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存款人利益，缓冲由于存款人对银行清偿能力的担心而产生的挤兑。但存款保险和其他任何保险一样，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和成本不受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影响，银行就会更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和投资，其结果是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和更频繁的系统性银行危机。
一、存款保险的产生和理论依据
存款保险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在金融体系中设立存款保险机构，强制或自愿地要求投保银行缴纳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以便在投保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或陷入破产境地时，能及时向其提供财务救援或直接向其存款人支付全部或部分存款的制度。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业体系的崩溃是促使美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动因。1929～1933年，美国银行数量从25000家降至14000家，下降幅度达40%。多数都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而被迫关闭，由此引发了挤兑风潮，结果使大批本来可以维持正常经营的银行和储蓄机构破产，银行存款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恢复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保护存款者利益，保证银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经营活动，美国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并根据这一法案创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负责商业银行的存款保险，由此开创了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新纪元。由于FDIC对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稳定美国金融体系等方面的明显成效，并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大量的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70多个国家在借鉴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理如下：由参与保险的各金融机构向监管当局交纳一定数量的资金，当银行失败或挤兑现象发生时，这批资金即被用于偿付存款。在具体规定上，不同的国家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区别：（1）只保证支付一部分存款资金；（2）限制最高的支付水平；（3）根据某个风险标准确定保险方案；（4）根据资产负债表上的某个项目的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
存款保险制度的出现，与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分不开的。相对于其他行业，银行业经营的特殊性表现在银行业资产和负债的严重不对称性以及高负债比率和低资本资产比率，这决定了银行经营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同时银行业所处的宏观环境是极不确定的，银行业非常容易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出现经营问题。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整个银行业非常脆弱，再加上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旦个别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造成清偿能力不足，储户就可能参与银行挤兑，另外，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容易引起金融风险的迅速传播甚至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由此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既有助于银行业的风险控制又能够为问题银行提供解决方案的制度，而存款保险制度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建立的制度安排。
二、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困境
银行的道德风险在存款保险制度中表现为：对投保银行来说，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的保护意味着存款人的挤兑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这将诱使投保银行提高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依赖程度，暗中从事风险较高、利润较大的银行业务，比如以较高利率吸收存款，从事风险较大的贷款或投资业务，从而加大投保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动机。尽管存款保险制度旨在保护投保银行的存款人而不是投保银行本身，但却引发了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
为了说明存款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存在的可能性，笔者引用一个仅由两个时期组成的静态模型。在t0时，银行支付一定数量的存款保费；在t1时，银行被清算，无论银行资产是否充分，存款人将获取补偿。为简化分析，将无风险利率（以及存款利率）设为零。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括号中的内容代表着贷款的净现值（NPV）；第二项括号中的内容代表着来自存款保险机构的净补偿额。如果存款保险的定价是公正的，那么第二项括号中的内容应该是零（P（1-θ）D），并且得出了强形式的MM定理结论：公司的市场价值E（）+D与其负债结构完全无关。
道德风险难题很容易从公式4中推断出。假定P是固定的，银行在一个给定的可能性集合中自由决定它们融资项目的特征（θ，X）。在一系列NPV相同（θX-L值是常量）的项目中，银行将选择那些成功的概率θ最低（或者风险最高）的项目。这样一种固定比率的存款保险定价策略一直流行于美国，直至1991年12月。当时国会通过法律制定了一个包括以风险为基础的保费缴纳制度的存款保险制度。
从上面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存款保险制度很好地解决了由于储户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对银行的挤兑，避免了坏银行连带好银行引起的银行倒闭风潮，但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却不可避免地引起道德风险问题。这就意味着，对金融机构而言，经营风险的增加将不会使自己失去客户，或者增加经营成本，而存款保险机构将会为自己经营失败承担责任，对存款者给予补偿。因而金融机构持有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时，不会担心高风险的危害性，结果是金融机构增加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投保银行会利用高利率政策来吸引更多存款，这样，高风险性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上升，使得金融体系整体风险水平增加。尽管存款保险机构有权力监督约束银行的经营行为，但由于其所处的信息弱势地位，大大削弱了监督约束的效果。即使是发现银行经营行为不当，投保银行也只会受到警告或罚款处理，而不用担心失去存款来源。在金融机构增加高风险资产只增加收益而不增加成本，或增加的成本小于增加的收益的情况下，考虑众多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如果某金融机构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增加高风险资产持有量并因此收益增加，成本却没有变大，这个金融机构的最佳选择是同样增加高风险资产的持有量，以防止在竞争中落败。
