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0月4日这天，载沣起得很早，命人备好轿子，去白米斜街看望病入膏肓的老臣张之洞。他对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载沣走后，傍晚6点钟，一直卧床不起的张之洞突然坐起，下床，换衣服，又继续睡。再次躺在床上的张之洞全身发热，大汗淋漓。晚上11点，张家诸子个个跪在父亲床前，聆听父亲的最后吩咐。张之洞反复告诫他的后代，要他们“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张家诸子泣不成声，张之洞叫他们不要哭，说：“我的一生，学术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说完，张之洞叹了一口气。不久，就合上双眼，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张之洞走了，带着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的荣耀走了。他的一生经过道光年、咸丰年、同治年、光绪年、宣统年五个变化多端的时代。他活着的七十二年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接踵而来，他本人由旁观到参与，由激愤到持重，成为无可争议的时代弄潮儿。他是那个时代最有精神的学问家，亦是那个时代最有精神的政治家。他的死无疑是大清帝国的遗憾。从此，大清帝国再也没有一个像张之洞这样能够无限忠于大清、无限忠于他的事业的人。大清帝国，这艘庞大无比的航船，没有了张之洞，将会驶向何方呢？
张之洞死后两个月，另一个老臣孙家鼐也死了。如果人们可以让时光倒流，逆着时序回头看，1908年光绪和慈禧去世，王文韶去世，1904年翁同龢去世，1903年荣禄去世，1902年刘坤一去世，1901年李鸿章去世……短短九年时间，一个又一个老成持重、忠心耿耿的重臣相继去世，他们留下的权位可以由年轻人很快补上，但他们的权威却一时没人能够补回来。袁世凯是个唯一存在的既有权位又有权威的人物，然而，他的权位和权威却对刚刚上台的摄政王载沣构成了巨大威胁。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知道，要是扳不倒袁世凯，他这个摄政王永远只是个傀儡。于是，他以一种不能让人信服的方式把袁世凯赶出京城，又同样以另一种更不能让人信服的方式让他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分别掌管帝国陆军和帝国海军。载沣时年25岁上下，这个年纪不可能让他具有令人放心的执政经验，当然也就积累不了让人信服的权威。一个没有权威的执政者，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上台就打倒他的政敌，又任人唯亲，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张之洞生前忧心忡忡，曾经力劝载沣不要提拔自己的两个弟弟，载沣不听。张之洞一死，能够在载沣面前说话的重臣几乎没有，而载沣面临的局势是全国各地一片时起时伏的宪政浪涛声。速开国会，速设议院等等，立宪派叫喊出来的口号都带一个“速”字，催促帝国快马加鞭，全速冲刺，跃进一个宪政时代。
宪政的具体开端是各省纷纷建立咨议局。
《咨议局章程》规定：“咨议局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这条规定表明，咨议局不是地方的权力机关，而是各省的民意机构，相当于各省议会，用来监督各省地方政府的。
咨议局的职权很大，包括：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议决本省岁出入预决算、税法及公债、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事件；负责资政院议员之选举；申复资政院和督抚之咨询；公断和解本省自治会之争议，收受本省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等。虽然，咨议局议决出来的内容必须经地方督抚批准才管用，但地方督抚想要做什么，如果没有得到咨议局的同意，也不能做下去。这样一来，咨议局便成为能够与地方督抚并驾齐驱的权力中心。无形中，集权的力量分散了，民主的力量凸显出来。
咨议局议员的选举，根据《咨议局章程》的规定，凡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25岁以上，具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咨议局议员之权：
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
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同时，《章程》还附加一条：凡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在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亦得有选举咨议局议员之权。
根据这样的规定，能当选咨议局议员的都是各省士绅官商的头面人物。于是，咨议局便成为各省士绅官商集聚荟萃的场所。如果上溯历史，中国民间社会的管理模式，从古到今一直都由朝廷派来的官员跟地方士绅共同维系。现在咨议局出现了，地方士绅便能够从各个零散的角落走到一起来，聚合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远比他们各自分散在角落里的力量大。如此一来，咨议局实际上便成为地方的权力中心，督抚的作用变小了。如果弄不好，地方咨议局站起来跟朝廷对抗，朝廷对它也没有办法。它如果闹分裂，朝廷亦只能听之任之。
