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石油的开发，中东产油国进入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石油经济的发展也对相关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君主制为主体的产油国，其传统的政治基础是家族政治，主要的社会基础是教俗贵族、农牧民（尤其是与王室关系密切的部落）、与统治集团属同一教派的信众和商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发展，统治集团逐渐调整了对一些原主要的支持者的政策，而扩大了对一般民众的争取。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多数保守的产油国也付出很大努力促进社会发展，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之一是发展教育医疗。
一、游牧民人数的下降和变迁
在牧区，主要变化是游牧民人数的迅速下降和部落的逐渐解体。在半岛地区，游牧民一直在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沙特人口中游牧民的比例最多。据福阿德·哈姆扎在1933年出版的《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一书中所载，沙特全国人口中有58%为游牧民，其余为定居人口。
战后，延续了几千年的游牧制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首先，游牧业的环境恶化。市场对游牧民传统的畜牧业产品需求减少。一些产油国从国外大量进口活牲畜、肉乳制品并为其提供可观补贴，对牧民饲养的牛羊构成冲击，而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推广使对骆驼的需求下降，在沙特还沉重打击了游牧民从事的朝觐者运输业。在一些地区，过度放牧造成了牧场退化，干旱和沙漠化也影响了游牧民的生存能力，而始于战前的国家边界的确定，则限制了游牧民的迁移。
其次，城市、油田和政府的准军事力量（像沙特的国民卫队）的发展为游牧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及良好的入学和医疗条件。同时，一些地方如油田的固定水源也促使牧民在周边定居，以方便畜群饮用，尤其是在夏天。20世纪90年代中期，沙特国民卫队现役人员达到7.7万，且装备精良。根据一般规律，游牧民定居首先是务农，但在海湾国家，他们有许多人直接进城，跳过了务农阶段。不过，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出租车司机、花工、门卫、向导、国民卫队士兵、建筑工人等。大批移民造成了牧区劳动力的短缺，沙特甚至得从较落后的约旦、伊拉克等邻国输入牧民。同时，大批向外移民削弱了部落家族关系，尽管在城市里居住的酋长往往与原部落仍然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另一方面，部落仍然保持强大的影响，在城市中同一部落的人往往住在一起，部落家族联系帮助了进城的新移民对环境的适应；同时新的部落继续在形成中。
留在农牧区的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其生活方式也出现变化。他们从政府那里领取补助金，获得牲畜、良种、饲料补贴和购置汽车的补贴，购买了水泵、拖拉机和汽车，汽车成为游牧民不可或缺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运送水、牲畜，并看管骆驼，一些大牧主还添置了长途放牧所需的运水车。因此，牧民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延长了，而迁移的速度提高了。当然，从政府政策中获益的主要是大牧主和酋长。此外，各国也出现了一批利用外籍劳动力的现代化养殖场。
二、定居农村的社会变迁
在定居农村，战后的阶级关系出现了更为重大的变动。大地主在两次大战之间一直是政治经济主导性的力量，其特点是基本上为居住在城市中的外在地主，其来源包括商人、官员、酋长、宗教上层等，但他们在两伊的土改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土地大量被政府收购（伊朗王室在“白色革命”前即开始主动出售土地）。许多大地主利用政府的赔偿，大量投资于工商业而摇身一变为资本家；其他人往往在保留的土地上采用机械化耕作和雇工，成为农场主。