从现实中发生的银行危机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联邦储蓄和贷款机构（FSLIG）因储蓄和贷款危机而解体的事实是道德风险问题最具说服力的经验证据。作为美国住房融资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储蓄贷款机构大部分业务限于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不断升值，储蓄贷款机构也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储蓄贷款机构的抵押贷款是实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吸收的存款却是短期存款，这种利率结构使储蓄贷款机构存在潜在的危机。1965～1966年，美国利率大幅度上升，储蓄贷款机构出现严重问题。针对储蓄贷款机构所面临的困境，美国在1966年将以往仅适用于商业银行的储蓄利率上限（Q条例）扩大至储蓄贷款机构。70年代末，利率再度上涨，由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的产生，储户有合适的替代选择，Q条例也难以发挥作用，储蓄贷款机构资本金、净值额急剧减少，亏损严重。
Kane（1985）和White（1991）按年度研究了80年代美国储贷机构的行为。他们的研究结果与道德风险吻合，在1980年和1981年的利率大幅上扬时，极大一部分的储贷机构无法满足清偿力要求，即净值为负。当时的监管措施是放松资本充足标准，延缓债务履行，同时也取消了储贷机构投资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限制。该道德风险研究揭示当净值减少时，机构会加倍地采用固定的保险费率的保险合同。其经验预测就是清偿力最低的储贷机构会选取最具风险性的组合策略。Barth、Bartholomew和Labich（1990）发现在1988年受到FSLIC处理的储贷机构的扩张速度远高于1983～1985年的储贷机构的扩张速度，并且这些破产储贷机构拥有比行业平均水平更高的房地产贷款和直接投资。Cole、Mckenzie和White（1990）也发现在1986～1989年间受到联邦家庭贷款银行董事会（FHLBB）处理的储贷机构的新投资与传统资产比率也较高，资本水平较低的银行会更依赖非传统的资产，如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且比资本水平较高的储贷机构更倾向于购入资金。Demirguc-Kunt和Sobaci（2000）研究了1980～1997年间61个国家的银行危机。在这段时间内许多国家都实施了存款保险制度。他们发现，存款保险制度的虚拟变量和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正相关。这说明，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增加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只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才有助于抑制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三、实行可变保险费率来解决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困境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银行挤兑的概率，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是存款保险本身存在的道德风险又加剧了银行体系的系统风险。其实，道德风险并不是存款保险制度所特有的，而是由于银行业本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而内生于银行的运行之中的。存款保险只是由于弱化了银行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激励而催化了银行本身就有的道德风险。
迄今为止，大部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都采用统一的固定费率，如日本为0.012%，加拿大为0.33%，德国为0.03%。在单一保险费率制度下，由于无论银行风险的高低都要支付相同的保费，因而这一制度实际上造成了高风险的银行将风险向经营稳健的银行转移，这会增加银行进行高风险行为的动机形成道德风险。而可变保险费率是指以风险为基础定价，对具有不同风险的存款机构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率，对那些从事风险性较高活动的银行征收比从事风险性较低活动的银行更高的保险费率，改变不分具体风险情况对任何银行征收统一保险费率的做法，从制度上促使银行从事稳健经营活动。按风险程度调整存款保险费率，一方面奖赏了经营稳健的存款金融机构，并阻止其他存款机构从事高风险业务活动；另一方面改善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公平程度，更好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
对可变保险费率问题，众多学者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默顿（Merton）运用期权价格理论分析适当的保险费的制定，马卡斯和杰可德（Marcus和Shaked）修正了默顿的模型，运用美国的股价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这些研究只是在理论上估计保险费率。美国在1991年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善法（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mprovement Aci of 1991）中首次引入了根据银行的风险制定保险费率的措施。
美国的具体办法是根据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等级和监管当局对该银行的评价定义了9种风险类别，根据风险类别制定不同的保险费，不同的风险类别适用不同的费率，保险费率可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整，在1994年至1996年间费率进行了两次下调（小田信之，1999），这样可以降低银行存款保险费负担，降低筹资成本，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
四、差别保险费率难以解决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困境
Chan、Greenbaum和Thakor（1992）指出，当存在不对称信息时，公正地对存款保险进行定价是不可能的。第一个问题是时间问题，即使银行的资产组合决策是完全可观测到的，在这些决策和存款保险人或监管者对保费率进行调整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时滞。因此，如果银行资本比率相当之低，其经理人员在时滞这个阶段将可能决定为了使恢复进行赌博，即使知道他们有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并且，保费比率的增加有可能刺激银行经理人员进行这种赌博，因为银行的股东知道他们将不会对银行倒闭承担责任。第二个问题是逆向选择问题，Chan、Greenbaum和Thakor（1992）已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考虑到上述的两时期的静态模型，假设银行贷款获得偿还的概率θ是银行的私有信息。公正客观地对存款保险进行定价将仍然是可能的，如果存在着一个如下的（非线性的）保费函数P（D）：
将第一个方程乘以D′（θ），然后将它与第二个方程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个很荒谬的结论——D（θ）≡0.Chan、Greenbaum和Thakor因而得出如下结论：由于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对存款保险进行公正客观定价。Freixas和Rochet（1995）指出，在更多的情况下，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公正地对存款保险进行定价事实上是可行的，但是从一个更广泛的福利角度来说它又根本不是为人们所期待的。其理由是：银行之间的相互补贴是一种自始至终伴随着逆向选择问题的帕累托改进。然而，这些银行之间的相互补贴也可能人为地导致那些低效银行的幸存，这样就产生出了一个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替换关系。
