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石油开发推动的经济现代化
伊朗属于非阿拉伯国家，主体民族为波斯人，宗教信仰主要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伊朗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沟通东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加上独特的语言、文化，其国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同时，该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多种矿藏，以及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人力资源也较为丰富。
伊朗是中东产油国中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从而结束了国家混乱和殖民干涉的历史。礼萨汗国王（1925-1941年在位）致力于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摆脱英俄的控制，并努力推进现代化改革和经济发展。1939年，伊朗的石油产量达1000万吨。同时，制造业也有所发展，兴建了一批轻工、金属、建材和电力企业，并且发展了交通运输业。
二战后，礼萨汗的儿子巴列维国王（1941-1978年在位）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伊朗政府以石油为后盾，大力推动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1949-1979年，伊朗共实施了五个发展计划。第一个（1949-1956）和第二个计划（1956-1962）重点是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第三个（1962-1968）和第四个计划（1968-1973）突出工业化，在石油涨价背景下出台的第五个计划（1973-1978）则以大推进式的经济现代化为特征。巴列维指出，只有高速发展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他把第五个发展计划的投资指标从322亿美元一下提高到696亿美元（第四个计划为74.8亿美元），并宣称要把伊朗建成世界强国。
伊朗农业曾经长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收入的85%来自农业，就业人口中80%在农村。伊朗的土地占有是大地产制，地主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势力大为巩固，王室成为最大的地主。地主、清真寺和王室占有83%的土地，实行封建地租。但白色革命的开始揭开了土地改革的序幕。1962年，政府颁布土改法令。根据1964年的规定，凡占地超过规定限额（根据肥力为30-150公顷不等）的土地须卖给农民，由政府支付1/3地价，后者还向农民提供购置生产资料的贷款。到1972年，250万农户获得土地，每户平均2公顷。除地主外，3600个清真寺的公有村庄土地也被出售。1973年初，全国共有8400个合作社。1975年共有40个农业公司和70多家农工联合公司。
战后发展最快的部门是石油。20世纪50年代末，摩萨台领导开展了石油国有化运动，运动失败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财团代替英国接管了伊朗的石油资源。1973年5月，伊朗把国际石油财团的资产收归国有。战后，伊朗的石油生产有了大幅度增长，1950年仅为3200万吨，1973年高达2.891亿吨，此后有所下降（因为收入在持续上升）；1977年，天然气产量达497亿立方米。石油收入1950年为4470万美元，1979年达208亿美元。除原油生产外，伊朗也大力发展石化、炼油业和油轮等石油下游产业和非石油工业。伊朗扩建了阿巴丹炼油厂，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炼油厂。20世纪50-60年代前期，非石油工业发展的重点是进口替代型的轻工和建材工业，包括制糖、卷烟、面粉、榨油、罐头、纺织、家电、水泥、玻璃、砖瓦等部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的重点转向重工业，建立了一系列大型石化、钢铁、冶金、机械和汽车制造企业。另外，电力和采矿生产发展也很快。到1969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32%，居中东第一。伊朗的许多工业部门的产量已高于埃及和土耳其。
在农业方面，水利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20世纪60年代建成了四座大型水利设施，其中礼萨·巴列维国王水库容量达33亿立方米。另外，还建设了一些小型水坝，开挖了许多机井。截至1973年，拖拉机数量达2.3万台，1969年化肥施用量为25万吨。这一阶段伊朗农业的发展较快，1954-1970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为4.0%，农业实现了自给。
在基础设施方面，“四五”期间铁路从3500公里增至4400公里，全天候公路从9500公里增至12100公里；新建了哈尔克岛大型油港，扩建了阿巴丹、霍拉姆沙赫尔和沙赫普尔三个港口。民航以德黑兰为中心形成了国内航空网。
金融业发展也很迅速。伊朗将本国经济无法全部吸收的石油资金存入发达国家的银行，以后又改为对西方经济进行直接投资。1977年，伊朗的海外资产达220亿美元。
战后伊朗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1960-1975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5%；1979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344美元。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也造成许多问题，如交通运输的紧张、物资在外轮和码头上大量积压腐烂、恶性通货膨胀、投资效益下降以及农业中存在的问题等等。不过，美籍伊朗裔女学者纳吉马巴迪认为，经济危机并非伊斯兰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后者存在于伊朗的社会体制中。
