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绍兴县以轻纺工业为龙头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县域经济开始腾飞。群众纷纷将孩子从学校召回，送往企业打工挣钱。教育事业进入低谷。1985年《光明日报》头版以《鲁迅故乡文盲多》为题，报道了绍兴县的教育低谷现象，引起全县人民，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震惊。也正是从那时起，县委、县政府下决心，把教育放在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下势立茬去抓，并且迅速抓出了成效。很快在绍兴市和浙江省较早实现了高标准、高水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的普及工作也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近年来高考成绩一直居全市第二，连续五年实现了每年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在10名以上。”
2007年11月2日，我坐在绍兴县教育局会议室静听绍兴县教育局长介绍他们抓教育的经验。局长的介绍还在继续，我的思绪却飘向了远方：走遍中国所有地方，随处都可以听到，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说起他们的家乡，往往都会用“人杰地灵”这个成语来形容。作为留恋故土、热爱家乡的一种感情，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在道出这一成语的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真思考过名实相符的问题。然而，这一成语用于绍兴这块土地却再贴切不过了。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介绍绍兴教育，不能局限于教育，而要思考教育与文化的联系。
关于教育与文化的渊源关系，历来众说纷纭。有专家归纳为五种学说：第一、教育与文化是包容关系。即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或一个活动领域，文化具有支配教育的实施或理论的力量。第二、教育与文化是并列关系。即文化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延续过去人类经验、社会遗产，或社会传统的一个过程，而文化自身的发展，也是由种种的文化活动，来达到同一目的。从维护文化自身的持续与发展的角度来说，教育的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教育的内容就是文化的内容，教育的形式就是文化的形式。第三、教育与文化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教育的准则，取决于文化的内容，教育自身的发展，按文化的需要而不时修正；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成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基本任务，第四、教育与文化是互为影响的关系。即教育的实施影响着下一代的文化发展，使下一代具有适应文化变迁的态度和气氛，是未来的文化变动更为顺畅，教育是推动文化变迁的一种因素。第五、教育与文化是承前启后的关系。承前，是从教育对文化的延续来说的；启后，则是通过教育对文化的开创。
虽然，教育与文化都是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所以也难以完全精确地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不管哪一种认识，都不可否认教育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这种关系就越密切，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和制约就越深刻。
我不是教育学家，更不是文化学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对于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我没有能力把它研究得更深刻、更清晰，冥冥之中，我总感觉绍兴教育辉煌的背后，离不开他们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文化的强有力支撑，二者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一、石桥遗韵――链接文化与教育的纽带
