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陵陪葬墓园出土了一批粉彩陶俑，其中彩绘侍女俑和伎乐俑，手持器物，双膝着地，呈跽坐状。这种坐姿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习俗，接近于现代人的跪姿，不同的是跪姿是以膝着地，直腰耸体，臀部不贴脚跟。因汉代人穿深衣长袍，这种跽坐的姿势既显得彬彬有礼又便于起立。
长信宫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无独有偶，在秦始皇陵园近几年也发现了跽坐俑，他们的身份有的象征宫廷马厩的养马人，有的象征“天子之囿”中珍禽异兽的饲养者。俑高70厘米，身着交襟长衣，面目清俊，目平视，唇紧闭，表情恭顺。双膝着地，臀部紧贴脚跟，双臂自然下垂，两手平置腿上，正是标准的跽坐状。
同样的跽坐姿态见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着衣玉人。这件惟妙惟肖的商代着衣玉人，被考古学家定名为跽坐玉人。
汉代出土的宫灯中，最著名的一件是满城汉墓所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长信宫灯原是汉景帝母亲窦太后所居住的“长信宫”中的器物，此灯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墓中出土，推测可能是生前由窦太后赠送给自己的娘家女窦绾的。此灯为一宫女跽坐捧盏状，宫女梳髻覆帼，头部微俯，着深衣，跣足（即脱鞋着袜）。跣足是在君主前示敬之意。宫女整个身体的跽坐姿势，流露出一种恭顺神情，正符合她的身份。
其实中国古代上至商周下至秦汉，跽坐习俗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汉代普遍沿袭跽坐习俗，宫廷之内及达官显贵家中不设桌椅，室内铺满“筵”（类似于现今的地毯或竹席之类），入室必脱履，然后双膝屈而接地，臀部贴于双足跟跽坐。当时人们穿着深衣长袍，这种跽坐的姿势既方便又文雅礼貌。因此宫中侍女在室内侍奉主人，自当脱履而跣足。阳陵跽坐侍女俑个个跣足跽坐，正是当时生活礼俗的真实写照。
塑衣式跽坐拱手俑陪葬墓园出土汉代尚未有桌椅，人们都是席地而坐，榻就是帝王们的座席，君王或权贵有时跽坐在榻上。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有“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刻铭，长87.5厘米，这种长度的榻当然只能跽坐。《高士传》说管宁“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榻上当膝处皆穿”。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
《史记》和《汉书》同时记载，刘邦西过高阳，郦食其去见刘邦。“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座”。可见当时坐在床上伸长双腿面对长者，是对人的大不敬。刘邦听了郦食其的话还知道惭愧，马上改变了态度。
两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中，写远征的丈夫托人带回书信，妻子接信，跪读素书。跪在古代也是跽坐的一种，是跽坐的变动姿势，即臀部抬起，离开脚跟，直起身子，也就是双膝着地而立身。《史记》载：“秦王跽而请”、“项王按剑而跽”，都是指原来跽坐着，为表敬意双膝仍然着地但将身体直立起来，跪在席上。现在人坐在椅子上，遇到长者、客人或上级到身边说话，便起身作答。这种动作如同古代由跽而跪一样表示有礼。
魏晋时期学生上课，要求曲腿，膝着地，臀坐在双足的后跟，两手放在膝前。所谓“危坐面师”，即面对老师端然而跽坐。
古人的跽坐，时间长了也是不好受。六朝的竹林七贤之一嵇康惧怕做官，原因之一就是受不了办公时的端坐。有次他的朋友山巨源要推荐嵇康去当官，为了这件事，嵇康竟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的绝交书。提到他之所以不愿为官，其中一条写得十分清楚：“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虱多，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嵇康认为，跽坐久了双腿发麻不能摆动，何况他的身上爬满虱子，搔痒起来没个完，又要规规矩矩穿朝服，还得见了上司就要拜迎，实在是“不堪也”。
这种古老的坐姿一直延续至东晋灭亡。
五胡十六国时期社会大动乱，少数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地区，王朝更迭令人目不暇接。这时的华夏礼俗受到了极大冲击。原被汉民族斥之为“虏俗”的垂足坐等坐姿开始流行。汉族人接受了“胡床”，最终演变为最初的椅子。坐姿的改变自然导致适于垂足坐的高足家具日渐流行。传统的床、榻也随之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经过隋、唐、五代，席地而坐的旧习俗随之遭废弃。到了宋代以后垂足坐已成为人们日常的坐姿。
今天，人们对华夏古俗的坐姿早已遗忘。倒是在深受汉唐文化影响的东邻日本仍然有类似我国古代深衣长袍的和服，尚保留着席地起居的古俗，甚至双膝屈而接地，臀部贴于双足的坐姿也保留至今。
明白了中国古代跽坐习俗的渊源，当你浏览在阳陵博物馆，看到数量众多的侍女俑、伎乐俑或持物或抚琴，端然跽坐的坐姿时，你心中的疑问便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