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道德冲突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在城乡普遍展开，社会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冲突和“失范”现象，引起了全社会人们的普遍关注。中共中央先后于1986年和1996年发布了两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就是着重解决人们面临的许多道德冲突，引导社会主义道德方向。社会面临的道德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要不要道德的冲突。
面对大量的道德“失范”现象和道德秩序的混乱现象，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经过调查研究，找准原因，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和培育新的道德秩序和道德意识，建立更加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新道德体系；另一种主张是，道德秩序的混乱和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是社会不再需要道德的体现。有的人竟然在互联网上摆下“擂台”，论点就是：根本就不需要道德。与此相关，还有的人提出在现实社会分不清君子和小人的界限的问题。有人提出，现在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说不清楚了，怎么行善？比如，一个杀人犯或盗窃犯在刑满释放后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了，然后就向幼儿园捐一点钱，立即就成为社会慈善家。这样的慈善家是真是假？还有人认为，在社会不正之风存在的现实条件下，为了提职称、找工作、落户口、分房子等生活大事的顺利解决，有人给领导人送礼、说瞎话、肉麻地吹捧领导，这样做虽然丢了面子，是小人的做法，但这是取得生活条件的必要“代价”；他们认为真正的小人是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的受贿者。这样类似的逻辑还有，有人同情现在社会上那些“三陪”女或卖淫女，认为她们是生活所迫，而真正丑恶的是那些利用权力和金钱嫖娼的人。
由于这样的冲突现象出现，又由于否定道德的社会价值的思潮出现，为了金钱和物质利益而不考虑道德的现象就多了起来。似乎在物质利益的杠杆指导下，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至于道德要求，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了。这确实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冲突。
第二，关于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冲突。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道德体系，广大群众也确立了社会主义道德理想，普及的效果很好。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自我”的膨胀，有人开始反对集体主义原则，反对广大人们群众已经建立的道德理想，认为这是无视“自我”，应该把这样的观点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剔除。还有人竟然污蔑雷锋精神，认为雷锋是“蔑视自我”的典型，认为雷锋精神已经过时了。理想是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理想从来就是高于现实的，理想如果等于现实，那就不是理想。同样，道德理想也是高于现实、引领方向的。不应该因为现实之中能够践行这种理想状态的人的多少，来判断是否应该坚持这种道德理想。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引领作用是需要的，是正确的。那种反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反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风气，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
第三，关于人们的道德情感与自身欲望的冲突。
人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求富、求贵、求名、求自由的愿望。欲望本身具有超越规范的本能趋向。但是，人们的道德意识或曰道德良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成为有道德的人。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漫卷的时期，人们的欲望膨胀，浮躁狂热，各种欲望与自己的道德良心发生强烈的冲突。当欲望的洪水淹没了道德的堤坝，就会变成一个卑鄙的人。引导人们把欲望克制在道德的轨道，克制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界限之内，才是现代人的使命。
第四，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冲突。
道德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但是这种发展和进步，往往是在原有传统道德的基础上，保持精华，扬弃糟粕，适应社会的新情况和人们的新权利状态的。在社会现实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传统道德之中也必然出现一些与现实不相符合的部分。冲突是难免的。
这些传统道德与现实不相符合的部分，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传统道德过时的情况，二是现实偏离了道德的情况，应该进行分析和鉴别。例如，20世纪80年代在青年之中流行的“新鞋子、旧鞋子”的歌曲，就反映了青年人与老一辈在消费观上的巨大差别。许多这样的道德观念的差别，构成了不同代际的差别，俗称“代沟”的概念就出现了。
（2）道德冲突的社会根源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取决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和发展。新时期社会现实发生的巨大变化，正是道德冲突的根源。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内在变化的内容方面，寻找道德冲突的原因。
新时期我国发生的最核心现象是改革。改革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深入探讨的问题。把改革的本质搞清楚，改革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才能搞清楚。
我国的改革，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在起始阶段的理论依据，就是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我国的理论界依照列宁领导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铺垫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基础。但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疏漏就是没有全面地认识列宁当时对新经济政策的定性理论。对于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列宁认为，这种改革的本质是一种退却。退却，就是因为革命走得太远，脱离了现实情况，要根据现实的接受程度退下一步来。有准备的退却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退却毕竟是退却，不能把退却当成奋勇前进。这是理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这种实质是退却的改革，必然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一切方面都要在重新审视的过程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有的则要下降归位。
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包括两步：1920年决定农民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恢复商品交换原则；1921年决定让农民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走向市场，最终要在市场上体现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列宁当时指出了这种政策的“退却”性质。他说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象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尽管退却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实行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举措，但退却毕竟是一种后退运动，决不是共产党人向着最终方向的直线前进运动。如果把新经济政策的这种退却的实质当成前进，那就只能丧失政治方向，导致毫无顾虑地向着资本主义狂奔。
列宁不但把新经济政策视为“退却”，而且认识到，“退却”蕴藏着巨大风险。他指出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清楚、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看见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有一点惊慌的喊叫，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为了防止惊慌失措，他提出的对策是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如果说“退却”体现了列宁作出重大策略改变的灵活性，那么，“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则反映了列宁政治上的清醒和他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1922年3月6日，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放弃了很多阵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向资本家作让步这种意义上的退却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可以停止我们在经济上的退却了。够了。我们不再后退了，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地展开和部署我们的力量。”