绍兴多桥，据清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路图》记载，仅7.4平方公里的府城内，就有桥梁229座，平均每平方公里达31座，其密度是世界著名水城威尼斯的4.5倍。据1993年的一次调查统计，绍兴全市共有各式桥梁10610座，其中宋元明清时代的石桥604座，其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座。而市区与绍兴县的密度更大，为每平方公里3.43座，堪称全国之最。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有诗曰：“有水无山景不周，山重水复复何求。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
绍兴古城的石桥与民居总是情人一样不离不弃。一路走去，片片风景总是以桥串联，座座石桥总是与屋相邻。白墙黑瓦，远山近树，细雨小桥，流水人家，桥桥相映，水屋相连，勾勒出古城绍兴的一幅含蓄隽永的水墨长卷，江南水乡特有的清丽婉约都收拢在这幅长卷里了，顺着绍兴古城河边街巷，远望座座古藤缠绕的石桥，近观湾湾乌篷泊岸的静水，你分不清，是人在画中，还是画在景中。
绍兴星罗棋布的古桥，归拢来说。是历史进程的一面镜子；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标志；是淳朴敦厚民风的一种物化；是历代地方官员关心民间疾苦重视水利交通建设的一个丰碑；是历代文人墨客放飞诗情的一种场所；是承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亦是链接文化与教育的一个重要纽带。
“庄浪濠梁，巢步频湄，冥心真寄，千载同归。”这是王羲子的二子王凝子的《兰亭诗》，也是一首较早的咏桥诗。此后，历代文人墨客对绍兴石桥多有歌咏。
“溪户无人谷鸟飞，石桥横木挂蝉衣。”“迟客疏林下，斜溪小艇通。野桥连寺月，高竹半楼风……”这是唐代诗人赵嘏笔下的野桥。
“溪上还珠太守家，小桥斜跨碧流沙。清风不共门墙改，长与寒泉起浪花。”这是宋代诗人华镇笔下的还珠桥。
“灵汜桥边多伤感，分明湖派绕回塘。岸花前后闻幽鸟，湖月高地怨绿杨，”这是唐代诗人李绅笔下的灵汜桥。
“雨细穿梅坞，风和上柳桥。”“忽然来到柳桥下，露湿蓼花红一溪，”“柳桥南北弄烟霏，门不常关客自稀”。这是陆游笔下的柳桥。
“湖水绿于染，野花红欲燃，小店开新酒，平桥上画船。”“陌上歌呼簪稻穗，桥边灯火卖官醅。”“春来无处不春风，偏在湖边柳色中。”“小市易散无人行，茫茫湖桥惟月明，”这是陆游笔下的跨湖桥。
“六树梨花打百球，昔年曾记柳桥头。娇来靥靥西施粉，冷伴年年燕子楼。”这是明代诗人徐渭笔下的柳桥。
“夹岸水烟蒲柳绿，鱼罾影里落斜阳。”这是清代文学大师李慈铭的雍乐桥。
“临水人家花夹岸，笛声吹来满虹桥。”这是李慈铭笔下的虹桥。
“西湾湖桥雨到时，四山烟景碧参差”。这是李慈铭笔下的跨湖桥。
“嵯娥削去两高峰，树影森森水更溶。翠浪千层流不尽，一桥深锁倩云封。”这是周未艾笔下的野桥。
“秦望奇峰北，天章古寺东。石桥跨惊漱，云屋丽层穹。”这是吴长文笔下的兰亭桥。
周作人在他的《河与桥》中更给绍兴文化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往昔居越中，吾爱河与桥，城中多水路，河小劣容？，曲折行屋后，舍橹但用篙，夏日河水干，两岸丈许高，洞桥如虹亘，石梁横空绕，亦常有过楼，步履声非遥，行行二三里，桥影错相交，既出水城门，风景变一朝，河港俄空阔，野板风萧萧，试立船头望，炉峰干云霄。”
这一座座石桥，承载着芬芳四溢的华彩诗章，承载着淳朴敦厚的传统文化，连接着历史与现代，更链接着文化与教育。桥，在这里真正发挥了其承上启下、发古启今的重要作用。
二、人杰地灵――丰富教育的内容
绍兴多名士，这是我去绍兴考察之前就已形成的概念。然而，那时我的记忆中能够回忆起的也就鲁迅、秋瑾、陆游、徐文长、周恩来等人。等到了绍兴地界，一走，一看，一听，一问，再买来几本介绍绍兴历史文化的书籍一读，顿时我为绍兴历史上的名人之多感到震撼，更为自己的无知感到脸红。
原来绍兴的名人太多，名望太高，一个鲁迅高居于文化之巅，它的光芒实在太强了，只是那些本来足有资格登上巅峰的文化伟人，只能屈居其下，以致我辈无知之徒几乎将他们忘记。
比如以一首千古绝唱《广陵散》名扬1700多年，成就一个悲壮的美学符号，以一杯浊酒，一架古琴、常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一起，笑傲山水，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在魏晋天空铺展出一道亮丽风景――“竹林七贤”，在中国文学史上崛起一座奇峰异秀――“魏晋风骨”的魏晋名士嵇康。
比如曾经做过唐玄宗礼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官至秘书监，一生超迈风流，倜傥不群、率性而为、自号“四明狂客”，86岁潇洒脱下红缨帽，辞官返乡，并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样流传1200多年诗句的唐代诗人贺知章。
