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国与阿拔斯王朝的地区秩序关系分析
在8世纪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出现了两个伟大的帝国，即阿拔斯帝国（750-1258）和唐王朝（618-907）。
一、阿拔斯王朝与唐王朝的一些结构特点
为了理解两大帝国的异同，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两国的四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一，两大帝国领土辽阔，民族、语言、文化众多，但帝国仍能保持控制。
阿拔斯王朝为阿拉伯帝国（中国古称“大食”），幅员广大，其臣民包括了大批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等民族，其中大多数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另外，西亚北非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这里有许多游牧部落自由地在沙漠和绿洲之间迁移，从而对中央政府构成经常性的威胁。事实上，阿拉伯人脱离游牧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这对帝国的社会政治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伊斯兰化的过程并未完成。
帝国的基督教徒、祆教徒和犹太人被称为“迪米”（有经人），他们可以自由信教并享有司法自治，只是必须缴纳人头税及遵守有关骑马、服饰方面的规定。异教徒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并与穆斯林杂居，哈里发与异族妇女通婚而有了混血后代，波斯人和基督教徒成为官员，而波斯人和突厥人则先后成为军队的主力。许多阿拉伯人不再是士兵，而成为农民和工匠。总之，阿拔斯帝国已经成为伊斯兰帝国，而不复是倭马亚式的“阿拉伯帝国”。而且，波斯人、突厥人和柏柏尔人成为阿拉伯人在征服中的得力助手。同时，帝国奉行开放政策，大量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遂有百年翻译运动的繁荣。
中国也是一个多元帝国。但与阿拉伯帝国不同，中国有一个更居主导性的民族即汉族，后者在人口中的比重超过阿拉伯人在阿拔斯帝国人口中的比重，并且有着悠久的定居历史，长期占有统治者的位置。而且，中国拥有更为集中的官僚机构，对外省的控制更为严密，尽管唐朝也有藩镇引发的问题。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凝聚力要超过阿拉伯帝国。
唐朝也以对外开放而著称，突出表现在民族的融合上。其皇室起源于西北的甘肃，据说有突厥血统。王朝制定了不同政策来处理内附人问题，后者是获准迁居内地的边境民族，其中一些人担任了政府高官，如安禄山父母据说即为“杂胡”。长安有景教、佛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寺院，它也成为佛教最重要的译经场所。
两大帝国能够维持对庞大领土的控制，表明其拥有能团结少数族群的富有凝聚力的文化。但两帝国在这一方面均遇到困难，并因此丧失领土。
第二，两大帝国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
由于地貌、气候、技术和物产不同，两大帝国可以相互提供各自的特殊商品，尤其是阿拔斯王朝因为转运输往欧洲的中国过境商品而赚取巨额利润。丝绸之路因而成为繁荣的商道，并且是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它同时具有战略意义，如6世纪拜占庭帝国曾与突厥人进行丝绸贸易并联手进攻妨碍双方通商的波斯。相比之下，东亚各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差，贸易规模也小。
第三，两大帝国均属于拥有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普世帝国，致力于建立普世秩序。
实际上，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是世界上许多民族共有的现象。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已经知道存在其他的先进文化如拜占庭、西欧、波斯和中国。然而，穆斯林认为，真主是世间的唯一神，穆圣是最后的先知，而《古兰经》包含了所有的真理。8世纪以后，穆斯林也提出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领域，即“伊斯兰地区”（Dar el Islam）和“战争地区”（Dar el Harb）。而“伊斯兰地区”在合法性或主权方面与“战争地区”是不对等的，应当将后者从某种“自然属性”转变为真主的领土。所以哈里发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征服扩大“伊斯兰地区”的版图。
