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我们党要在新世纪新阶段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坚定履行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有必要对发展本身加以理论上的严格审视和深层次把握，以廓清“发展”理解上的迷雾，达到理论上的高度自觉。而要做到这一点，具体的分学科的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哲学理解方式，以达到总体性的、一般性的思考和把握。
“发展”是一个历史发展起来的概念。在古代，并没有“发展”一词，“发展”大致与“运动”、“变化”同义。像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问题的。在他看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广义上运动与变化没有区别，狭义上运动不同于变化），运动就是能运动物潜能的实现，一旦把这种能力实现出来，变成现实，就是运动。他把运动分为三类：一类是数量方面的运动，即增加和减少；一类是性质方面的运动，即质变；还有一类是空间方面的运动，即位置的移动。发展就属于数量、性质方面运动、变化的范畴。应当说，发展是一种运动、变化，但不能反过来说运动、变化就是发展；尤其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发展决不是一般的运动、变化所能涵盖得了的，它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内涵。
在中世纪，发展基本上是在神学的框架下来理解和体现的。由于上帝是自然界和人间的造物主，因而世界万事万物的运动、发展莫不源于上帝。按照基督教的理念，人是生而有罪的，只有信奉上帝，接受末日审判，才能获得上帝的恩赐和救赎，重返千年王国。因此，所谓发展，不外是人自觉地反省自己的原罪，善于忍耐、节欲，以求上帝救赎的过程，是人通过努力力求抵达来世的彼岸的过程。这一过程无论就其发展目标、发展方式，还是就其发展动因、发展结局来说，都是预定的、无可更改的，人不过是执行上帝旨意的工具。
到了近代，发展才开始真正走出神学的樊篱走向现实生活。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不仅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而且具有了新的内涵。发展不光是对宏观世界运动、变化的表达与描述，同时具有了进步的含义。发展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知识的增长和人性的自由解放，人类进步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限于当时思想文化条件的限制，“发展”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受传统进化论的影响，自然进化成为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传统进化论的视野里，发展与进化基本上是同义语。“进化”的概念来源于拉丁文“evolutio”，原义为“展开”，一般用以指事物的逐渐变化、发展，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生物进化论最先将此词用于生物学研究中，认为一切生命形态都有其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生物最初就是从非生物发展过来的，现代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其共同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生物逐渐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家也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解释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在性质上与生物进化的过程是相同的，只不过更为复杂罢了。他们把社会发展看做一个趋向理想社会状态的进化过程，它表现为一种满足社会功能分化需要的结构分化，即人口的增长引起社会复合性的增加，社会复合性的增加又引起劳动分工的细密，从而导致社会从同质性向异质性、从强制性合作向自愿性合作、从军事组织向工业组织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所遵循的也是自由竞争、自然淘汰的法则。因此，近代社会的发展论基本上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研究人类生活的，进化论也就是发展论。
应当说，进化论相对于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用进化论来解释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显然是片面的。且不说社会历史的研究无法支持这样的解释，就是现代进化论也对传统进化观提出了强烈质疑。进化论发展到分子生物学阶段，已经不再突出生物进化由低到高的方向性，而是强调生物发展的随机性、多方向性和选择性。因为基因的突变和环境的选择在生物进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因的突变和重组可能引起物种的质变，环境的选择不仅具有保存作用，而且具有新的创造作用，导致新的进化方向和路线。所以，生物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呈现出种种特殊的复杂情况。除进步性发展外，生物界中还存在特化和退化现象。特化不同于全面的生物学的完善化，它是生物对于某种环境条件的特异适应，这种进化方向有利于一个方面的发展却减少了其他方面的适应性；退化则明显地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方向的逆转，根本无法代表进步的方向。这样，进步性并不成为进化的基本特征，也不是进化的本质。与进化相反，发展总是体现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运动，代表着进步的方向，不能把退化、下降也叫做发展。特别是在谈及社会发展时，谁也不会把社会的停滞、倒退看做正常的社会发展（当然，社会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并不总是直线发展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进化不等于发展，不等于进步。不能用进化观来代替发展观。
讲发展是一种进步，除了突出发展的前进、上升方向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层含义，这就是它所包含的价值论意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认为社会是发展还是不发展，发展得好还是坏，实际上就赋予发展以价值内涵了。为什么不把衰退、下降叫做发展？为什么不把单纯的经济增长叫做发展？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了。所谓发展不发展，并不仅仅是从客体自身发展的程度来界定的，而更主要地是从客体对主体，亦即发展的结果对发展主体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当社会历史活动的结果对人的发展是有益的、对社会进步是有利的时，那么，这样的社会历史活动就是发展的，否则就是不发展的。所以，发展理论所讲的发展，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发展，而是同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直接相关的社会发展。发展本身就包含着价值选择，因而是一个与价值密切相关的范畴。不能离开价值观来谈论发展和进步。这样讲，决不意味着发展只是价值观的范畴，而是旨在强调研究发展不能忽略其价值内涵。实际上，发展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价值性，因而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相应地，发展观也必然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只有按照这样的观点确立起来的发展理念，才是完整的发展理念。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发展，除了要正确地理解发展的深刻内涵外，还要正确地把握发展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要对发展的基本特点要有新认识，对发展的一般状况要有新阐释。发展，就其一般意义来说，是指在一定的起点上“发”与“展”的结合，前者指的是纵向的发育，后者指的是横向的扩展。但是，发展理论所讲的发展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这种一般理解上，必须从历史观的高度上加以新的认识。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并不是原有发展的简单延续与扩展，而是有其新的特殊的内容与形式，因而本质上属于新的创造。
第一，发展是一种新的重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起点上起步的，不可能离开原有的基础任意推进。就此而言，发展确实具有“似自然性”。但是，社会发展毕竟不同于自然界的发展，它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人的创造的产物。真正称得上“发展”的发展不是仅仅在原有的轨道上按照原有的方式、方法和原有的价值目标向前延伸的，而是在遵循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按照新的目标、要求对发展的方式和形式加以重组，从而形成新的发展范式或发展模式，使发展快速推进的。诚如列宁所说，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重组尽管涉及的内容很多，但主要牵涉到这样一些基本的方面：一是运作方式的重组。发展速度的快慢、发展结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方式或运作机制。不同的运作方式，造成不同的发展结局，带来不同的发展后果。现代社会的发展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之所以不同于此前的发展，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运作方式的不同。正是经济运作方式的重组即市场机制的确立，才使我国的发展得到了重新转轨定向，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要推进发展，必须重视对发展机制的研究。二是发展规则的重组。发展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规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就是各种规则的一种新组合。像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就是计划生产规则、平均分配规则、资源统一调拨规则、垂直管理规则等的耦合，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则是市场规则、平等竞争规则、利益激励规则、按劳动和生产要素分配规则等新规则的组合。正是这种新的组合，构成了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适时地调整和重组发展的规则，正是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是发展中各种关系的重组。发展离不开各种社会关系，发展就是各种关系交互作用的产物。发展的程度越高，其关系也就越复杂。各种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制约着发展。因此，发展就意味着各种关系的调整，意味着新的关系体系的建立。
第二，发展是一种创新。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一种新质的形成。尤其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仅仅延续原有的量的扩张的老路，固守原有发展模式，发展没有多大的指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发展观上确立起创新的理念，用创新引导发展。这里讲的创新，并不是一般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而主要是指发展整体思路、总体内容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性发展，不仅是原有发展水平的重大提升，而且是原有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不仅是新的发展因素的增加，而且是发展内容新的调整；不仅是原来未被关注的东西得以彰显，而且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大量的新东西以影响和控制发展；不仅是原有发展格局的某种变动，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体跃迁。这样的发展本质上是创新，发展与创新难舍难分。事实上，面对新世纪，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离开了创新，很难谈论什么发展。而且，创新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的手段，同时要把它看做发展的基本规定，或者说，发展就是创新。只有在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战略、发展的方法和措施等基本方面都得到新的变革和完善并得到有效整合之后，发展才会有新的起色。