比如依靠胸有成竹，足智多谋、指挥若定，沉着应战，用区区8万兵马，打败前秦苻坚90万大军，创下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典型战例――淝水之战的东晋政治家谢安。这个发生于绍兴的“东山再起”的故事，扭转了一段历史，成就了一代名士，联姻了文化政治，改写了历史，足足闻名于世1600多年。
比如坎坷一生、却不肯向命运低头、鄙视权贵、无论如何潦倒，也不愿与达官贵人交往，狂放一生，诙谐幽默，70岁生日自题画像诗云：“吾年十岁栽青藤，乃今稀年花甲藤。写图写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以自况的明代著名书画大师徐渭。
比如独领元季文坛风骚40多年的“诗坛领袖”杨维桢；留下“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千古绝唱的元代诗人、画家王冕；明末一代重量级绘画大师陈洪缓；1907年7月与秋瑾一起发动皖浙起义的中国近代革命家徐锡麟；比如集学贯中西，德高望重，刚直不阿，宁死不屈于一身，以一部《新人口论》光照千秋的现代学者马寅初。
总之，绍兴的名人太多太多，多到要一一把他们排列出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有三个超重量级的人物，我不得不重点介绍。
首先要介绍的是给中国文化留下“卧薪尝胆”这个成语的越王勾践。
位于绍兴城区西北隅，海拔74米，占地22公顷的府山，就是当年越国王宫，越王勾践在这里为王20多年。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就在如今绍兴市区西郭门外的迎恩门。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率三万将士攻吴，吴王率十万精兵迎战，两军相遇大椒（今江苏吴兴），结果越国大败，仅剩5000人保栖于会稽府山。
勾践听从了范蠡的“臣服求和之策”和文种的“卑辞厚礼之策”，终使夫差同意赦越罢兵归国。两年后，勾践就带着夫人与范蠡去了吴国。在吴三年，勾践口无怨言，面无恨色，居石室，着敝衣，割草喂马。他夫人提水、除粪、洒扫。就连尝夫差的粪便观其疾这种事也做了。
三年后，勾践回到越国，在卧龙山麓筑山阴小城，继而又筑山阴大城，苦身焦思，克己自责，置胆于坐，坐卧望胆，饮食尝胆。
当勾践在越国卧薪尝胆，身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彩，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时，吴国那里的夫差，正沉湎酒色，大兴宫室。
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在姑苏城被围困3年之后，终于再也熬不下去了，令公孙雄肉袒膝行，向越王乞和。历史颠倒了过来，22年前的一幕是那样清晰地出现在夫差眼前，夫差竟天真地想重蹈勾践当年的覆辙，但是没门，范蠡阻止了勾践欲放其行的举止。勾践于是再次鸣鼓进攻。夫差自知生还无望，遂拔剑自杀。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某电视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卧薪尝胆》，我想勾践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在勾践身上剑胆与兰心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广纳贤才，听得进不同意见，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他屈身事吴，卧薪尝胆，吃得起千般苦，受得起万般屈；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雄心在胸，壮志凌云；他运筹帷幄，知己知彼，克勤克俭，扬己之长，攻人之短。原来绍兴人知耻而后勇的精神是从勾践那里传下来的！
其次要介绍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王阳明故居，在绍兴市区王衙弄。王阳明的名字是和明代――一个开放的、气象宏大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明代造就了王阳明，王阳明辉煌了明代。而王阳明开创性的哲学思想“心学”无疑又丰厚了中国哲学史。
29岁的王阳明，一脸忧郁，告病归越，筑室修养，隔离俗世，渐悟佛道；31岁的王阳明，沉思郁闷，旧病复发，再回故居，重上宛委山，结庐阳明洞侧，默坐三年，了悟心性，潜心宋朱理学；40多岁的王阳明，冒着生命危险，从流放地贵州，潜回山阴老家，再次躲进宛委山苦读苦练。从京师到绍兴，两个轮回，从贵州到绍兴又是一个轮回，王阳明上下求索，衣带渐宽，心神憔悴，经历过生死离别，时功时罪的坎坷，感受过离愁别绪，蒙冤受屈的心碎，阳明心学伴随着苦难、愁绪、离合、理想、渴望渐渐成熟。50出头的王阳明从故居来到越中的稽山书院和余姚的龙泉寺天中阁设馆讲学，招收绍兴县及湖广、直隶、南赣等地学子300余人，又在绍兴城西郭门光相桥之东自立阳明书院，潜心“致良知”。