咨议局在各省一建立，立即成为各省立宪派的中心。各省的立宪派都认为慈禧太后生前制定的九年预备立宪时间太长了，要加速立宪，加速开国会。
但从今天来看，这个九年期的立宪时间表似乎是可行的。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理解，以为是朝廷在拖延时间。张謇曾经怀疑过慈禧太后实施宪政的诚意。载沣上台以后，他对慈禧太后的既定立宪政策一成不变地继承着，张謇对此十分不满，决心运用他的人望和巨大的影响力来加速朝廷的立宪进程！
1909年10月14日，江苏咨议局成立，张謇当选咨议局议长。议长张謇雄心勃勃，跟江苏省巡抚瑞瀓、咨议局议员雷奋、孟昭常、杨廷栋、许鼎霖等人，在咨议局开会的前一天，拟定了一项惊人的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部分同时进行：由瑞瀓出面联合各省督抚要求朝廷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朝廷迅速召开国会。当天下午，江苏省咨议局开茶话会招待议员，议员们个个激动异常，纷纷登台发表演说：“中国外交失败，内政不修，非联合各省速开国会不可！”
11月初，张謇亲自去了一趟杭州，取得了浙江巡抚曾韫和省咨议局议长汤寿潜的大力支持。这使张謇信心大增。其后，江苏咨议局议员杨廷栋、孟昭常、方还等人分头出发，分赴全国南北各省，以国事日危，9年立宪期限太长，要求各省咨议局派出代表，到上海开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催促朝廷迅速召开国会。湖南长沙修业学校有个32岁的教师叫徐特立（毛泽东的老师），听说上海那边有人搞国会请愿运动，一时热血沸腾，竟然拿刀割掉自己左手的小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血淋淋的大字。写完之后，当场晕倒。当时的人们惊呆了，他的热血换来了一片欢呼和喝彩。
12月18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福建、山东、直隶、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16省咨议局代表50多人齐聚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会上，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向各省代表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顿时，整个会场像炸开了锅，群情激动，代表们纷纷挥泪大叫：这次请愿不请则已，请必于成，不成不返！有的代表甚至极端地表示：“如请愿不成，当负斧踬死阙下！”
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情讨论和酝酿，16省代表决定派员到北京直接向朝廷请愿。临行前，张謇信心满满，连夜改定《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并设宴饯行，作壮行书《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
闻诸立宪国之得有国会也，人民或以身命相搏，事虽过激，而其意则诚。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
1910年1月，代表们在热烈的欢送声中离开上海，溯江而上，途经安庆、汉口，又受到安徽、湖北各团体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最后沿京汉铁路北上。
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旅行，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火车站。于是，一场由南方开始的请愿运动，已经进入了北京的政治中心。他们将会掀起什么样的运动呢？
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33人，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正式向都察院呈递了速开国会的请愿书，要求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都察院是监察机关，通过它把请愿书传奏朝廷，是一个正当和正规的途径。但是，都察院一开始就把代表们的请愿书给压了下来，拖到28日，摄政王载沣已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其中的一些情况，当面警告都察院御史张英麟，不准再拖延时间了，张英麟才将请愿书上奏给朝廷军机处。
摄政王载沣读了代表们的请愿书之后，感到事情重大，不敢自作主张，跟军机大臣们仔细探讨，大家的意见一致认为：缩短年限徒滋纷扰，应对请愿给予拒绝。于是，摄政王载沣于1月30日小心翼翼地颁布一道上谕，一面赞赏代表们的爱国热忱，一面给代表们解释说：“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实足为宪政前程之累。”载沣又进一步耐心地说：“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夫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现在各省咨议局均已举行，明年资政院亦即开办，所以为议院基础者，俱在于此。”