二、“白色革命”的缘起、内容和后果
礼萨汗在位时期，伊朗君主制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5年以前，商人、地主和宗教界构成君主制的社会基础。此后，地主上升为政权的主要支柱，专业人员和文官的地位也在上升，而商人在政治上已经不再是独立的力量，宗教界则开始受到压制。同时，作为重要财政来源的石油收入和军警宪特成为王朝统治的主要工具。
巴列维继承了礼萨汗的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中，民族主义与宗教界联手挑战石油公司和王室，对现政权构成极大压力，最终美国策动军人政变推翻了摩萨台内阁。国有化运动结束后，国内局势仍然不稳定。民族阵线和人民党（伊朗共产党）的组织继续在国外进行反政府活动，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国内联系，鼓励学生运动。宗教势力对政府的敌意也无丝毫减退，随时伺机而动。因此，政权的统治基础十分狭窄，而统治阶级中的个别人物（如安全机构萨瓦克首脑巴赫蒂亚尔）甚至对国王本人也心怀叵测。1959-1961年，国内相继爆发大规模罢工和学生游行。
在国际上，美国对国王一味加强个人专制，而不考虑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做法也表示不满。1959年12月，来访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伊朗国会发表讲话，暗示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对国家安全的不可或缺。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公开施加压力，要求国王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在这种形势下，巴列维于1961年5月任命前驻美大使、经济学家阿里·阿米尼为首相，并随后解散了反对改革的国会。
阿米尼政府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它对1960年制定的土改法草案进行修改，开始了土地改革。1962年7月，国王解除了阿米尼的职务，从而排除了最后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首相，把权力牢牢抓到自己手里。1963年1月，巴列维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社大会上宣布了“白色革命”六点计划，该计划在26日举行的全民投票中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巴列维坚持世俗的现代化模式。他宣称，伊朗的“新民主”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所谓“经济民主”即按照“民主原则”公平地分配资源、物资和劳务，建立包括国营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混合经济。“社会民主”即充分满足人们在食品、衣着、住宅、教育和卫生方面的需求，使公民身心获得全面发展。总之，经济、社会的“民主”实际上意味着改革封建的土地关系、缓和城市中的贫富悬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健康水平，这就是“白色革命”。白色革命即“国王与人民的革命”，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改革和发展避免左翼力量的红色革命和什叶派宗教势力的黑色革命。而且，巴列维把社会、经济民主的实现，看做是西方化在伊朗的完成。六点计划的内容是：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出售国有工厂的股份，给予妇女选举权，工人参加企业分红，成立扫盲大军。1967和1975年，政府两度对改革方案进行增补，使“白色革命”的措施达到17条，从而扩大了改革的内容。
“白色革命”的实施对伊朗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土改旨在粉碎大地产制和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把土地转入富农和小地主之手，从而把富裕农民纳入政府的社会基础。土改的配套措施包括森林、牧场和水源的国有化。在土改中，小地主受触动较少，雇农没得到任何土地，而且原先佃农对租地的占有不均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根据1974年土改结束时的一项调查，33%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39%的人平均占地2公顷，12%的人平均占地7公顷，14%的人平均占地18公顷，0.5%的人平均占地190公顷。土改后成立的合作社也主要为富农所控制。但大地产制受到沉重打击，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从20世纪50年代的200万发展到70年代中期的400万（包括中小企业）。为了笼络工人，“白色革命”计划规定在雇佣10人以上企业中，由工人分享20%的利润，实行最低工资，并由政府仲裁劳资冲突。1975年又提出工人分享大企业1/3的股票，而实际上，参加分红的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3.8%，企业只占2.4%。但工资确实增长较快，1963-1972年平均年增长7%。
20世纪60年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极为迅速。政府实施了八年制义务免费教育，为学生提供免费医疗和膳食。识字率从1960年的16%上升到1980年的50%。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专业人员队伍的扩大。1966年，文官、律师、法官、教师、工程师、医生、职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共41.6万，1976年增长到156万。“白色革命”规定建立的保健大军、扫盲大军、推广发展大军和仲裁所（处理农村的一般民事纠纷），主要由大中学毕业生参加，以此代替三年兵役，同时部分解决了学生就业问题。根据官方资料，1963-1971年，共有98599人在21支扫盲队中工作过，扫盲人数为162500人。到1972年，共建立了400个保健队，担负着8000-20000村民的医疗工作。