王阳明一生淡泊功名，可只一部他弟子镌刻的《传习录》就够了。他从未炫耀自己，他的文化创新精神，他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他的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操守，都铸就了他卓然独立的学者风范。难怪清乾隆皇帝曾御题“名世真才”。有这样“名世真才”的大儒做榜样，绍兴人的子孙后代怎能不发愤读书呢？
再次要说到蔡元培。蔡元培故居位于绍兴城内笔飞弄。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一代“稀有的人伦师表”，我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身后葬于孤岛香港，以另一种沉寂避世于喧闹与浮华，与他生前的谦和与质朴形成一种苍凉的比照。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和北大的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兼容并包”使北大具有别具一格的宏大气象。也正是“兼容并包”使得中国的学术在烽火连天、内忧外患的艰苦条件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生机。然而，“兼容并包”并不是蔡元培思想教育中的根本。在“兼容并包”的背后潜藏了蔡元培更为基本的思想倾向，那就是一种开放的心态，这种开放的心态不仅造就了蔡元培那“海纳百川”的宏大气度，更养成了他那放眼寰宇的战略眼光。它使蔡元培无论是在选人还是学科建设上都能左右逢源、高人一筹。这种局面的造成不能不归因于蔡元培那种开放的心态和胸襟。
有人说，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已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复返，动摇了多少权贵的根基，既非权贵亦非偶像的蔡元培先生却永远不减风采魅力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更有他的故乡人以他为碑，将它“兼容并包”的精神内涵和开放气度继承弘扬至今。
三、碧水云天――培养教育的厚土
常言说，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此话用在绍兴再贴切不过了。绍兴多桥，自然就隐喻着绍兴多水。
沃洲湖地处浙东天台山、四明山、会稽山三大名山的腹地，位于新昌东南部，是唐诗之路的主要风景区之一。白居易在他的《沃州山禅院记》中云：“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州、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居也。”此话一点也不过分。
公元326年，一个叫朱道潜的高僧首先发现这片山水，于东晋咸和年间归隐于此，后来支道林也来了、白寂然也来了，他们避世于沃洲湖，筑庐讲经。从此，峁山成了佛教圣地，他们皓首穷经，把西方的佛学在沃洲湖的山水中过滤了，独创宗派，自成一格，烘热了王宗佛教理论。这无疑是沃州对佛学的贡献，可以说，是沃洲湖的山水滋润了中国五宗佛教。沃州湖的山水太能致静了，景静致心静，方能至高境，临高界。而佛教需要的正是这种境界。没有了沃洲湖，没有了竺道潜、支道林来峁山隐居，中国佛教史就会缺失光彩夺目的一页，中国文化史就会缺失一代大家的传世名篇。
当然，没有了中国佛教的生根发芽，没有了晋唐两代的山水诗唱和，沃州湖也一定会显得单调乏味，浅显空虚。
没有支道林，就不会有孙绰、王羲之等十八位名士的优游唱和，中国山水诗就不会首先落脚在沃州湖。“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这首曾被明代的杨慎誉为“千古绝唱”的《陵峰采药触兴为诗》，已被诗学界称为中国第一首山水诗。他的作者就是白道酞。而给白道酞诗歌灵感的恰恰就是沃州湖。
据考证统计，东晋时期，游憩浙东的诗人有46位，占全国诗人总数的44%，其中有28%荡舟剡溪。此外，两晋共有诗僧14位，而单是东晋，就有5位在沃州，存诗22首，占全晋释门诗的67%。其中支道林一人的诗篇，就占两晋诗篇数的55%。
到了晋宋之际，沃洲湖上又走来了谢灵运。随后，当代诗人李白、杜甫、刘长卿等大批诗人接踵而来，沃州成了“浙东唐诗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它将唐诗带进了全盛时代的同时，也跻身进了唐诗的史册。记载在《全唐诗》中的诗人，有340人游历过沃州和天姥。《唐才子传》中收录的诗人，有174位到过这一带，仅歌咏沃洲湖山水风光的就有50多篇。
到了宋代，朱熹、石墩、姚佑、王鼎、陆可夫等诗人也慕唐代诗人，寻踪沃州山，翰墨游弋，诗文唱和，如此说来，沃洲湖就是一座诗山了。
位于绍兴城西1.5公里处，长127里，面积约206平方公里的鉴湖，更是绍兴的福气。1800多年来，鉴湖一直以绍兴形象代表的身份鹤立湖群。她的秀姿美色，更是令无数文人墨客竞折腰。这，只要读一读唐、宋两代人描写鉴湖的诗歌就知道了。