伊朗土改的目的在于把大地主的土地转入富农和小地主之手，从而把上层农民纳入政府的社会基础，促进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土改的配套措施包括森林、牧场和水源的国有化。在土改中，小地主受触动较少，雇农没得到任何土地，而且原先佃农对租地的占有不均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根据1974年土改结束时的一项调查。33%的农村人口无地，39%的人平均占地2公顷，12%的人平均占地7公顷，14%的人平均占地18公顷，0.5%的人平均占地190公顷。土改后成立的合作社也主要为富农所控制。伊拉克自耕农的比重更大一些。20世纪70年代中期，农业工人占伊拉克农村人口的3.9%，基本无地的雇工占10.3%，贫困小农15.6%，中农41.5%，富农20.7%，农业资本家和地主8.0%。对于土地规模不足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他们必须靠租用土地、出外打工、进城做事、从事手工业活动等方式补贴家用。加上政府对农业的忽视，两伊土改的整体效果不好。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伊拉克逐渐改变了政策。1983年的35号法通过后，集体农场减少了，合作社消失了，对拥有土地上限的规定放宽了，对土改中接受土地的农户的控制放松了。因此，农户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信贷，接近国家的批发市场，其发展加快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于1980年通过土地分配法案，没收了5万公顷的地主土地并租给农民，同时将75万公顷的贫瘠地和荒地分给农民。
在沙特，小农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始使用农机、化肥、良种并获得更多的灌溉用水，生产的商品化也得到发展。同时，也出现了采用现代耕作方式的农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大农场获得了政府分配的大部分国有土地，发展迅猛，成为国家信贷、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补贴的主要受益者。大农场主要使用外籍技术人员和外籍工人，生产小麦和禽蛋。20世纪80年代中期，6家大公司就控制了沙特30%的小麦市场。另一方面，小农因难于得到国家信贷、地下水位下降和人口增加等因素而面临着经营困境，许多人失去土地而流入城市，甚至出现了整个村庄被遗弃的情况。1975年以后，政府加强了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向城市大量移民的情况才得到缓解。1990年，沙特农牧民的总人数下降到56.9万，仅占劳动力总数的9.9%。
三、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大资产阶级
城市的社会结构变化较大，伊拉克1977年城市社会结构状况。
在半岛国家，土地资源的匮乏和部落土地制的长期存在使地主阶级势力不大（如上所述，地主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实是商人），而商人历来拥有重大的影响。他们是王室、埃米尔资金的提供者，因而享受种种优惠，并成为王室的政治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石油收入的增长使王室得以逐渐摆脱对商人的依赖，前者继续给予商人以经济上的好处，而阻止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伊朗商人在礼萨汗时期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在伊拉克，战后大资产阶级遭受了国有化的沉重打击，而在其他国家则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在战后初期的半岛各国，为西方石油公司和王室提供物资、承包工程成为私人资本崛起的重要途径，如卡塔尔的曼尼家族和达维什家族。此后，私人资本从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展计划拨款、政府采购、免税政策（公司免交所得税，只纳天课）、低息贷款、水电补贴、用地补贴、进口半成品、设备补贴、外资准入限制等一系列措施中受益。例如，政府往往将城市中的土地廉价转让给私人，然后再高价购回用于开发，房地产商从中获利无数。在科威特，1960-1965年度，购买土地的支出占到政府总支出的24%。再有，由于政府规定外资必须有当地合伙人才能开办公司，本地人便可轻松入股或出任外国公司代理，坐收大笔红利。像卡塔尔的达维什家族在20世纪50年代即担任了奥斯汀、菲利普、邓碌普、通用电气、大众、奥迪、菲亚特等著名西方公司的代理商。在沙特，战前有一定独立性的汉志商人遭到冷遇，而与王室、官僚有密切人际和地缘关系的内志商人迅速崛起，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实业家集团和政府的政治支柱。此外，20世纪70年代的开放促成了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在伊拉克，1973年，在政府注册的承包商达到2788人；1980年，百万富翁的人数超过700.
