士林。
这个当班和尚无意中的一句话，为苦寻复仇的施剑翘带来了机会，也给孙传芳带来了杀身之祸，可谓是天意难逃。
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出头，向天津市富绅李颂臣说妥，将坐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原为李氏宗祠），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任林长，孙任副林长。新居士林成立之后，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辗转相告，信徒纷纷而来，陆续参加活动的多达3000多人。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皆应到林领拜。这一天下雨，孙传芳的妻子不愿孙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事前与靳云鹏约好在林会面，所以冒雨赶来，靳却反而因雨爽约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东女西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面对男女居士讲经说法。
下午，在天津草厂庵清修禅院的大殿佛堂里，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正襟危坐，参禅听经。大殿之上，孙传芳身披和尚们常穿的黑海青，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讲解。
施剑翘事先打听明白，做好了准备。她原以为孙传芳可能因为雨天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然未见孙到来。后来她正与别人谈话时，忽然见孙身披袈裟走进佛堂入座。施剑翘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物，返回居士林。她本来坐在后面，离孙较远，于是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
一位居士说：“你不会到前一排去吗？”
她答应一声：“好！”
施剑翘上前几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她掏出手枪，照准孙传芳的耳后打了一枪。孙立即倒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她又向孙的后脑和背后打了两枪，脑浆已流出来。施剑翘打完三枪，从大衣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几十张卡片。那时，大殿里的人都慌忙四下乱跑，她把卡片撒在院子里，并且大声说：“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当时，和尚和居士们都吓得发抖，无人应声。施剑翘自己到电话室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来后，她告之孙传芳是她打死的，并掏出手枪交给警察，要求带自己去自首。
施剑翘被带到警察局，经过简单讯问，次日转到法院，拘留在看守所。初审承认她是自首，判有期徒刑10年；二审鉴于她是为父报仇，情有可悯，改判有期徒刑7年；三审维持二审原判。
施剑翘被关进监狱后，曾受到典狱长虐待，不许和家属见面。施连翘感冒，病了，监狱里的医生、看守主任和她自己一连写了3张呈文，请求让她享受病人的待遇，典狱长不许。施剑翘气极了，写了一封信，请她的律师胡学骞来会见她，要求把她的呈文转交法院。过了几天，法院院长邓哲熙亲自到监狱看她。她向邓面陈在监狱里受虐待的情况，请求对她的生命安全予以注意。邓说，你安心养病，我们会处理好这里的问题的。又过了些天，在冯玉祥等人的活动下，南京政府鉴于全国舆论对施剑翘的同情和支持，于1936年10月14日对她做出特赦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