然而，最早认识鉴湖的却要追溯到晋人顾恺之。他自越返还，人问会稽之美，顾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蒸霞蔚。”其后，王羲之、谢安、孙绰，贺循、支循等士大夫联袂南来，或泛舟于湖中，或骑驴山阴道上，或雅集在兰亭。至此，鉴湖名声大振，成为唐诗之路的重要一站。李白、崔颢、刘长卿、李频、贺知章、孟浩然、李欣、王昌龄、白居易、元稹走一路吟一路。他们将鉴湖比作“月”、“镜”、“雪”，歌尽鉴湖秀色美景。
宋之问来越州写了七首诗，其中有六首就是描写鉴湖的，他笔下的鉴湖，水底寒云，无风自波，“流莺花际失”，“棹女弄春歌”，美不胜收。
陆游笔下的鉴湖，美色与风俗相容，秀姿与民情交织。
明朝著名性灵派文人张岱盛赞鉴湖为“名门闺淑”，而称西湖为“曲中名妓”。
绍兴水多，又各具特色。
比如位于绍兴城东52公里处的东湖，是古城绍兴景色最为奇特的一处游览胜地，具有极其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它以洞深、岩奇，湖洞相连，“虽出人工，宛自天开”为其特色，被誉为稽山镜水之缩影，兼具西子湖之秀丽，并享有“天下第一山水大盆景”之美誉。它与杭州西湖、嘉兴南湖并称为浙江三大名湖。
比如位于上虞市的白马湖。20世纪20年代初，上虞著名教育家经亨颐一眼看中这块风水宝地，动员同乡富商陈春澜出资20万元在白马湖畔创办了春晖中学，自任校长。
从此，白马湖畔相继走来了一批名人：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李叔同、杨贤江、冯三昧、匡互生、王任叔、范寿康、柳亚子、蔡元培、张闻天、何香凝、叶圣陶、陈望道、黄培炎、吴稚晖……他们或入住执教，或走马讲学，使这个面积不及西湖一半的白马湖，因有琅琅的书声相伴而多了一层平实和亲近。
绍兴水多不光止于湖，还有河。绍兴古运河及山阴古水道，是杭甬运河的重要部分。是我国有史以来记载的先秦古运河之一。在从杭州到宁波的100多公里长的古运河中，绍兴古运河是其中闪亮的明珠。绍兴县和市区的古运河长14.5公里，市区古运河长6公里左右。上述那么多文人墨客游览绍兴，大都是从这条古运河一路歌咏而来的。绍兴古运河也成为唐诗之路的起始点。
写到这里，我算真正明白了“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道理。说不清是因为绍兴的水太美，才吸引来那么多的文人墨客，还是因为有那么多文人墨客的到访，才使绍兴的水那么美。
自古山水相连，中国人喜欢水，也喜欢山。普通人最理想的居所是依山傍水。文人墨客更喜欢游玩嬉戏山水之间，歌舞唱和山水之域。绍兴多水，绍兴也不缺山，绍兴的每一座山都能验证“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名言。
比如位于上虞上浦镇境内的东山，就因为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东山再起”的典故而闻名于世。
比如位于诸暨市枫桥镇东北10公里全堂村的铁崖山，山高仅10余丈，因崖石峻立如铁而得名，更因元末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少年在此读书而为后人慕名。
比如介于曹娥江与浦阳江之间，为两江分水岭，其地域跨绍兴、上虞、嵊州、诸稽、萧山、浦江、义乌、东阳等市、县的会稽山脉。因相传大禹治水成功，接位后又在此山祭祀土地神，会盟诸侯，卒后亦葬于此山而名列中华九大名山之首，为后人瞻仰。
比如位于新昌东南儒岙镇，绵延10公里，方圆30公里的浙东名山天姥山。就因晋宋以后有支遁等十八高僧、王羲之等十八位名士在此游止雅集，因谢灵运登临，杜甫的归帆，李白的梦游，遂使天姥山成为文人墨客无限向往之地。
绍兴的山水太适合于隐居：灵秀、清丽、奇异、深邃！
绍兴的山水太适合于文化的滋长：历史悠久、传说众多，名人荟萃！
绍兴的山水太让人魂牵梦绕！
四、诗书流韵――厚重教育的底蕴
绍兴历史上有过多少震惊中外、流芳千古的著名诗、文、书、画，谁也说不准。有研究者统计，仅载入《全唐诗》来浙东的诗人有228人，其中有据可查尚漏载的有50多人，总计就有278人。这些诗人，多为唐代杰出诗人，他们大多顺着浙东运河而来，并在绍兴留下了千古绝唱。试想，浩浩数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文人墨客到过绍兴？留下多少诗文书画？谁又能将他们一一尽数？一代又一代，他们用惊世骇俗的文章，不断辉耀着绍兴文化的辉煌；用瑰丽其谲的诗篇丰富着绍兴的教育资源；用流芳千古的墨宝厚重着绍兴的教育底蕴。
了解绍兴的诗文书画，就是了解绍兴的文化。但是要了解绍兴的文化，我相信谁都绕不开鲁迅。并且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鲁迅。在中国文坛，没有一个作家能与鲁迅一样被奉为朝圣的对象，没有一个作家的故里能与鲁迅故里一样被视为至高的圣殿，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被那么大量选编到大、中、小学的教科书里，在中国河流中，没有一条河流能与环绕鲁迅故里那条不知名的小河一样，因为一个伟人而承载过那么多的赞叹。