这是载沣的心里话，这番心里话体现了一个当政者的苦楚。载沣这番话，我们今天回头去看，仍觉得似乎也有道理。但可惜的是，已经被激情所笼罩的代表们体会不到一个当政者的苦心。载沣的这道上谕，几乎给他们激情燃烧的灵魂泼了一盆冷水。然而，激情一旦燃烧了，就不是一道谕旨就能浇灭的事儿了。
对于这个结果，代表们似乎早就预料到了。如果这次请愿成功了，那才是意外，不成功是正常。向来对当政者的妥协，不必奢望一蹴而就，代表们仍兴高采烈，请愿运动仍旧继续进行。可是，继续进行的请愿运动悄悄地改变了策略，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提出：“朝廷既然不允速开国会，各省国债会应即停止，何时允开，何时再行筹办。”很显然，这个办法就是要挟朝廷！
孙洪伊是天津人，光绪朝的少年秀才，家中非常富有，为人豪侠仗义，性情急躁，喜欢冒险，又固执己见。1908年，孙洪伊当选直隶省咨议局议员。当上议员的他立即建议用直隶咨议局的名义，号召各省咨议局派出代表，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政治热情和政治眼光。一年以后，江苏省咨议局集约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孙洪伊表现激进，是会场的火药人物，连张謇都觉得他做得太过头了。会议决定上书要求政府速开国会，孙洪伊慷慨陈词，愿意领衔代表第一个签名，如政府怪罪，由自己一人承担。孙洪伊那种敢说敢做、敢作敢为的气魄，很快赢得了代表们的信任和拥护。
第一次请愿运动失败后，1910年6月，同样由孙洪伊领衔，第二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又出现了。这次国会请愿代表团的人数多达150人，包括各省立宪团体代表、商会代表、学会代表以及海外的华侨代表，他们手上拿的请愿书不止一份，而是十份，一共有30万各界群众的签字，沉甸甸的，相当有分量。
这一次，都察院御史张英麟很快把请愿书上交给了朝廷。摄政王载沣看到请愿书上有多达30万人的签字，吓得脸色苍白。平时说话声音不大的他，也忍不住大声地说：“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啊！”但等他冷静下来，还是觉得不能答应他们，万一开了先例，以后凡事都可以效仿请愿，朝廷还像个朝廷、国家还像个国家吗？于是，载沣在征询了军机大臣的意见之后，决心不为所动。6月27日，他下了一道谕旨说：“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尔等忠爱之忱，朕所深悉。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
6月27日颁发的谕旨当天就传遍了京城，孙洪伊慌了。有人劝他别那么热心再搞请愿了，他当即慷慨激昂地表示：“我等受父老之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达到速开国会之目的，虽诸君尽归，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师一步也！”孙洪伊自从领衔请愿后，就一心一意扑在请愿运动上，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有一次，他的家人来信叫他回家处理家事，他说：“国会一日不解决，则一日不回乡”，一口回绝。
载沣的谕旨刚刚下过两天，6月29日、30日，请愿代表团成员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打算。在会上，孙洪伊力排众议，大声疾呼请愿有进无退，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在孙洪伊等人的坚持下，会议最后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
张謇知道了孙洪伊等人在北京的困难之后，马上以江苏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发表公报，号召各省议长都到北京去，声援国会请愿代表团，另外组成“议长请愿团”，以别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一时间，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南省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浙江省咨议局议长汤寿潜等纷纷表示支持。于是，一项规模更加宏大的第三次请愿运动开始了。
10月25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瀓领衔，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曾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这一下，摄政王载沣傻眼了。迫于形势，他不得不于11月4日下诏：缩短预备期限，决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先行组织内阁。
张謇得到朝廷缩短立宪期限的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像个小孩。当他兴高采烈地来到江苏省咨议局，欲将这一好消息告诉大家。他还没有走近咨议局大门口，远远的，就听见那边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张謇应该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实干家。多年的历练使得他比一般人更具有现实性，他的高兴应该是真诚的。但是，与他一起为争取朝廷缩短立宪时间的其他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本来是要求朝廷明年（1911年）开始国会，可朝廷只答应缩短到1913年，并没有给予他们完全的要求。他们很泄气，仍然要继续上书朝廷，要求立即于明年召开国会！