中国地处东亚的地理封闭地区，因此先秦时期以“天下”指称世界。“天下”可分为三个区域：中国，由九州构成，为世界的中心，皇帝即天子；中国之外为“四海”，“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居住于此，这一区域连同中国构成一个政治实体，共戴中国天子为君；四海之外为“四荒”，这里所居的非人类。同时，随着知识的增长，四海的范围也在扩大。
“四夷”在文化和社会经济上较为落后，因而古人以为其低于华夏。然而，这些集团与华夏共属一家，故《礼记》云：“以天下为一家”。因此，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应当采取道德的影响力，所谓“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与阿拉伯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世俗的，因而容易受到外来宗教的渗透。
第四，两大帝国奉行不同的领土战略，构建了各自的国际体系。
阿拉伯人在仅仅100年中，便旋风般地向东西两个方向突进，最终建立了一个东起河中、西至北非和西班牙的庞大帝国。这一征服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宗教热情，阿拉伯半岛的人口压力，统治者将部落的注意力从内部斗争和社会矛盾转移到战利品的意图，对贸易、土地、财富和市场的渴望，巩固阿拉伯半岛的统一等。
由此，在西亚北非出现了一个可称为“伊斯兰秩序”（Pax Islamica）的国际体系。当代的许多穆斯林学者和一般穆斯林将“伊斯兰秩序”等同于“伊斯兰地区”和乌玛，即包括了非穆斯林在内。异教徒在臣服了“伊斯兰秩序”之后，仍可追求精神的自由，正如《古兰经》所说：“宗教无强迫”（2：256）。我们认为，早期的“伊斯兰秩序”还包括一层含义，即哈里发必须出自阿拉伯人，而且是古来西族的人。在“伊斯兰秩序”的范围内，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
事实上，“伊斯兰秩序”逐渐成为一种等级制国际体系。阿拔斯帝国在麦蒙时期有27省，而8世纪中期以后许多遥远省份的总督建立了独立的王朝：西班牙的后倭马亚朝（756-1031）；呼罗珊的塔希尔朝（821-873）、萨法尔朝（873-900）和萨曼朝（900-999）；埃及和叙利亚的图伦朝（868-905）；阿尔及利亚的鲁斯塔姆朝（761-909）；摩洛哥的伊德里斯朝（789-926）；突尼斯和东阿尔及利亚的阿格拉布朝（800-909）。唐朝解体后中东出现了更多的独立王朝，而945年后白益人甚至控制了帝国的政治军事权力，此时的哈里发往往只能发挥宗教领袖的作用（后倭马亚朝和卡尔马特人也拥立了自己的哈里发）。哈里发与总督的矛盾一般是出于权力，有时也具有宗教性（如逊尼派的哈里发反对什叶派总督）。
显然，欧洲和西亚的国际体系包容了若干往往有宗教分野的帝国和王国，而不同于东亚（台湾学者许倬云认为，上述地区属于列国体制秩序）。在国际上，阿拔斯人奉行了“远交近攻”的政策，例如他们与天主教的法兰克联合起来对付东正教的拜占庭。
唐朝的领土确实较先朝为大，但华夏幅员的扩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一波又一波的外来移民入迁中原定居，与汉族联姻。唐朝对周边民族的政策可以概括如下：进攻经常入寇中原、威胁国家、藩邦和商道安全的强大民族（如突厥、吐蕃和吐谷浑），而后在其地建立羁縻州；扶持有实力的小国（如南诏），以稳定地区秩序；攻击“破坏地区秩序”的小国（如高句丽）；控制西域小国；向周边传播华夏文化。另一种常用战略是扶持小国、小民族对抗地区大国，如以新罗对付高句丽、以薛延陀对付东突厥、以南诏和回鹘对付吐蕃、以突骑施对付大食等。
这样，唐朝在东亚构建了一个国际体系，即“华夷秩序”。它包括五圈：①唐朝本土，共有328州，实行郡县制；②羁縻州地区，共有856州，由汉官和地方民族首领治理，在土地、军事和税收上高度自治；③更具自治性的民族地区，如突厥、回鹘、吐蕃、南诏和渤海；④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国家，如新罗、林邑；⑤仅有朝贡之名的主权国家，如大食、日本（和为大食所亡的萨珊波斯，其王子卑路斯曾来唐求援）。前两个地区为唐朝领土，但在国势衰落之时，羁縻州很容易丧失。此外，在这一时期东亚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全面吸取中国文化，文化成为唐朝实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许倬云认为，隋唐以前中国长期承受着来自西、北、东三个方向的胡人入侵，其北方成为战场。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一直处于“内陷的格局，各方面的民族聚集于中国，却没有发扬扩大的气势”。至隋唐之时，在积累了“足够的文化与经济能量”后，终于成为东亚文化经济与政治秩序（亚洲秩序）的中心。另外，中国的政治统一以文化统一为先导。比较而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是政治统一先于文化统一，这可能是双方帝国延续差别的原因之一。