我相信，对数以亿计、多少读过一点书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心目中的绍兴就是“鲁镇”，或者说“鲁镇”就是绍兴。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祝福》、《明天》、《故乡》、《狂人日记》等鲁迅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典型的生活环境中，认识“鲁镇”，认识绍兴的，虽说“鲁镇”有其名而无其实，但却蕴涵了旧时绍兴城镇的民族风情、建筑风韵，自然景观，也可以说是绍兴水乡的一个缩影。
鲁迅的作品，当今读过书的人谁都能说出一二，鲁迅的思想、鲁迅的人格，以及鲁迅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国界，有许多专家和学者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并且仍在继续研究着。
这里我想介绍另外一位并非绍兴籍、却为绍兴辉煌的文化史涂上浓墨重彩的东晋一代书圣王羲之。
地处绍兴城西南10多公里的兰亭，原本只是一处传说祭水的场面，永和九年（353年）上巳日（农历三月初三）王羲之邀约当时名士谢安，孙绰等亲朋侄子41人汇聚于此，行修禊之礼。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王羲之等人列坐于兰亭环溪的矮石上，将酒觞置于缓缓流动的清流中，讲好，酒觞停留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一首，诗不成，则罚酒三觞。在这次“雅集”的活动中，记有26人作诗37首。事后，王羲之酒兴方酣，便拿来茧纸鼠须，乘兴挥就《兰亭集序》。
序文共342字，字字珠玑，美文天成。那神来之笔，“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阙，”又似“清风出袖，明月入怀”。气韵在纸面上流淌，哲思在行云流水间凝聚。《兰亭集序》的文辞与翰墨同时抵达了艺术的极致。那一年，王羲之正好50岁。
有人说，《兰亭集序》正是用书法的形式，达到了一种生命意识和精神的“无我之境”，用书法的空间开拓了一种诗意气象和性情飞扬的空间，《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的生命高峰。
有人说，《兰亭集序》使书法空间形式上升到生命意象形式，上升到超越于法度与规则之上的“无我境界”，给中国书法盖上了一颗“高深莫测”的印章，给民族文化别上了一枚审美无限的徽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兰亭集序》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我不是专家，没有能力评说这种影响，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十分关心《兰亭集序》对绍兴的子孙后代有什么影响。
《兰亭集序》使绍兴名声大振，也使绍兴的书法家们不敢怠慢，他们上承永和遗风，肩负历史使命，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于是，全国性的重大展览总有绍兴书家的作品，全国重大书法比赛绍兴每每有奖。2004年，青年书法家何来胜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首届兰亭书法奖”。
据统计，绍兴已有中国书法协会会员52位，浙江省书法协会会员217位，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算，在全国也可算是遥遥领先。德高望重的老书法家，功力非凡的中年书法家，异军突起的青年书法家，初见规模的书法新苗，同沐永和之风，共求翰墨精华，把兰亭这片永和的天空，辉映得更加光彩夺目。
到这里，我们断断续续，蜻蜓点水式的介绍，涉及绍兴地界的诗文书画已经不少了。让我们再把目光向下，去关注一下绍兴的民间文化吧。想到这里，我实在搞不清，是绍兴这里的山水孕育了那么多惊世骇俗的诗书，还是因为那么多惊世骇俗的诗书流韵滋润了绍兴的山山水水。总之，绍兴民间的普通百姓中，同样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艺术细胞。
1906年3月17日，嵊州甘霖乡东王村的李世泉、高炳火、李茂正等“落地唱书”艺人，在几只稻桶和几扇门板搭成的草台上，演出大戏《双金龙》和小戏《十件头》，虽只笃鼓檀板，按拍击节，却惊天动地，余音绕梁，三日不散。那清丽婉转的唱腔，敲响了越剧诞生的黄钟大吕。
从此，从水乡土壤中破土而出的越剧，从嵊州的东王村出发，一路浩歌，势如破竹。从嵊州农村草台上的“小歌班”到上海大舞台上的女子越剧；从简单的田间地头说唱，到完美的戏曲精品艺术；从“三花一娟”、“舞台十姐妹”，到百花齐放，流派纷呈（据说越剧有13个流派）东王村的星星之火，燎原全国，用水乡人特有的坚韧，唱响了一个崭新的剧种，越剧从此登上了全国第二大剧种的宝座。越剧因此成了嵊州乃至绍兴的一张价值连城的金名片。人们说到绍兴，就不能不说起越剧；说到越剧，就不能不想绍兴。
越剧是含蓄的、湿润的、柔糯的。只有绍兴那片山水能够孕育这样的剧种。