产油国大资产阶级有如下特点：第一，强烈的依附性。表现在对政府发展计划、裙带关系及外资的严重依赖上，多数经营效益较差。第二，崛起的迅速性。第三，构成的单一性。由于多数产油国基础很差，国家垄断了基础工业，而伊拉克又进行了国有化，因此除伊朗外其他国家的私人资本主要限于商业、进出口、建筑和金融、服务业，在制造业方面较为落后。第四，跨国发展较早。大量的石油美元使私人资本很快转入金融业，而国内市场的有限促使其大力向海外拓展，尤其在海湾地区。如科威特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从事对外投资的私人大公司有科威特国家投资公司、“国际石油财团”和浮图赫投资公司等。
四、城市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阶级成分庞杂，包括传统的小商贩、小业主、手工业者，以及新兴的公务员、专业人员、军官等，后者常常被西方学者称为“新中等阶层”。在产油国，传统的小工商业者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大资产阶级和国有企业的发展迅速并存在进口商品的激烈冲击。这是由于中东传统的家族因素和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等所决定的。在伊拉克，1962年大型工业企业（就业为10人及以上）职工占就业总数的64.3%，小型企业（就业少于10人）为35.7%；1981年，上述比例分别为73.3%和26.7%。可见，小企业依然占有可观的比例。在伊朗，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发展，传统的巴扎（市场）商人受到忽视，他们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家职能的扩大导致的行政机构的迅速膨胀和国营企业的增加，教育和城市化的发展等原因，造成了“新中等阶层”的不断壮大。从教育方面看，战后各国均经历了迅速的发展，此外还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沙特，政府规定所有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公民均须为政府工作至少5年，否则即违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沙特首都利雅德87%的公民在政府部门任职。教育的发展为中小城镇的居民进入社会上层创造了条件。在伊拉克，1958-1963年，36%的内阁部长来自2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1963-1968年这一比例达到63%，20世纪70年代则高达75%。
五、奴隶、产业工人和城市贫民
在城市的中下阶层中，奴隶是唯一彻底消失的阶层。1952年，卡塔尔埃米尔颁令解放奴隶。1962年，沙特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阿曼在卡布斯继位后，也宣布废奴。
产业工人是另一个迅速崛起的阶级。不过，由于产油国的制造业相对落后，他们的人数一般不多，且包括大批外籍劳工，只有两伊例外。1977年，伊拉克的工人约有105万，其部门分布比例如下：政府部门4.8%，建筑业28.1%，公用事业0.6%，制造业8.4%，采油和其他采矿业1.6%，交通运输业9.9%，服务业17.8%，失业者7.1%，不详者5.5%；此外，以上数字中包括小型作坊的半熟练和非熟练雇工，制造业中为19623人。在伊朗，工人阶级从20世纪50年代的200万发展到70年代中期的400万（包括中小企业）。为了笼络工人，白色革命计划规定在雇佣10人以上企业中，由工人分享20%的利润，实行最低工资，并由政府仲裁劳资冲突。1975年又提出工人分享大企业1/3的股票，而实际上参加分红的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3.8%，企业只占2.4%。但工资确实增长较快，1963-1972年平均年增长7%。在沙特，1985年仅工业部门（含建筑业、采矿业和公用事业）的就业人员已达到206.9万。由于部落、宗教、教派、国籍等因素的影响，产油国产业工人队伍内部的凝聚力较差。
然而，迅速的城市化在个别城市如伊拉克的巴格达产生了大片的棚户区。伊朗的德黑兰虽然没有这样，但穷人集聚在南部的老城区，这里拥挤不堪，环境恶劣。城市贫民成为两伊重要的社会阶层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沙特，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一度出现过因农民大批向城市移民而无法就业所致的贫民。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教育的本国公民不断增长，而他们向往的公务员职位却处于停滞状态，石油跌价使私人企业的需求也十分低迷，毕业生以文为主的专业结构，非就业人员享受的优厚待遇，加上对体力劳动的厌恶，由此出现了产油国独特的“知识失业”一族。到90年代后期，这一群体人数的增长已经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六、官僚资产阶级与宗教人士
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他们由国营企业的经理组成，管理着油田、工厂、基础设施和一些服务类企业，拥有相当的权力。在产油国，规模最大的企业几乎全部是国营企业。国企经理的任命时常受到家族裙带关系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素质。这些企业通过订货、发包工程等渠道与私人企业相联系，而一些国营企业的经理在离职后常常会进入私人企业任职。