随着领土的扩展，亚洲大陆东西两大帝国的冲突在所难免，不仅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
二、阿拔斯帝国与唐朝的关系
第一，军事和政治上从争夺中亚演变为和平共处和合作。
7世纪以后的丝绸之路共有四条干线：①绿洲丝路，为最重要的商道，途经西突厥主导下的西域；②北方草原丝路，为东突厥控制，后称“参天可汗道”；③西南夷道，途经吐谷浑之地，又名“青海路”；④海上丝路，唯一不受制于四夷的商道。可见，处理与上述民族的关系对唐朝是一个重大课题。
在西域和河中地区，有许多绿洲国家和地区大国（西突厥、吐蕃和吐谷浑）。在唐以前，中国已经对西域有较大的影响，但唐朝期望确立直接控制，主要目的为：①保护绿洲国家，构建丝路秩序；②阻止西突厥向这些国家征税，防止大食夺取中亚（本文指河中和吐火罗）；③隔绝吐蕃和西突厥。
阿拉伯人从波斯出发，从两个方向进军东方：中亚和印度。在印度，他们经过多年的战争才占领了印度河流域的若干地方。在中亚，唐朝已经是当地的主人。
突厥是唐朝的北方大患。629-630年，唐军大败东突厥，太宗在其地设羁縻州，随后从四方君长那里接受了“天可汗”称号。634年，西突厥一分为二，唐军乘机降伏天山南路诸国，设安西都护府，统有四镇。657年，唐亡西突厥。659和661年，河中的昭武九姓和波斯以东的16国分别内附，河中、吐火罗和西域因而成为唐朝的羁縻州。702年，唐设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之地。635年，唐灭吐谷浑，从而与吐蕃陷入了直接的对抗。
阿拉伯人很快占领了波斯，河中和吐火罗成为唐朝与大食的战场。然而，唐朝在西域的大敌是吐蕃，加上对西域的补给线太长，前者因而制定了下述战略：利用原附属西突厥的突骑施和康国作为对付大食的主力；如上所述，在中亚设立羁縻州。至于吐蕃，它时而成为大食的盟友，时而又成为后者的敌人。
654年，阿拉伯人征服河中的康国和米国，但真正的战事发生于673-741年；阿拉伯人经过与突骑施和康国军队的血战终于胜出，夺取了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712年，玄宗登基，唐朝中兴，之后唐应中亚诸国的要求派兵直接与大食作战，于715和717年分别赢得了对大食、吐蕃和突骑施联军的胜利。744年，唐灭突骑施，由此最终陷入了与大食的孤军对决。751年，唐军在决定性的怛罗斯之战中失败。
怛罗斯之战后，唐朝受困于近邻吐蕃的侵扰、755-763的安史之乱和随后的国内动荡，不得不放弃了中亚。而且，吐蕃乘机占领了唐朝的西域、陇右和河西之地。同时，阿拉伯人也受到内部矛盾的制约，如奴隶、什叶派和中亚民众的起义，波斯的一些起义甚至得到突骑施和康国军队的支援。820年以后，波斯和中亚出现了独立王朝。
然而，7世纪唐朝与大食之间也存在着和平关系。752-798年，阿拔斯朝使节19次入唐，同时也接受了唐朝使节。令人惊奇的是，734年唐朝甚至一度计划与大食共同发兵讨伐突骑施；李泌宰相也曾于787年向唐德宗建议：“北和回纥，南通云南（指南诏），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但未实施。757年，大食军队数千人应唐朝之邀，入华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至此，两国间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
第二，畅通的丝路有助于两国间密切的经贸联系。
8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开始听说有关中国富裕和灿烂文化的传闻，因而大力经营东方商道。他们建设了从波斯通往印度的哥拉森（位于锡斯坦）大道、从德兰索西阿那通往吐蕃的南方大山路、里海和高加索的北方丝路、以西拉夫和巴士拉为主要港口的海上通道。还在倭马亚时期，帝国的驿站已达1000个。唐朝在东方也在大力建设，青海路和草原路即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中唐以后，由于吐蕃控制了西域，海上丝路和草原丝路日益重要。唐朝凭借与大食的联系，发展起与东非和北非的贸易。许多探险家的著作也为商道和贸易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杜环的《经行记》和马苏迪的《黄金草原》等。
阿拉伯从唐朝输入大宗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纸和珠宝，同时向唐朝输出药材、化妆品、香料和宝石。大批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居住在长安、广州和其他城市。879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据说有12万穆斯林、祆教徒、景教徒和犹太人被杀，其中多数是阿拉伯、波斯商人。