列宁政治上的清醒还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退却”决不允许造成政治原则的退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对于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党员，列宁提出了保持先进性的几个重点问题。第一，严防党员贪污受贿。第二，部署力量与资本家竞赛并取得胜利。第三，要学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不许借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防止借新政策否定党的历史。列宁不允许借实行新经济政策否定在一定情况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他指出：“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也不例外，这种建立市场经济的“退却”，会像列宁当年新经济政策的“退却”一样，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反应。但是，我们与列宁的不同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退却”，更没有说明退却的“限度”。同时，我们对于“退却”的准备工作也不够全面，没有使得各项工作围绕这一“退却”而准确定位。因此，在“退却”的时候，引起了共产党人队伍中的一些思想混乱，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震荡，使得精神文明建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我国道德领域之中出现的一些冲击道德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个基本原因。
在这个大的形势下，我国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引起人们关注的现象。人们把这些现象称作“道德失范”现象。
第一，传统的道德理论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引发人们对道德原则的怀疑。最基本的道德观念——诚实，也受到现实的挑战。讲假话的现象普遍存在，商业广告夸大其词，甚至完全骗人，人们根本不相信的东西往往在公共场合摆出坚信不移的姿态。这样的社会氛围使得年轻一代对诚实的价值产生置疑。
第二，社会道德评价的软弱，造成了讲道德的人吃亏，不讲道德的人占便宜的现象，这不利于道德的建设。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争名夺利的人，往往得到实惠；而那些讲道德的、不忍心伤害他人利益的人，总是吃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了做好事反而吃苦头的现象。这实际上就为当老实人的人设置了一道障碍。
第三，道德典型的失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实际上是把党政干部和成功的企业家作为衡量社会道德状况的标尺的。但是在这两部分人中，出现了许多令人目眩的现象。一些干部贪污腐败，完全背离了自己的身份；一些企业家虽光耀一时，但很快落马，成为阶下囚。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人们失去了判定道德是非的具体坐标。
第四，各种思潮的泛滥也使道德状况日益复杂化。西方的哲学思潮张扬着自我，宣扬着抽象人道主义和性解放；国内也出现了“躲避崇高”、“拒绝革命”等思潮，还出现了婚姻离异的高潮。人们的社舍道德观念，处于激烈的震荡和调整过程之中。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道德冲突的总根源。
（3）现代化进程与道德冲突
道德冲突的出现，不仅与社会变革的各个要素有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还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有关。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变了，人们的观念、习惯、生活内容也会随之改变。这是必然的。从整个世界来看，工业现代化的完成，曾经在西方激起了一次道德冲突运动，这在欧美各个国家都有强烈反映。随着信息传播现代化的发展，东西方社会正在出现新一轮道德冲突。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工业现代化在我国的主要发达地区和主要工业部门已经完成，但在许多地区和部门还没有完成。在工业化尚未全部完成的情况下，我国又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信息传播现代化的潮流之中。两个现代化的进程交替作用，其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是非常复杂的。这要比美国或欧洲单一内容的现代化潮流带来的影响和反应激烈得多。这种社会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冲突是有规律的。这是观察我国道德冲突的国际背景。
这方面的具体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化程度的发展必然打破原有社会利益的平衡，导致原有的观念与现实的平衡处于一种“失范”状态，社会必然重新调整和规范。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在主旋律的宣传之中允诺的东西，在现实之中不能实现，甚至出现相反的情况。人们对这种现实生活的体验就容易激起权利意识的成长。这种权利意识反应在道德领域，就会出现道德冲突。人们会根据现代化提供的新的条件，要求兑现以前的社会允诺，并要求消除现实中的种种黑暗以及理论与现实矛盾的地方。在中国，现代化的不断深化，现实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消费主义的普遍流行，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也会使人们增加对于社会主义公平的进一步追求，同时也会向往在新的条件下自由权利的扩张。
第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促使青年得到与之相应的社会权利，他们对于约束人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也必然进行重新审视。在各种形形色色的要求之中，有些道德要求是合理的，而有的则超出了现实允许的界限。这个过程也可能是道德冲突比较激烈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美国工业现代化完成时，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人们搬到郊区居住，消费主义盛行，人们追求享受，引起了青年对更大的生活权利的追求。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出现了性解放和同性恋合法化运动，冲破了当时的道德规范，使得整个社会逐步地接受原来绝不想接受的许多观念和新的规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在重复着类似美国50年代社会生活变化的轨迹。我国也需要借鉴美国处理现代化与道德冲突的经验，分析合理成分与荒谬部分的区别，并加以引导。
第三，随着文化的普及和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自我意识的成长，人们对自身自由权利的追求必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在道德方面，也会出现追求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这个过程，包含对旧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的认定和扬弃，也包含对新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建立的向往。社会道德状况就在这种貌似“失范”和“冲突”的状态之中向前发展。等到许多年后人们回首走过的路的时候，才能发现，今天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现象也可能是自己曾经没有注意的现象。同时也可能发现，自己认为不规范的东西，竟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4）道德“失范”与道德重建
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道德状况的支持。虽然社会发展必然带来道德冲突和震荡，但是社会的进步力量也必然矢志不渝地克服道德“失范”的状态，致力于适合新的社会发展情况的道德体系的更新或重建。
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是一个总结20多年道德建设的经验，根据新的情况，进行道德重建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口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纲要》还指出：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元化的趋势，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道德建设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需要研究解决。必须适应形式发展的要求，抓住有利时机，巩固已有的成果，加强薄弱环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把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上《纲要》的这两段话可以作为新的时期道德建设或曰道德重建的纲领性的指示。按照这个方针，我国的道德建设既不是保守和故步自封，也不是脱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放任自流，而是更新和重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