这些人还要继续上书，这让摄政王载沣感到相当烦躁。他觉得自己已经对他们的要求作出了让步和许诺，这些人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于是干脆下一道谕旨说：“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载沣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又另下一道解释性的谕旨说：“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敬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进行。”东三省代表竟敢抗议他的谕旨，于12月10日进京上书请愿，要求明年行宪。载沣十分恼火，下令军警将代表押送回籍，严令“京外各官，弹压拿办”。与此同时，天津各团体代表三千八百多人联名上书，载沣命令军警把带头的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逮捕，并“发往新疆，交地方严加管束”。他现在要杀鸡儆猴，以毫不妥协的姿态表明他的立场，朝廷不会再向任何人让步了。
载沣的强硬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之后果然没有议员再联名上书了，这使得他有点沾沾自喜起来。但是，摆在面前的形势依然严峻。既然已经向天下作了承诺，要先行组织内阁。这个内阁该如何组织呢？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尽管是头痛的问题，但载沣还是不得不面对。皇族内阁的出笼，使得对载沣抱有希望的人失去了希望。张謇就是其中的一个。
1911年6月，“皇族内阁”刚刚出笼一个月后，立宪派领袖张謇趁赴京的机会特意去河南彰德洹上村看望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已经不再是一个只知道钓鱼的老人了，外面的风风雨雨传进了他的耳朵，即使他的内心想做一个钓鱼的老翁，但时代的浪潮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何况袁世凯本人并不是一个安静的人。当接到张謇的电约之后，袁世凯欣喜若狂，亲自来彰德火车站恭候张謇。
张謇跟袁世凯的交往很早。两人曾经同在吴长庆的帐下工作，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1882年奉朝廷之命增援朝鲜，张謇叫袁世凯打点军备，限他五六天之内做的事，他不到3天就办好了。张謇很惊讶这位比他小7岁的年轻人竟然这么能干。然而，这个年轻人倚仗自己得到吴长庆的爱护，个性张扬，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他凭借一己之力率兵冲进皇宫，打败日本军队，平息了朝鲜内乱。张謇跟庆军的其他将领一样，都对他非常不满。张謇写了一封洋洋洒洒三千多字的信函《致袁慰庭司马绝交书》，信中对袁世凯大加数落，极尽讥讽之能事。但袁世凯没有跟他辩驳，默默地承受着该承受的或不该承受的一切。
在张謇和袁世凯绝交的20年间，晚清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变化中，两人都幸运地成为时代的弄潮儿。1904年，袁世凯是举足轻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謇是举世瞩目的状元实业家和民间立宪派领袖。张謇曾主动写信给袁世凯，希望他勇敢地成为立宪运动的直接推手。1906年，袁世凯在朝廷官制改革中受到排挤，仕途难测，张謇却来信力挺他，热情洋溢地称赞他是中国的“大久保利通”（日本的“宪政之父”），是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所系。张謇更主动地提及22年前自己写的那封绝交信，向袁世凯道歉，表示自己当初看错了袁世凯这个人。袁世凯对张謇的主动示好也投桃报李，说张謇现在民间鼓吹立宪，是中国“舆论之母”！
由于两人已经绝交20年了，张謇一开始并不愿意拜访袁世凯，与张謇同行赴京的咨议局议员雷奋等人极力劝张謇途中下车亲自去看望袁世凯一趟。雷奋对张謇说：“不要因为你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对袁世凯态度要诚恳，以便观察他有什么动向。”张謇听了这一番话后，才决心中途在彰德下车，去见袁世凯。
对于20年后首次见面，张謇和袁世凯都不自然，有点尴尬。一开始，袁世凯说话吞吞吐吐，但见到张謇说话坦率，才渐渐放松了自己。当晚，两人闭门彻夜长谈。第二天，张謇离开洹上村，袁世凯恭敬送行。临别时，袁世凯郑重地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遵从你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
与袁世凯依依惜别之后，张謇乘火车沿京汉铁路一路北上，直奔京城而去。坐在车窗旁边，他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兴奋地对身边人说：“慰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