所谓科学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使发展既合规律又合目的。发展应具有合规律性。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系统的、综合的、整体性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在人类社会的整体运行过程中，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失去了最基础的条件，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发展进步。但是，经济增长也要以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为制度前提、精神动力和社会条件。因此，我们在谋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精神动力、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支持。
发展应具有合目的性。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和根本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能动的因素。同时，人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满足，人的各种潜能的发挥，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在发展机会和权利问题上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切实保障最大多数人需要的满足。
坚持科学发展，主要表现为发展观念的科学、发展模式的科学、发展内容的科学以及作为发展介质的体制机制的科学。因此，要做到科学发展，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发生大的起伏；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既要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真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着力自主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必须切实注重统筹协调，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全国人民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不断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保障。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位的，其实质就是更快更好地发展，确立了发展的权利。这与资产阶级借口可持续发展而剥夺发展中国家权利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科学发展观建立在牢固的社会主义立场上。人民群众的立场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这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是实行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强调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不仅主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把人作为一切发展的核心、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还远远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社会的状态，但是我们的理论反映了这一理想社会的原则要求。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五句话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前提，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才能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而反过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又会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更好更快地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科学发展观又强调“五个统筹”，这体现了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体现了公平的根本要求。同时，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五个统筹”，实质上就是公平的要求在这五个关系中的具体化，是公平要求的具体体现。另外，科学发展观不仅强调协调全面的发展，还强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把公平的要求扩大到代际之间，指出现在的发展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
在中国，是邓小平首先在发展理论的特有含义上把“发展”这一术语引用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早在1984年，他在谈到中国的内外政策时指出，中国国内政策的目标是要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把中国的发展看做摆脱贫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1985年，他提出，现在世界上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所谓南北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怎样再发展的问题。这即是说发展问题实质是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一步，他把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做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个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目标。1986年，他在接见外宾的时候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来宾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此后，他强调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在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对“发展”概念也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比如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就主张，应当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框架来看待发展，把发展理解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过渡，虽然这一过渡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加快向现代化社会的有序转变；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探索现代社会的自身完善与持续发展。因此，他强调指出：“社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可以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发展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已经逐渐取得了认同。但是，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当时还局限于实现工业化，及其在工业化基础上所发生的社会变迁过程。但是，在21世纪到来之际，人类社会正在加速从工业社会向以信息为主导、以互联网等先进传媒为载体、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信息社会过渡，信息技术逐步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它宣告了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表明，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通过信息革命由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跃迁过程。显然，在今天如果把发展、把现代化的理解仍然局限于在实现工业化基础上的社会转型，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共产党人紧跟时代进步潮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及时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对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做出了与时俱进的新回答。十六大报告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指出21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强调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发展理应随之被理解为不仅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而且包括工业化之后的信息化过程，以及在工业化和信息化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科学揭示了发展的内涵，而且根据时代变化对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方位做出了科学判定，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一是改革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社会，批评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他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认为它们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比斯大林的“完全适应”观点，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对“又相矛盾”是什么，一直没有找准，因而生产力长期解放不出来。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找到了“又相矛盾”的症结，这就是体制，也就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长期不改革已经僵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把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认为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但是，体现基本制度的具体制度即体制有弊端，必须改革。这一区分，具有重大意义。如不区分，把二者混同，要么不改革，僵化的体制继续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么改革，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改掉。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邓小平从二战后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生产力发展都比较迅速中获得启发，经过深入研究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从而打破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科学论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继续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践证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从第二个层次即体制上解放生产力。没有这个层次的解放生产力，我国20多年的改革就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
