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发展不仅要与现存的自然条件相适应，也要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解释，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不是一般地要求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实现植根于现代文明之上的“天人合一”。简言之，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如果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视角来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发展，那么可以说，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迄今最高的文明形态。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颖状态，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和升华。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生态的组成要素之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建设生态文明，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自身是生态文明的主体，处于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地位。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极地无所作为。换言之，“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也同样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也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归宿。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就是经济与社会、地区与地区、城市与农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今人与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整体的进步，既包括社会关系方面的进步，也包括自然关系方面的进步。进而言之，科学发展观既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它表现为物质文明的进步；要求人民民主权利的增加和民主程度的提高，它表现为政治文明的进步；要求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它表现为精神文明的进步；也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它表现为生态文明的进步。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方面的所有进步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类既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也不可能有高度的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最深刻的生存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另一方面，人类自身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必须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人类的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一杆基本标尺。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内在地要求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内在地包含着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
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方面，它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人口素质状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条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要把发展作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建设的基本手段，通过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的自然生态代价。正如中央所要求的，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其他远景发展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有机地整合起来，互相协调，整体推进。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治国理政、富国安邦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而且包括生态环境建设，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根本意义的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时，坚持社会视角和自然视角的统一，既周密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同时科学地揭示了这两种关系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联系。他们深刻地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必须坚决地摒弃“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必须尊重和珍爱自然，把“风景如画的山野和森林”看做人类“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提供者，看做保证人类生理和心理健康的“伟大神医”；必须自觉地“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植根于丰厚肥沃的土壤，不断绽放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然而人类文明史的进程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教训。在人类社会的阶级冲突日趋激烈的同时，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在19世纪的西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冲突和矛盾已经对整个社会构成巨大威胁，造成灾难性的恶果。这是一道摆在人类面前的世界性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承担了破解这一历史难题的使命。他们以卓越的理论创见拨开种种思想迷雾，从而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们全面地研究了人类历史，特别是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用唯物史观重新审视历史事实，重新评价历史文献。他们不仅研读人文科学著作，而且仔细阅读自然科学著作，包括弗腊斯以及其他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的论述。在彻底批判和摒弃唯心史观的基础上，他们指出，文明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抗过程”，人类完全有可能在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求得发展与进步。人类文明之所以同自然生态发生“对抗”，无法“和解”，从而遭遇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述了这种卓越的见解，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原始的土地公有，一方面同眼界极短浅的自然科学著作，包括弗腊斯以及其他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的论述。在彻底批判和摒弃唯心史观的基础上，他们指出，文明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抗过程”，人类完全有可能在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求得发展与进步。人类文明之所以同自然生态发生“对抗”，无法“和解”，从而遭遇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述了这种卓越的见解，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原始的土地公有，一方面同眼界极短浅的人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为应付这种原始经济的意外的灾祸提供了某种周旋余地。这种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文明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因为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而根本不会顾及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根据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恩格斯也曾屡次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污染水源、毒化空气的事实。他以19世纪美洲森林的损毁为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他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的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方面深刻地分析了人类文明在生态方面遭遇困境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合乎逻辑地指出摆脱困境、走向光明的途径，那就是“对我们的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一句话，就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创建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重要特征之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种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灾难性弊病，因为在这个崭新的制度下，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人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要使人与自然从“对抗”转变为“和解”，还需要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认真的探索。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句经典名言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适用于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恩格斯看来，面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人们有可能自觉地对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行为逐步实行彻底的变革，同时对自身的伦理观念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自觉进行相应的反思和更新；人们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坚决杜绝以往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穷奢极欲的挥霍之风，渐渐学会认清自己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种影响，以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共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健康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以满腔的热情憧憬和展望社会主义社会：“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发达国家上百年遭遇的环境问题在中国20年内集中出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严重制约着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但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要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社会共识，就需要倡导一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就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实践及人类最新发展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形态转型的潮流，将极大地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
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为社会主义理论的融合提供了平台。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愿使本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不会承担全球的环境责任。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由于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生态文明也确实为社会主义回应全球性问题，比如生态危机、社会公平等问题，提供了想象空间。因为当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主义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阶级关系、生产力发展问题，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它们之间的融合，必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必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此，中国责无旁贷。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观是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与生态价值观对人本主义价值的肯定是一致的。以前的文明都以产生新的文明开始，以破坏人的生存环境，导致资源枯竭而告终，这既不利于当代人的生态安全，更影响着人类将来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持续生存。虽然满足了人类某时的某方面欲望，但并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着眼人类与自然整体协调发展，兼顾人类当前与长远利益，关注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并保持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的”。而“以人为本”又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可见，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换言之，“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全面、协调的发展观”与生态文化价值观对整体性价值的肯定是一致的。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都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主要是指人与自然和社会互相协调，共同进步，全面发展。从狩猎文明到现在的工业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侧重经济和物质的发展，而忽视社会、生态等方面。这一片面的强调，使得人与自然的不协调日甚一日，资源枯竭，环境不断恶化。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正是为这一破坏人与自然协调，遏制人类发展的难题而提出的。
再次，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在“共同进步”方面，也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可持续发展也坚持“代际公平”、“代内公平”等公平原则，同样体现共同进步的基本思想。
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基本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生态化表现，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生态文明的最终实现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