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年与陈庆华初次见面，但他的大名倒是很早就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动笔较勤，常在报刊上（如《光明日报》史学周刊）看到他的文章。大约是在1961年武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期间，我们才初次结识，但此后并无联系。
直到1963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参与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由于邵循正先生也是该会委员，因而与庆华开始有所交往。记得有次邵先生以北京史学会名义，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邀请我与祁龙威等外地学者餐叙，庆华以东道主身份与我们谈话甚多。他那谦和诚朴的风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受杨东莼的委托，就北洋史料问题经常与章士钊联络。行老（大家对章士钊的尊称）个性较强，不大好打交道。但由于我的堂伯章宗祥与他曾有北洋同事之雅，他把我视为世交子弟，倒是比较亲切热情。不过我第一次单独前往史家胡同11号拜会时，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自己说话一向没有遮拦，唯恐无意冒犯将会误了东老的正事。为了表示诚心向他老人家求教，我特地把近期写的两本张謇部分未刊函札笺注请他审阅。他倒不讲客套，没过几天就将两本笺注交还，并用毛笔在上面批字多处，或补充，或纠正，颇为认真。不久，庆华高兴地告诉我：“行老对你印象极好，以后工作就方便了。”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是行老女婿（含之前夫，在北大经济系任教）转告的。这一期间虽然交往不算密切，但他对我的关心与帮助已与日俱增。
真正与他交往较多，是在“文革”后期。1974年我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由于单身在外又长期住在旅馆，工余时间很难打发。幸好庆华热情邀约，常在假期到北大朝润园他家中聊天。庆华藏书极多，称得上满坑满谷，连沙发乃至沙发扶手和茶几上都堆满书刊，来客要临时搬开部分书籍才有座位。庆华嗜书如命、读书成瘾，见面后没有任何客套寒暄，开门见山就谈中外新出书刊，以及各处典藏，历历如数家珍。在北大历史系，庆华有“活神仙”之称，大约是笑他生活没有规律，工作没有计划，常常夜读至凌晨，而上午要很迟才能起床。那时他已患糖尿病，经常自己注射胰岛素，但却从来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依然猛读如故。
朋友中间有人认为庆华懒散，我倒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他读书并非为了消遣或随便翻翻，对重要书籍和文章都有较详尽的笔记。应该说，这些笔记当时大多很有价值，可以提供许多新的学术信息，特别是国外学术动态。他外语条件很好，在“文革”期间像他那样努力阅读外文书刊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庆华历来以助人为乐，从不以资料为私有。他读书做笔记往往是为了帮助别人，例如他为清华党史教研室查阅了大量新出外文书刊，笔记上好些都已转译成中文，以便让更多人利用。1976年以后我们编写《辛亥革命史》，他又看了许多相关外文书刊，每次见面都与我交流资讯，以求书稿不至昧于海外学术进展。伯纳尔《1907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就是听他说及我才从近代史研究所借阅的。其中有关孙中山与第二国际交往的描述，以及所引用的比利时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所载消息，对国内辛亥革命史和孙中山研究，都是比较新鲜而又重要的资料。庆华的妻子是东北人，在工厂工作，文静贤淑。每次我去都必留饭，因朗润园离校门很远，那时北大附近餐馆不多，而庆华又爱长谈。中饭无非两菜（或三菜）一汤，以素菜为主，但颇精致。她与女儿在其他房间就餐，让我与庆华边吃边谈。那种浓郁的家庭温馨，化解了我长年羁身京华的寂寞。
“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大家工作渐忙，交往自然不如“文革”后期那么密切。但庆华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依然如故，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举办的学术活动，他只要有空必定参加，而且每来必发表很中肯的意见。记得在筹划《辛亥革命史丛刊》的座谈会上，他一反日常的沉静平淡，热情洋溢地鼓励我们应该像法国学者研究法国大革命一样，把辛亥革命研究会与丛刊坚持100、200年。语重心长，给我们很大鞭策。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共同的海外朋友，这也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经常联系。其中比较密切的有两位：一是法国的巴斯蒂，一是日本的陈来幸。巴斯蒂“文革”前曾来北大教法语并进修，侧重研究张謇和中法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经常向庆华请教并得到很多帮助。特别是与张謇相关的师友的众多文集，如果没有庆华这样知识渊博的老师指点，一个外国年轻学者是很难查寻与解读的。“文革”后巴斯蒂再次访问北大，这时她已是法国相当知名的教授了。因为我对张謇也有多年研究，所以庆华介绍她与我结识，从此经常书信往还，成为海外知己之一。庆华病逝后，巴斯蒂非常悲伤，曾结合学术研究撰写悼念文章。日本京都大学的朋友们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德高望重的岛田虔次教授亲自译成日文，经由狭间直树交给我要求再译成中文发表。我请两位博士生（一懂日文，一懂法文）合作译成中文，在《辛亥革命史丛刊》发表，为庆华的英年早逝表示过迟的悼念。1991年11月我应邀到巴黎讲学，巴斯蒂在家中亲自做饭款待，谈话间多次回忆庆华过去热心帮助，并以未能实现邀请他访问法国为莫大的遗憾。这时巴斯蒂亦有亡夫之痛，身边仅有幼女相伴，虽然强打精神整整陪伴我一天，但眉宇之间仍然不时流露出淡淡的哀愁。陈来幸原来是神户大学的博士生，旅日华侨第三代，著名作家陈舜臣的侄女，1979年秋天来京都大学听我讲演时相识。1980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进修，随即到北京查阅资料。她的博士论文是虞洽卿研究，而庆华恰好是宁波人，所以我带她去求教。庆华为她讲“阿德哥”（当地人对虞洽卿的昵称）的若干故事，并且介绍了相关资料与论著，我们也交换了对虞的基本看法。随后庆华到京都大学讲学，来幸几乎每周都来听课，两人交往更为密切。1981年11月我到日本开会，庆华曾嘱我带去一对杭绣枕套，作为我们对来幸新婚的贺礼。1993年夏天我与内人在日本客居三个月，在京都与来幸重晤时也谈了许多与庆华结交的往事。庆华的学识与为人，常为许多海外学者所津津乐道，他对中外学术交流是有很多贡献的，这一点似乎只有少数人知之较深。
庆华的逝世使中外友人感到意外，简直不敢信以为真。因为他虽然有糖尿病，但并不严重，且体质较好，又爱乒乓球、游泳等运动，加以性格温和而又开朗，本来不应这样过早离去。听说是医疗不够及时且诊断不够确切，这就使人难免要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而感慨。庆华一向没有什么大病，如果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与医疗待遇，也许还可以工作十年、二十年。但他就这样匆匆走了，没有留下一本较大的专著，这是多么令人遗憾！但有这么多海内外同行学者怀念他的学问与美德，庆华在天之灵当可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