外贸对两大帝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阿拉伯人开始饮茶，一些伊斯兰城市出现了新的产业，如撒马尔罕、大马士革的造纸业，大马士革、巴格达和亚历山大的丝绸业。这些新兴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技术、工匠和原料。同时，阿拉伯药材也大大丰富了中医药。人们通常认为，奢侈品是中古贸易的主要构成，但茶叶和纸似乎不属于奢侈品之列，它们改变了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国际贸易也改变了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出现了新的商业城市，原有的商业城市更加繁荣，如洛阳、广州、泉州、大马士革、巴格达、巴士拉、伊斯法罕等。贸易在中国西北、沿海地区和阿拔斯帝国的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两大帝国更趋开放。换言之，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帝国实力的展现。
第三，文化交流在两大帝国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两大帝国均从相互的文化交流中受益。唐朝中阿文化交往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更具有平衡性，即中国文化对阿拉伯的影响大大加强了，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阿拉伯帝国在下列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瓷器制造，火药和火器，造纸术，炼丹术，丝织、装饰图案和绘画。中国则在下列方面受到了阿拉伯帝国的影响：阿拉伯马，医药，天文学，景教与伊斯兰教，文学。
三、结论
显然，阿拔斯帝国与唐朝的关系是复杂的。从文明交往的观点看，阿拉伯文明是由农业和游牧经济构成的复合文明，或者说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文明。由于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早期发展的落后、社会经济的游牧性和由此而来的军事上的强大机动性，以及普世主义的宗教，这一文明在交往上具有突出的主动性，即渴望吸取先进文明的成果，其表现之一是军事上强烈的进取心。在征服的广袤领土上，一个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圈形成了。
但中国在对外交往上较为稳健，即使是在以开放而著称的唐朝，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地理位置的封闭，经济以农为本，社会经济长期保持先进，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世俗文化的主导性。因此，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和平方式和传播华夏文化。在唐朝所在的东亚，同样形成了儒家文明圈。
两大文明最终在中亚相撞。怛罗斯之战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之一并非阿拉伯人控制中亚，而是原先为多元宗教区的中亚最终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的一部分。其实，在战后的几年中，当地的统治者继续向唐朝求援，当地民众也对阿拉伯总督的政策十分不满。因此，在中亚（和波斯）出现了反对阿拉伯人的频繁起义（如708-710，727-737，747-748，751，759，776-883，777，806-810年），怛罗斯之战结束仅仅70年，当地总督即宣布独立。同时，阿拉伯人在中亚的行动也牵制了吐蕃，后者不能再随意侵扰唐朝。安史之乱后阿拉伯军队援唐一事，证明两大帝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至于双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无须赘言了。
两大帝国间的和平共处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双方政治中心相互距离的遥远，以及伊斯兰文明的宗教性和中国文明总体的世俗性（宗教因此不可能成为东亚冲突的背景）。相反，在西亚和欧洲则存在阿拉伯帝国、拜占庭、波斯等大国和相互竞争的宗教，因而容易引发战争。
此外，两大帝国虽然强大，但在周边关系和国内民族事务上仍有种种问题。阿拔斯帝国面临着来自基督教国家的挑战，而唐朝则饱受突厥、吐蕃、吐谷浑和南诏的困扰。在阿拔斯国内，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和突厥人的关系日趋复杂，后两个集团中的高级官员或者宣布独立，或者大权独揽，使哈里发沦为仅仅是巴格达的主人。唐朝同样遭受了安史之乱的动荡，最终陷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和战乱，而这些统治者中不少人来自少数民族。五代十国的分裂标志着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心地位的终结。此后，东亚形成了宋、辽、夏、金并立的列国体制，并且宋处于弱势地位，高丽、日本、大理（原南诏）不再奉宋为天朝上国。