妇女解放也是“白色革命”的重要方面。1963年对选举法的修改，使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她们参加了1963年的全民投票。1967年，伊朗议会通过家庭保护法，取消了丈夫的任意离婚权，禁止临时性婚姻，并对多妻制进行了限制。1974年，又对该法作了进一步修改。
迅速增长的石油收入，为各项福利措施铺平了道路。伊朗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初实行普遍的免费医疗保险和免费高等教育，并致力于稳定城市的食品价格。因此，60年代的物价上涨远远低于工资增长，每年仅为3%。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旨在对传统的伊朗社会经济进行改革，用现代的大工业和农业取代旧式巴扎手工业和分成制佃农经济，同时以新兴的工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富农取代传统的商人阶层和地主，作为政权的主要社会支柱，并在工人、知识分子、妇女和青年中寻求支持，以巩固王权统治。这些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在政治上，巴列维也竭力塑造一个“万民拥戴”的政府形象。20世纪50年代的历届国会中，地主控制了2/3的议席。而1963年召开的第21届国会中有95名文官、32名专业人员、24名农民、9名工人、8名商人、11名私营工厂雇员和4名巴扎行会成员，地主只有7名。政权已经牢牢掌握在巴列维手中。1963年12月，国王的密友哈桑·阿里·曼苏尔（后任首相）把主要由文官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进步中心”改组为“新伊朗党”。该党直接控制了议员提名和内阁组成，并把全国所有的雇主协会、工会、行会、文官协会和农村合作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国王还直接操纵着高级军官的任命、萨瓦克和其他情报组织以及伊朗国营石油公司。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法西斯式的社团主义政治结构。
20世纪60年代，伊朗外交的独立性也增强了。伊朗大大改善了与苏联的贸易，并获得大量经济军事援助，摆脱了过分依赖美国的局面。但美国依然是伊朗的盟国和主要支持者。1965-1974年，美国提供了价值73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劳务。1965年，美国把伊朗列入“发达国家”，并于1967年终止了对伊朗的经济、军事援助。1981年，在伊朗的美国公民有3.4万人。
三、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与君主制的崩溃
“白色革命”在表面上取得了显著成效。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美元的源源流入，更使这种看法几乎成为定论。1971年10月15日，伊朗隆重庆祝居鲁士大帝建国2500周年，计有69国代表参加，其中包括9位国王、5位女王和19位总统。开销共计1亿美元，可谓排场至极。此后，巴列维把“五五”计划的投资指标提高了一倍多，并宣称要把伊朗建成世界强国。这番豪言壮语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后者视伊朗为自己在波斯湾的支柱，美国总统尼克松宣称伊朗将得到“她所需要的任何常规武器”。1972-1977年，伊朗仅从美国进口武器即达120亿美元，军费开支在20世纪70年代平均占国家预算的30%。伊朗由此建立了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庞大军队（1977年为40万）。
然而，就在新波斯帝国大放异彩之时，王朝崩溃的前兆已经出现。土地改革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广大的无地农民阶层，而农业公司和农工联合企业的建立又剥夺了部分自耕农的土地，结果大批农民流入城市。1966-1976年，农业人口从总人口的62%下降到53.2%。仅1975年就有8000个村庄荒芜了。另一方面，普通自耕农因缺乏贷款而难以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妨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政府对农产品的大量价格补贴和城市化的发展也鼓励了消费的增长，致使伊朗的农业生产越来越落后于需要，食品大量依赖进口。在城市，巴扎经济也处于衰落中。由于政府的忽视，手工业者和巴扎商人得不到优惠贷款和保护关税的扶持，面临着大工业和大商人的激烈竞争，失业率不断上升。因此，他们与中下层毛拉联系密切，在反政府斗争中接受后者的领导。
在伊朗，什叶派宗教势力有着自上而下的较为完善的组织力量和经济基础，以及参与政治的传统，因而成为反国王专制的领导力量，他们所反对的主要是国王的宗教政策、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政治独裁和亲美外交。这种反对一方面体现出传统势力对世俗化改革的敌视，但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国王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上全面投靠西方而同时却又压制民主的强烈不满，因而具有历史进步性。1963年，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1902-1989）领导巴扎手工业者发动了反对“白色革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但他本人随后被驱逐出境，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在流放中，霍梅尼的政治思想从捍卫宪法发展为反对君主制度、重建神权政治。这一转变标志着对几个世纪以来什叶派宗教实践的否定。
20世纪6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从宗教中寻求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倾向。20世纪初，主要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曾经主张全面西化。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大批劳动阶层的子弟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主张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社会。其中，阿贝哈桑·巴尼萨德尔提出“伊斯兰经济学”，认为在伊斯兰社会中唯真主享有绝对的所有权，国家的权力有限，而私人只对劳动和产品有相对的所有权。
