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认为你值得信赖，你就拥有多少次成功的机会。忠是什么？忠是超越金钱、地位的人格力量。诚是什么？诚是赢得别人理解、欣赏和信任的优秀品质。把“忠”与“诚”放进心里，世界就在你的心里。
为势不贪，厚待于人
贪婪是恶魔下的诱饵，一旦被诱惑就无法自拔。权势就好比鱼钩，把贪婪的饵直接放到“鱼”的嘴边。
世上贵重的东西很多，而最贵重的东西是无价的。它们常是无形的存在，比如一种品质，一种感觉。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国藩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做官）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决不食言！”
曾国藩在京做官十四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贪图钱财，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为官且位高权重，但终身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二十年，从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汤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叫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
他们都忘记了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据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番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而李鸿章更是对黄翼升赞赏有加，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
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得自己应得的，争取自己想争取的。有所得无所贪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二十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才放下心来。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柩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国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认为：以德求变的立世方法，由于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够宽阔，气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见解与自己不同，也应该抱一种容纳的心态来面对。在交流过程中自然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这样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在待人处世上。为官期间了解民情，体恤民众，甚至在咸丰年间，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民众着想，不爱民众，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曾国藩一生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占他人便宜。这看似守旧的思想，实则包含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接受好处犹如给人把柄，后患无穷。拿别人的、用别人的终究是要还的，不以物抵也会用其他方式相抵。所以，不贪心的人没有人情债，没有人情债的人活得才会更加轻松。
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心怀广大之人能为天下之事。只忠于个人利益的人即使有远大的抱负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想成大事就必须忠于国家，忠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指向。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曾国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地来之不易了。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西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与军事外交。目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地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又说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曾氏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里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国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氏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发展的年代，现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从自己的每一天开始吧。
心诚则志专而气足
“做人先做事，做事先取诚。”对人对事多一份诚心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同感：在人情逐渐冷漠的现代社会，要做到知心实在太难。以诚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学问简单得很，但对有些人来说，难于上青天。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对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交际学问。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言多必失”是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荡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需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军人天生是直爽的，文人的心多曲，多不坦白，商人多算计多计谋。不同的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同：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军人也要多在为人行事时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商人要参透只有真心为顾客着想才会获得成功，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信”字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狐假虎威更不装腔作势。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不义之财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诚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可以说他用行动为“血诚”作出了生动的诠释。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可惜朝廷早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需有一“诚”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兵打仗的人，第一要会治理军队，第二不能怕死，第三不贪图名利，第四要能吃苦。接着他说，大多忠义双全有血性的人，这四点都具备。没有血性的人等于一无所有。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无论修身做人还是治家治军，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正所谓“诚心千金难换”，当别人拿出一片真诚的时候，感动地接受就是了，千万不可伤其心，要明白事可改而心难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义务为别人无偿付出，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场、商场都是这个道理。有诚有义者必有所获，懂得珍惜他们的人亦是如此。
假拙诚真，世故不可取
诚意是交往的根本也是合作的前提。世故的人只看得到利用和谋略，唯独看不到的就是诚意。
人活于世应该明理行事。理不明，莽撞行事只能做错事。通晓世事的人常被称为“世故”、“狡猾”。
“世故”在于常人的理解，常有贬义意味。但事实上世故是个中性的词汇，含有机谋之意。深于世故指通达人情事理，因此又与世俗相接近。深谙其道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见、俗为。同时，长于世故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循规蹈矩，不具有开拓精神。
曾国藩的“治心经”里有“治口”的话，即是防止祸从口出。他对“立”与“达”的诠释颇得内方外圆的谋略之要领。立是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领，达是方法、手段，是过程，因此要圆通。不因多言而横生事端，不因固守旧规而得罪于人，为人严谨处事通达才是王道。
曾国藩说：我往年为官，在官场中总有与人不和、磕磕绊绊的地方，现在改进了，觉得好多了。但是，世故不等于要投机取巧，圆通也不等于圆滑。曾国藩认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么作为了。认为“侍君不以忠，但以巧”之人，虽然个人暂时有荣华富贵，但对国家贻误甚大，会毁名于后世，太不可取。
曾国藩关心属下，有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他率淮军“剿捻”时，刘秉璋、鲍超（春霆）等均为部下勇将。一天，刘秉璋率军追剿捻军在湖北、河南交界的地方，遇到了鲍春霆。当时，各军队在某驻地相会，作为主帅曾国藩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但曾国藩故意向刘秉璋问道：“见到鲍春霆了吗？”刘秉璋回答：“见到了。”曾国藩又问：“穿黄马褂了没有？”说：“没穿。”曾国藩吃惊地说：“为什么没穿呢？”答说：“客人先问主人，有没有黄马褂子，因为知道没有而改穿了别的服装，不用自己所有的而显示别人所无的，是宾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说：“奖赏战功了吗？”刘答说：“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够一见，互相谦让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战功可叙。客人因为主人不谈战功，因而也不谈自己的战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大笑。就这一事情可以知道驾驭将帅的方法，值得今人借鉴。
曾国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够发展到仁爱的境界。他常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馈赠金钱给同族亲戚。统领军队之后，曾国藩的弟弟曾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曾国藩听说后写信给弟弟说：“沅弟说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这时，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关心我，也都有所谈论，只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么也威猛不起来。”
曾国藩在给李筱泉的回信中说：“学生法制严格，并非漫无条例，一直以屠伯为老师。要用精细微小的意志，施行威猛严厉的事情，希望对死的人，没有惭愧遗憾，对于活着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后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冷酷无情的人，反而有一颗博爱关怀之心，懂得为他人着想，也明白自身的不足。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中有一条“拙诚”，他认为聪明对精明，但以愚诚做事反而显得轻松，心中明白就可以了。曾国藩在给陈岱云的信中劝慰好友，大意是说：在外省做官比在京城为官要复杂得很多，要多留心。俗话说“看透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愿阁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样浑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样光明剔透，那么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没有闪失。可见他对于保身之道有深刻的认识。
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他也说过：“阁下志向宏大识见正确，不难赶上古人。但愿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独醒的时候，仍然以‘浑’字表现出来；在效果迟迟体现不出来的时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么，人们都感到这样很好，而对于自己来说可以养德养身，两方面都有好处。”这里说的是从政者除了应当具有忍耐的态度以外，有时要有含浑的态度，凡事都清清楚楚会把自己放在危险的悬崖上。
曾国藩在给地方官吴竹庄的回信中说：“阁下往年的短处在于尖语快论，机锋四出，这是最容易招致诽谤的了。现在你的地位声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须要尊重贤人容纳众人，取长舍短，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而在私下里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样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宽厚。”由此可知，他教人遮掩锋芒，假拙做事，处事之道甚为高明。
曾国藩认为：“凡是要办成一件大事，总要以诚心去办，虚心对待。心诚就会专心致志而信心足，千难万险也不改变我们的态度，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谦虚谨慎地去做就不用客气，不夹杂私心杂念，最终可以使人们都谅解。”
在给陈舫仙的信中，曾国藩又说：“阁下的一封信而使两个人失去了官职，往后恐怕会被众人嫉忌，望您务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谦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信条。”但“勤”与“廉”都不要从自己的口中说出。“谦”更是时刻都应该具备的。做到这三个字才不会犯人忌讳，这也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可见，假拙真诚的原则他都有做到。诚的是心，拙的是形，所谓“大智若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一原则对于现代生存也是有很强的实际意义的，尤其对于初入职场的人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