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丰富的演说家除了将理论、观点、看法拿出来之外，一定还会列举出一些支持性的事实根据，因此能够做到言之有物，从而使听众更容易接受你的掌控。
如果条件合适，能够提供出强有力的数据支持，甚至提供一些书面资料，会使听众能够比较轻松的接受掌控。因此在说服中尽量运用数据、事例绝对是一种很有效的好方法。
要精心寻找需要的材料。说服的策略和艺术是不使辩论公开化，但不管怎样，这其中都隐含着辩论，这些障碍只有通过给对方提供出全面而丰富的信息才可以消除。因此，你必须掌控能够支持你的主张的论据，并且将这些论据有效地加以组织，进行论证，因而有理、有力、有节地表达出自己的见解。
所谓“让听众对演讲能够理性地接受”，是指听众透过对演讲者理论的科学感知而得到认可。这样的接受方式就像是挑剔的女性购物一样。当某位顾客喜欢上了某一件衣服以后，就会对这件衣服的质料、款式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考核，而且尽可能量化。经过认真的比较和分析以后，再决定是否要购买。
理性的接受方式就是如此，听众对演讲者提出的观点都要进行对比和分析判断，认为合理、正确，就会认可它，否则，就会将它抛弃。
听众的分析过程，通常是将自己已经认可的知识和演讲者提出来的看法进行参照和对比。假如二者之间的差距比较小，就容易被听众接受。
倘若演讲者只能提供一些空洞的论调、缺乏事实根据的说教，听众就很难在思维上联想到相关的参照物，很难找到与这些论调、说教相关联的事实、根据，因而，那些空洞的理论容易使听众脱离掌控，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有经验的演说家除了将理论、观点、看法拿出来以外，一定会拿出一些具有支持性的事实依据，做到言之有物，从而使听众更容易接受你的掌控。这样的演说家，不需要听众自己去寻求那些参照物，演说者已经为他们准备好；呃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的参照物了。
有位演讲者，为了阐明美国电视中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节目之多，就拿出了一系列非常具体而客观的数字，他这样说道：
调查显示，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中小学生，大概有一万多个小时都沉浸在摇滚音乐中，这比他们在校十二年度过的所有时间仅少1800个小时。甚至有更为专业的机构做过统计，平均每个观众一年里从电视节目中可看到8700个黄色镜头，暴力镜头达19600个。也就是说，学生到高中毕业时，观看电视如果有2万小时，就可以看到1.2万起谋杀。
这位演说家成功地运用了数字的力量，使听众深刻认识到青少年学生受到的毒害是多么的惨烈。
如果这位演说家将这样系列的事实或数字式的参照物去除，听众就难以接受演说家所倡导的青少年受电视毒害的观点。
因此，在演讲中，我们不可能只是讲一些缺乏事实根据的理论、提一些说教式的要求，而且应该为听众提供强有力的“参照物”——事实或数字，只有这样，演讲才能有说服力。
再往更深处讨论，演讲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是演说家提出的理论，还是现实中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事实？
不少人觉得，说理比事实更加重要，可是，事实却比理论更有说服力，让演讲更加生动、更具说服力。
丘吉尔担任首相以后，第一次对英国百姓发表公开演讲。他说道：
“我在这里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对大家发言，我要对大家说，如今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盟邦，还有自由信念的危机时刻。”
为了说明怎样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唤起民众对参加战争的动员准备，丘吉尔紧接着用了一系列的事实：
“德军已经将法国的防线突破了；德国的轰炸机、战车和其他装甲车队正在渐渐逼近英国；在这些机动部队后面，希特勒步兵正踢着正步往前迈进。”
在列举一系列事实的基础上，丘吉尔指出要对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戒：
“如果想掩饰此时的严重情况，那就太愚蠢了”。
丘吉尔拿出来的一系列的事实使过惯了太平日子的英国人忽然警醒过来。他没有运用空洞的说教和鼓励士气的口号来召集英国人抵抗德军的进攻，他将事实列举出来，事实让他的演讲更具说服力，一下了将英国人的心扣住了，哪怕去上早班的英国人，站在地铁前，也要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国家正在发生什么紧急的情况，首相会采取什么措施。倘若拿掉这样一些事实，可能没有几个人听丘吉尔在那里像跳梁小丑一样的呼喊：战争，战争，我要战争！
除此之外，怎样引起听众的警觉也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从具体掌控来说，可采用如下方法：
首先应该选择的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实。就地取材的事实，形象生动，使现场的听众不由自主地参入到演讲中来。
有人在动员街道民众严格遵照计划生育的演讲中说，“当前，我国的人口已经有十三亿之多，世界人口总共有65亿人，可地球却没有因此而变大，大伙儿想一想，人口这么多往哪儿住呢？多生一个孩子要多花费多少钱来购买住房？我想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打听，郊区的价格要30万，市区的价格要50万，做父母的给孩子买套房子是利索应该的吧？总不让多生出来的人一辈子露宿街头吧”。
演讲者成功运用购买住房的费用，这样一个身边的案例唤起听众的思考。
演说中选用的事例中，不要讲远的，最好是讲近的，与其讲别人的经验，不如讲亲身经历的。
其次，一系列的案例比孤单的事实更有说服力。多个看上去不相关的案例，一旦被演说者摆放在一起，就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引起听众们的关注。
1838年5月16日，美国的安吉莉娜·格里姆凯在费城的演讲中就引用了一系列的事实来阐明奴隶制的罪恶。她说道：
“作为一名南方人，我认为今晚我有责任站出来揭露奴隶制的黑暗。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知道它是怎样无法形容地令人毛骨悚然。我是在这种黑暗下长大的。多年来，我是亲眼目睹了它是怎样地使人道德沦丧、怎样毁灭着人间的快乐。我从未见过一个快乐的奴隶。诚然，我虽然见过奴隶戴着镣铐起舞，但他们一点都不快乐。”
在安吉莉娜·格里姆凯的演说里，人们的眼睛里似乎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奴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快快乐乐地生活在这个充满快乐的土地上。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情景。
在演讲里，数字也有着神奇的效果，如果运用得好，能达到一般的事例不能企及的效果。
1972年，纽约的一位国会女议员贝拉·伯朱格声明了一场呼吁妇女政治生活中应该享有平等地位的演讲，她说道：“几个星期以前，我在国会倾听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说，在我周围旁听的有700多人。我听到总统在说，‘这里集聚了美国政府的所有成员，包括众议员、参议员，还有最高法院的成员和内阁成员’。我朝四周看了看，在700多名政府官员中，只有17位是女性，在435名众议员中，只有11位是女性，100名参议院员中，女性只有一位；内阁成员和最高法院中没有女性。”
不能不佩服，国会议员贝拉·伯朱格就以自己身边的事例，运用了一系列的数据，像一把无比锋利的尖刀，深深地刺入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女性地位严重不平等的现状。
在运用数字作论据阐述观点时，首先要先清楚事实的真相，否则一切就会落空了，一旦有听众提出异议，可能会使自己处于很尴尬的境地。
同样，引用的事例也应该适当，要与所说明的问题相互对应，避免驴头不对马嘴的尴尬局面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列举事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并非点缀，更不是卖弄学问，也不是在故弄玄虚。太多的事例和数据，反而会让听众觉得不知道再说什么，不管数据还是事例，一切要掌控的“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