宗教人士是一个传统的、权力显赫的社会集团，曾经长期控制着教育、司法大权和大量土地、不动产，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官僚的重要来源。然而，战后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司法的世俗化和宗教阶层的官僚化逐渐限制了他们的传统特权。在沙特，1970-1971年度培养宗教法官和宗教教师的宗教学校在校生仅为8800人，而各类现代中学在校生总数高达92479人。此外，沙特宗教大学的专业也进行了改造，设置了社会学、教育学、工程学等专业。20世纪70年代初，沙特的大穆夫提去世后，政府取消该职务，同时设立司法部。一些学者指出，在沙特，海归派地位最高，世俗大学毕业生居中，宗教大学毕业生最低。但是，除伊拉克外，其他产油国的宗教界依然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像沙特的宗教人士继续控制着宗教教育局、女子教育总局，并参与国家大政。在伊朗，宗教阶层遭受政府的强力压制，双方的关系极为紧张。
七、外籍人员
外籍人员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十分重要的新集团，尤其是在人口稀少的半岛六国，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75年，六国外籍人员的总人数为138.74万，其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为：阿曼34.0%，沙特43.0%，巴林39.6%，科威特69.4%，卡塔尔81.1%，阿联酋84.8%。到1990年，沙特官方公布的外劳数字已达到384.8万，占国内劳动力总数的66.7%。从来源看，早期的中下层外劳主要是阿拉伯人，来自也门、埃及、约旦、巴勒斯坦、苏丹等国，高级专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勤劳、守纪律著称的亚洲人迅速增加，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泰国、斯里兰卡。阿拉伯人一般从事行政管理、教学工作，而亚洲人则主要是建筑工人、产业工人、出租车司机、保姆等。外劳工资低（与产油国公民比较），且与其来源国收入挂钩，他们无法享受劳工法保障，更不能组织工会，其升职、携眷、旅行、归化等均受到严格限制。以归化而言，产油国一般只允许阿拉伯妇女入籍，且人数有限。产油国也通过严厉的护照管理、工作期限控制来限制外劳人数的扩大，并通过封闭的劳工营、飞地型的工业城市等将外劳与本国人口隔离开。许多学者认为，本国人与外籍人员的对立是产油国社会分裂的主要表现。
八、民族与教派问题
民族与教派问题是产油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民族看，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伊朗的非波斯人是本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而伊拉克、沙特和巴林等国的什叶派则是重要的少数教派。战后，一些国家采取了压制少数群体的政策（如伊拉克对什叶派强硬的世俗化政策），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变他们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在伊拉克，1978年什叶派各省的小学生占全体人口的20.8%，只稍低于逊尼派省份（21.8%）；但中学最高年级的学生在人口中的比例，什叶派省份仅为0.28%，而逊尼派省份为0.45%。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1975年冲突结束后，政府增加了投资，到1976年共向库尔德地区提供了11亿美元贷款，用于工业、水利、教育、医疗、公路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在沙特，20世纪70年代末在盛产石油的东方省爆发了什叶派的反政府骚乱，原因之一是什叶派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而骚乱后政府加快了东方省的经济开发。
九、两极分化问题
在富裕的产油国，财富的两极分化成为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在伊拉克，1971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出25%；同年，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收入的26倍。1977年，伊拉克和伊朗的贫困人口分别为150万和870万，占两国人口的13%和25%。王室成员、企业家、承包商、经纪人和政府高官成为产油国城市的新富。同时，各国政府也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社会福利，免除公民的税收负担，并对食品、住房、水电等提供大量补贴（外籍人员也可享受诸如食品补贴这样的福利），实行免费教育、医疗，但社会鸿沟依然存在。
总而观之，当代中东产油国经历了迅速而重大的社会变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其间，各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社会矛盾。在两伊，这种矛盾主要存在于国民内部，也相对尖锐，并最终导致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严重的民族、教派纷争。在海湾六国，矛盾相对缓和，并且主要体现在本国国民与外籍移民之间。总而观之，与经济相比，产油国的社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