作为王朝统治主要受益者的大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关心政权。由于政府控制的石油工业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他们也缺乏影响统治者的能力。
因此，巴列维王朝表面上是“万民拥戴”，实际上则已沦为孤家寡人，而完全依赖军队、警察、萨瓦克等国家暴力机器勉强维持统治。
随着各阶层反政府斗争的开始，20世纪50-60年代涌现出许多政治组织，其中有代表手工业者和下层毛拉的伊斯兰敢死队（1946）、伊斯兰民族党（1960）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以及代表伊斯兰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人民圣战者组织（1965）、国民自由运动和穆斯林人民革命运动等。
“五五”计划实施的结果，虽然工业生产有很大增长，但在1975年以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被迫采取了股份分享和控制物价等项政策，企图稍微遏制一下资产阶级的势力，讨好工农群众。在政治上，国王于1975年解散新伊朗党，成立容纳各党派的民族复兴党，以加强对国民的控制。不过，上述措施无助于缓和局势，反而使危机更趋严重。一年之内，资金外逃就达20亿美元，资产阶级开始投入反国王阵营。1974年以后，工人多次发动大罢工，一场革命迫在眉睫。
1977年5月，作家阿·艾·贾瓦迪发表致国王的公开信，反对政府压制言论自由。6月，民族阵线的三位领袖发表声明，谴责国王的暴政，之后各地出现了示威游行。国王被迫解除任期长达13年的首相胡韦达的职务，任命经济学家扎·阿姆泽加为首相，并释放了部分政治犯。但是，一切让步措施都无济于事了。在宗教人士的领导下，群众运动不断发展。1978年1月9日，库姆城出现游行示威，警察打死70人。5月，伞兵部队进驻该城。为了安抚群众，国王于8月任命毛拉之子谢·埃米尔为首相，恢复了希吉来历，关闭了赌场，解散了妇女事务部，清洗了特务机关，并放弃了新闻检查。资产阶级反对派也打算妥协，民族阵线表示愿意与政府谈判，温和派的宗教领袖也呼吁实施宪法。
此间，人民运动继续走向高涨，各城市的群众高举霍梅尼的画像进行游行。在法国首都巴黎，川流不息的伊朗人拜见霍梅尼，这位老人号召人民打倒国王，建立公正的制度。他的讲话被录制成磁带，迅速送到伊朗各地。
9月7日，反对派宣布全国总罢工。次日，军警开枪镇压群众，至少打死700人。血腥镇压使温和派改变了立场。11月，温和派领袖巴扎尔甘飞抵巴黎，宣布接受霍梅尼领导，巴列维已经是四面楚歌了。11月中旬，他任命军队总参谋长爱资哈里组成军政府，企图靠枪杆子苟延残喘。但是，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开小差的现象层出不穷。
在严峻的局势面前，美国要求国王出走，把权力交给温和的反对派，以防激进派执掌政权。走投无路的国王只有屈服。在与民族阵线的谈判失败以后，国王与民阵领袖之一沙普尔·巴赫蒂亚尔达成交权协议。12月10至12日，德黑兰爆发了上百万人的大游行。16日，统治伊朗长达36年的巴列维国王出走，结束了伊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1980年7月，巴列维于埃及病逝）。
巴赫蒂亚尔政权遭到了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和群众的激烈反对。人民自发地起来夺取市政机关，空军士兵进行绝食，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摄政委员会委员都纷纷辞职。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从法国返回伊朗，在德黑兰机场受到上百万群众的热烈欢迎。5日，他任命巴扎尔甘为临时革命政府总理，形成了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此时，美国担心伊朗内乱引起苏联干涉，力劝军队保持中立。2月9-11日，全国各地爆发了部分保王派军队与支持革命的军队和群众之间的零星战斗。12日，巴扎尔甘内阁接管全部政权，伊斯兰革命宣告胜利。
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伊朗君主主义现代化改革的终结。这场革命的目标，直指巴列维王朝的君主独裁统治，以及在伊朗享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超级大国美国。革命的参加者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城市手工业者和贫民是运动的主力，领导者则是宗教势力，伊斯兰知识分子是其同盟者。总之，这是一场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指出：“在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是电子时代的第一场名副其实的现代革命。”从表面上看，革命中宗教的复兴似乎暗示着历史的倒退。但仔细探讨则不难发现，在复古的形式后面所埋藏的，则是千百万人民对现代化作出的历史性抉择。现代化改革必须妥善解决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阶级分化和文化取向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这就是1978-1979年伊朗革命给人们的主要启示。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战后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它导致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革命改变了伊朗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东的地区格局，并对世界形势产生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