丝绸之路在中阿关系史和世界经济文化史上作用很大，其沿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欧亚贸易体系。如学者所言，在伊斯兰教形成后，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迅速扩大，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卷入其中，如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俄罗斯、欧洲和非洲。
如上所述，不论其经济基础为农业仰或游牧业，阿拉伯帝国、唐朝、吐蕃和西突厥均有意控制丝路。总之，这场斗争证明了南方的农业文明（阿拉伯帝国、唐朝）与北方的游牧文明（西突厥等）围绕着丝路的冲突：农业文明力图保护丝路，而游牧文明极力骚扰之。但事实上，游牧民也希望从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受益，而且他们还直接建立了草原丝路（附图）。处于巅峰时期的两大帝国确保了丝路的畅通，而在两大帝国衰落后，丝路贸易退化为地区贸易，直到蒙古人崛起为止，其间海上丝路成为主要的东西方商道。丝路南方的印度同样从国际贸易中受益，但其经常遭受分裂和外来入侵的压力，难以对丝路的安全作出重大贡献。不过，印度是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阿拔斯与唐朝关系的历史，使人们看到了不同文明相互协调和加强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后记
《中东历史与现状十八讲》对中东几千年来的历史做了一个白描，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从事中东研究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总结。其中有一些章节是原来发表的论文，收入后做了修改；还有一些是根据讲座体例的要求专门撰写的。
从内容上看，本讲座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包括中东上古史宗教、上古的文明交往、中古伊斯兰政教关系、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阿富汗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伊拉克问题、产油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东现代化的特点以及中古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关系。由于中东历史内容丰富，因此本讲座主要选取了一些重要专题，而重点是照顾当代的一些热点问题，同时在讲座开头有两讲对整个中东的地理和古代、近现代史做了一个综述，做到点面结合。与此相关，讲座也尽量兼顾学术性，做到普及与学术相结合。
中东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它的断裂性，突出反映在宗教方面。因此，一般读者对中东的印象，往往把伊斯兰教时期与上古时期分开，认为二者决然不同。从学科上，它们也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即伊斯兰中东与上古文明，它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同的：前者为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普什图语等，后者为埃及的象形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赫梯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等。然而，上古文明对伊斯兰中东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本讲座包括了作者在这方面的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中东的历史十分悠久和辉煌，其研究的难度也很高。尽管自己对中东的研究已经有多年，涉及范围也比较广，但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并且主要依据西方语言进行研究，难免存在不少问题。敬希读者指正。
黄民兴
200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