Bond和Crocker（1993）研究了将存款保险的保费比率与银行的资本化联系起来的结果。该模型的基础是Tounsend（1979）和Gale以及Heillwig（1985）所提出的有成本的状态证实范例。在这个模型中，按照Diamond（1984）所曾指出的，银行吸收风险规避类型的存款人的资金。而将之投资于工业项目。这些银行都是由其所有者（银行家们）自己管理的小银行，并受制于组织成本而不能分散化（Cerasi和Daltung，1994）。一个银行的资产组合的收益率仅仅能被它的经理所观测到，除非存款人支付出额外的审计成本。因而最优的存款合同实质上是一个标准债务合同（分析的方位转移至存款人）；存款人接受收益min（，R），此处R是存款的名义利率，当＜R时还付出审计成本。Bond和Crocker从对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形下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均衡的分析入手。银行决定，在保持不盈利也不亏损的约束条件下，使存款人预期效用达到最大化的资本水平K*和存款利率R*。在这里，银行资本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实际上为风险规避类型的存款人提供了部分保险，以防止银行的资产收益的频繁变动。Bond和Crocker随后指出：存款保险制度的引入为银行在保护存款人方面提供了一个额外的避险工具。他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的存款保险制度将只是次优选择，因为它抑制了存款人要求银行通过补充资本而加强自我保护能力的积极性。最后，Bond和Crocker研究出了最优的存款保险计划。在这个计划中，银行交纳的保费依赖于银行的资本化状况。
五、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争论与思考
由于差别保险费率还是难以解决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众多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办法。“一些分析家主张完全废除存款保险，希望能让存款者对银行施加监督。一些人建议降低存款保险限制，而其他人建议缩小吸收存款机构的权力范围，从而不会有破产风险的天生‘安全’的银行。另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对吸收存款机构实行严格的市价资本标准，关闭或重组任何没有达到那些标准的机构。”
1.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争论。
对于存款保险的理论研究也分成两派。支持存款保险制度的代表人物包括Fama（1980）、Diamond和Dybvig（1983、1984）、Friedman（1963）等。他们认为，银行的脆弱性使得存款保险至关重要。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流动性负债与非流动性资产之间的不匹配关系使得银行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由于银行挤兑的传染性，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单一银行无论经营状况如何，都无法经受得住持续的挤兑，存款保险制度在发生局部银行信用危机时所提供的流动性保证可以增强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信心，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局部危机而造成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最大限度地挽回局部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存款保险制度还可以保护中、小储户的利益，因为金融领域里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中、小存款人无法为获取信息和监督银行经营支付高额的监督成本，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保护中、小储户以避免其成为银行经营失败的牺牲者。
反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代表人物包括Park（1992）、Kane（1995）、Calomiris（1996）等。他们指出在存款保险制度内，存在着多个契约当事人：银行、存款人、监管者、政治家和纳税人等，并在这些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多元化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存款者由于利益受到保障而弱化了对银行的选择与监督。同时，保险费一般与银行风险暴露程度无关，使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产生了“赢了是自己的，亏了是保险公司的”心理，降低了银行对资产质量的风险控制，增加了银行风险。另外，一些学者还认为，导致银行恐慌乃至金融危机的传染性效应与信息不对称密切相关，阻止银行危机扩散的有效手段是提供更多的银行信息，而以提供流动性为主要措施的存款保险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2.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思考。
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防止挤兑增加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因为在一国发生局部银行信用危机时，存款保险制度能增强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信心，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局部危机而造成的对全局的冲击。同时，通过对存款机构经营和安全性的关注，这一制度还对中央银行的监管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一制度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经营风险，削弱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并增加了银行关闭的可能性（谢平等，2001）。
首先，存款保险与其他保险还存在着差别，保险的存在是建立在大数法则的基础上，即灾难的发生是个别的。而银行支付危机往往在特定时期内集中发生，任何一种存款保险方案，除非它提供无限制的保护，并得到政府的全额支持，否则不可能防止系统性银行挤兑，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只有政府的救助措施才能制止。
其次，存款保险机制的存在客观上也增加了各参与方的运行成本，即增加了监管者的监管负担和银行的运营成本，使得高额的保险费无论对银行还是整个经济运行都可能产生一种逆向的结果。从短期来看，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在提供更好的监管方式与增加银行业成本之间的平衡（Garcia，1999）。
最后，鉴于存款保险制度所引起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一些经济学者建议建立私人存款保险体系。这样的系统在美国最近已重新被引入并取得了一些成功（Mishkin，1992）。私人存款保险体系的优势在于公司之间的竞争提供了信息选取和准确定价的激励机制。但它也存在一些缺陷：由于系统风险，除非私人保险体系依赖政府，否则它们同样缺乏信用担保。而一旦与政府相联系，它的准确定价的动机就值得怀疑。同样，由于中央银行的干预和商业银行关闭决定是公开的，只有政府建立了明确的关闭政策后，私人保险体系才能发挥作用，而这无疑是困难的。
因此，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存款保险制度正面临着如何提供一种可兼容性的激励机制的问题，其中包括银行股东、管理者、存款人、借款人和监管者等多个关联方。一个好的存款保险制度将为这些关联方建立良好的激励动机，既能够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起到对银行监督的作用，又能解决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Garcia，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