越剧的风格是细腻抒情的，是富于诗情画意的。只有绍兴那样的文化才能诞生这样的艺术。
但是，如果据此就推断绍兴那样的山水、文化，就只能孕育越剧这样缠绵悱恻的艺术，那就大错特错了。绍兴照样不乏慷慨激昂的艺术。
鲁迅的《阿Q正传》中关于阿Q有两处细节描写，第一处是阿Q见位在王胡之下的小D竟谋了他的饭碗，他气愤地走着的时候，忽然将手一扬，唱道：
“我手持钢鞭将你打”
第二处是阿Q宣布“投降”革命之后，有一段自吟自唱；
“好，我要什么就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得得，锵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悔不该，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持钢鞭将你打”
阿Q唱的是绍剧，即绍兴乱弹，俗称绍兴大班。鲁迅笔下的社戏即指绍剧。
据说绍剧有300多年历史，400多个剧目，各类演出班子不下几百个，从艺人员多达几万人，著名演员不下几十。
400多个绍剧剧目中，最著名的要算绍剧猴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57年绍剧世家章家第三代绍剧演员章宗义（六龄童）与第四代绍剧演员小六龄童进京同台献演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兴奋地一跃上台，双手抱起小六龄童，留下了绍剧珍贵的一瞬。1961年，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再度赴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周恩来、陈毅、贺龙、罗瑞卿、郭沫若，这些中国政界、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集中起来观看这部绍剧，足见绍剧的魅力有多大。
1961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彩色故事片。此后轰动全球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再次把绍剧猴戏的精华发挥到了极致。
总之，从古到今，从高雅殿堂到田间地头，绍兴的山山水水之间，始终都飘动着一股浓香四溢的诗书流韵，是绍兴的子孙后代永远享受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五、书香浓浓――传承教育的流风
一个地方的文化繁荣，自然会让人联想到这里的教育发达。因为，文化水准的高下，往往是衡量教育水平的一个标尺，而教育水平的高低，往往又是奠定文化水准的基础。
绍兴的教育流风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历久弥新。绍兴的文化名人，大多同时都是教育专家，尤以王阳明、蔡元培、鲁迅为最。他们对于教育的意义和贡献，不亚于、甚至高过对文化的意义和贡献。上述白马湖畔的一个春晖中学，历史上就有过那么多中国大师级的教育专家执教，足以代表绍兴教育的一个标高。有那么多著名教育家在绍兴执教，自然绍兴会出那么多著名教育家。
我记不清哪位文化巨人说过一句话：大学之大，不在于校园面积大小，而在于拥有大师级老师多少。此话不谬。中国历来研究家研究一个地方的教育文化，往往会把目光投向三个方向；一是大师级的老师；二是藏书楼；三是书院。绍兴地界出过和来此执教的大师级老师已经够多了，而绍兴同样不缺藏书楼和书院。
位于绍兴城区胜利西路的古越藏书楼，是清光绪二十六至二十八年（1900―1902），乡绅徐树兰独家捐资“银三万三千九百六十余两”，购地1066平方米，在自己家乡绍兴府城古贡院创办的。光绪三十六年（1904）正式向读者开放的，是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可容60人阅览。
1902年，也就是古越藏书楼建成的那年，徐树兰亲拟《古越藏书楼章程》，藏书总数达到7万多卷，所编《古越藏书楼书目》就有35卷之多。但为之心力交瘁的徐树兰，也在这一年一病不起。5月的一天，弥留之际的徐树兰邀集绍兴绅士、翰林院编修马传煦等，出示亲手拟写的给朝廷的呈文、藏书楼章程、书目和楼图。接着把儿子元钊、尔谷叫到床前，嘱其抓紧藏书楼的事，早日向公众开放，又令其承诺每年捐洋1000元，作为藏书楼的开办费，言毕瞑目。
古越藏书楼对中国文化、教育，乃至中国历史的贡献有多大。有人这样说：如果没有徐树兰对蔡元培的关爱，中国也许要少一位“学界泰斗”；李大钊、陈独秀也许不会进北大当教授，中国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也许不会诞生在北大；鲁迅这些绍兴老乡后来也许因得不到蔡元培的推举而名不出绍兴，中国也许就会少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