二是开放发展。我国是一个大国，发展必须奠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是，自力更生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建设。在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发展。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更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亮点，是创立经济特区。特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到目前为止，外商在我国投资总额已达到6000亿美元以上。从改革开放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外经外贸，2005年进出口总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是1978年的68倍。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对西方糟粕的东西，我们应剔除，绝对不能学。中国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是合作与发展。开放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三是科学发展。现在，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面对时代重大课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洞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我们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体现了实践发展的需要，是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从而切实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实施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掀起了两大潮流，一是改革潮流，二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潮流。这两个潮流从体制和生产力两个层面推动世界急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面貌和人类生活。在当代，“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日益缩短，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两弹一星”、航天技术等尖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这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面对这种形势和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发展科技离不开教育。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培养人才，没有人才是搞不好建设的。当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智力开发，增加智力投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八个字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教育中“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以考试成绩论高低和学生中“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严重。为此，应当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增强民族创造能力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上来。
四是稳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稳定。我国正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思想观念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邓小平指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动乱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反之，凡是发展快的国家无不得益于社会的稳定。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需要抓住如下几个重要环节。一是政策要有连续性。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否则人们就会无所适从，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不稳。二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改革进一步促进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更大发展。发展，反过来促进改革，它又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稳定，是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时候都应注意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群众的可承受程度。三是要坚持社会公平。在改革中，出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差距不能过大，否则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四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着眼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怎么样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
五是和平发展。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建设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为我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那时，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外交政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这一世界主题的转换，不失时机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经过20多年的大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世人关注的国家。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心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发展方法和途径方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各国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积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同与尊重。
六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说的是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我们党在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从两个文明建设和三个文明建设，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四位一体”的建设思路，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人口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治建设，主要是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搞好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改革政治体制，使权力结构合理化，便于对权力制约和监督；加强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化建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社会建设，主要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一个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个经济结构上竖立起来的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与这些经济、政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确立，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它对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七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发展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人和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尾中这样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人们把这段话称为“自由人联合体”。1894年意大利友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请他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恩格斯回答他，就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这段话，此外，再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了。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思想遭到误解和曲解，一个时期“人”、“人性”、“人道”、“人道主义”几乎成为“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人是最高价值的理念。江泽民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脚踏实地地推进人的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重要的位置。“本”就是事物的本源或根基，“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发展作为根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发展的实质，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这就是说，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与我国历史上的民本主义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不同。民本主义是以民权反对皇权，人本主义是以人权反对神权（君权神授）。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针对的是传统的发展观，其科学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人对物，即不能只见物不见人，把发展仅看成是经济快速运行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二是民对官，要摆正社会主人和社会公仆的关系，真正实现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变“官本位”为“民本位”。总起来说，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当前，我们要十分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要把着力点放在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身上，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认识高度来重视亲民爱民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