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辩论，就是归纳推理在辩论中的运用，即从特殊（个别）的事实判断中，归纳概括出普遍（一般）性的结论，从而使论题得到证明的方法。
秦孝公想起用商鞅变法，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变法大计。会上秦孝公对群臣说：“继承君位，不能忘了巩固政权，这是国君应当遵守的原则；实施法制务必阐明国君的长处，这是臣下应有的品行。我现在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变更礼制来教育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非议我。所以要大家发表意见，一起来想办法。”
商鞅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他说：“法是爱护人们而制定的，礼是为了便于办事形成的。所以高明的人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死守旧法；只要能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遵循旧礼。”
商鞅的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赞成，却遭到了甘龙和杜挚等人的反对。甘龙说：“不对，我听说，高明的人不改变民众的习俗来进行教化，有智之士不变更旧法而治理国家。这样，不费力便会成功，官民相安无事。现在如果变法，不按秦国的旧制办事，改变礼制来教化人民，恐怕天下人都会非议君上，愿王明察！”
商鞅立即驳斥甘龙说：“甘龙的话，不过是世俗之言。一般人总是安于旧习惯，迂腐的学者也往往沉溺在所学的学问之中。所以，这两种人做官都固守旧法，是不能和它们讨论旧法之外的事的。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于天下；齐恒公、晋文公等五个霸主各自的法令不同，却都称霸于诸侯。所以，高明的人制定法规，而愚蠢的人只能受制于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而无能之辈只会受礼制拘束。拘泥于旧礼的人，不足与之谈论国事，受制于旧法的人，不足与之讨论变革，大王不必再疑虑了。”
这时，杜挚站起来给甘龙帮腔，说：“我听说，没有万倍的利益，就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新器具。还听说这样的话：‘效法古代没有错，遵循礼制不会出偏差’。请大王好好考虑。”
商鞅立即予以反驳：前代教化人民的方法都不同、哪有什么古法可仿效？历代帝王的礼制都不相重复，又有什么可遵循？
远古的伏羲、神农时代教育而不惩罚，后来的黄帝、尧、舜就实行惩罚了，但不滥施惩罚，及至周朝的文王、武王，都是各自根据当时的形势而立法，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来制礼。显然，礼和法是因时势的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和法令要与形势相宜，各种兵器、铠甲、器械装备都要便于使用。所以我说：‘治理国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王、周武王都不遵循占法，一样兴盛起来了；殷纣王、秦桀王虽然没有变更旧礼制，却也灭亡了。由此可见，不效法古代的人未必有可非议之处，遵守旧礼的人不足以多加肯定。国君不要再疑虑了！’。
商鞅的一阵雄辩，使甘龙、杜挚的守旧论题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秦孝公的疑虑被打消了，他说：“好，即使天下人都来非议我，我也不再犹豫了！”至此，才有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商鞅变法”。
商鞅在批驳甘龙与杜挚的言论中，就用了一系列逻辑方法，而最主要最有效的就是归纳论证。商鞅在驳斥甘龙“高明的人不改变民众的习俗来进行教化”时就使用了此法。无论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还是从论证表达的角度看，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证既充分又有力。
归纳辩论的特点在于从具体存在的事实推出一般的结论，这种结论中的知识超出了前提中的知识，具有很强的辩论力量。
归纳辩论，它所归纳的事实越全面、越真实、越准确：结论的可靠程度就越大，越具有雄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