上世纪20年代，钱玄同、范文澜等一个个学界名流，都是身绕古越藏书楼的书香从绍兴走出去的。张謇在古越藏书楼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一年（1904年）亲撰《古越藏书楼记》，盛赞徐树兰“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楼成，其乡之人大欢”。并自称，“亦欲效先生之所为，而亦欲海内藏书家皆仿先生之所为也”。
以后张謇即创办南通图书馆，长沙亦开办湖南图书馆。在古越藏书楼建成后的10年间，创办公共藏书楼、公共图书馆蔚然成风。
这使我想到了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的散文《风雨天一阁》。天一阁是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幢藏书楼，和古越藏书楼相距不过百公里。同样是藏书楼，二者的区别可大了；其一，古越藏书楼的主人徐树兰，临去之前交待儿子，要将藏书楼早日向公众开放。天一阁的主人范钦，临终之前却将白银万两和藏书楼一分为二，任两个儿子选其一半继承。一个视藏书楼为公有资产，一个视藏书楼为私人的遗产。其二，古越藏书楼从建成之日起就面向大众开放。天一阁却只有黄宗羲类的大学者才能登临，不要说普通读书人，即使范氏本族也不得入内，违者还有极为严厉的责罚。所以，一个是文化教育资源，一个是稀世珍宝。
于是我想，也许古越藏书楼的规模不及天一阁，但前者的影响却比后者大；也许古越藏书楼的藏书不及天一阁的珍贵，但前者发挥的作用无疑比后者大；也许在中国文化史上，天一阁比古越藏书楼名气更大，地位更高，意义更为深远，但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明显前者不及后者。
在中国教育史上，书院之于中国教育薪火的延续、弘扬、昌兴的地位和作用，是历来学者谁都不敢小觑的。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书院不计其数，绍兴的蕺山书院是其中之一。
蕺山书院，位于绍兴地区东北部的蕺山之上。相传越王勾践为报仇雪耻，常到此山采蕺草以自励，山因此得名。山上，今蕺山中心小学所在地，为蕺山书院旧址，南宋孝宗乾道年间，理学大师韩度曾在此结庐讲学，名“蕺山先生”。明末刘宗周罢官归里，在此讲学，被称为“蕺山先生”。黄宗羲、祁彪佳等曾就读于此，为刘宗周的得意门生。清初，知府俞卿赎回旧书院，重新扩建为“蕺山书院”。清未，在院旧址创办山阴县学堂，徐锡麟曾主持该学堂，范文澜、陈建功为该学堂的高才生。蕺山有“王羲之故宅”和“董昌生祠题记”刻石，为绍兴市文物保护单位。
蕺山书院被誉为“浙东学派”的“蕺山学派”的发端地，曾以文气蔚然，学风严谨而闻名。“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刘宗周的名气最早就是从这个书院的院墙飘出去的。明代，有中丞徐如翰书院，刘宗周革职削籍回乡时，曾在此讲学。时书院改名“蕺里书院”。清代，书院一度为戏曲艺人所占，号老郎庙，供唐明皇像。清康熙五十五年（1976）知府俞卿捐俸五十金，赎回书院房屋，重建书院，名为“蕺山书院”，内设“刘宗周先生讲堂”和“刘宗周祠”。此后，书院直至清末，历两百年不衰。期间著名学者蒋士铨、全祖望、李慈铭等曾在书院任山长或主讲。清末，书院改为山阴县学堂，徐锡麟曾执教于此。范文澜、陈建功、许钦文等先后在此就读。
宗孔孟之学，赋《大学》的“诚意”之道和《中庸》的“慎独”之功以新意，一个刘宗周烤热了整座蕺山，一个蕺山书院催生了一个“浙东学派”。黄宗羲、陈确、张履祥、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一拨又一拨的学者负笈而来，把理想和哲思留在了蕺山之巅。书院则成了他们人格精神恣肆飞扬的场所。今天的蕺山书院，让人不禁生出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拜，这种崇拜不仅是面对着一种超拔卓绝的建树，更是面对着一种人生的风范。
对绍兴教育的神思磕磕绊绊至此算告一段落。老实说，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篇文章。时断时续，历时月余，中途几次欲辍笔作罢。原因有二：一是我的目的在于介绍绍兴教育，如此写来是不是有离题太远之嫌；二是绍兴的许多地方我并未亲历，很多资料都是间接得来，是否存在诓骗之疑。但是最终还是和读者见面了，自我解释是：教育和文化总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有着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缘。绍兴的许多地方我虽未亲历，但一些地方我还是去过的，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感受是百分之百真实的，似乎不存在诓骗。再者所引之间接资料，均来自权威人士之说，也似乎可以自慰。至于读者诸君如何评说，只好悉听尊便了。
主要参考书目：
①《社会蜕变中的台湾学校文化》李国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②《文化圣旅》郑休白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