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文明及其不足

没有永恒的条件。

——非洲谚语

神病在各种人群中的分布大体相当。由于疯狂特质深埋于人类基因普中，而这种基因的变异频率在不同群体中是平衡的。因此，我们推断在不同的时代、地域，精神病的概率是等同的。本章旨在检验论证这一观点以及其对基因创造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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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Maudsley）在医学心理协会上宣读了《精神错乱在增加吗？》的论文。他推断精神错乱有上升的趋势，其他学者也就此敲响警钟。1869-1900年，英国精神病院入住率翻了两翻。直到“二战”后开始的解散庞大机构前，精神病院的病人都在持续快速增长。即便诊断技术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人类精神错乱病症仍然日益严峻。通过研究为数不多的关于精神病流行的权威性科学文献，莫兹利发现：在任何时期，被诊断为精神病的比例上，工业化的西方文化高于其他文化。这只是精神病不适的一个方面，轻度抑郁、饮食失调以及其他的人格问题的发生率在西方社会也持续增长，尤其在过去的50年特别明显。因此，在对精神病的历史趋势研究和轻度错乱的相似性研究趋势方面出现了相似的模式。在文化对比研究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海地区，人格分裂（schizophrenia）率是传统地区的数倍。

济，过上工薪一族、商品消费、经济移民（economicmigration）

特殊疾病。

高贵的野蛮人中得以体现。之后，弗洛伊德进一步阐述：

康的最具影响力的控诉。

进化精神病学者东尼·史蒂文斯（Anthony Stevens）

和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的最近的研究从科学的角度重申了文明导致精神疾病的观点。他们提出基因组滞后（genome lag）假设：我们的思维会随环境而改变，以适应它，如生活在稀树草原的人们会形成以捕猎采集为生的小团体。这就是专业上所说的“进化适应的环境”（EEA）。人类原始的需求（archetypal needs）——地位（ststus）和联系，以及基本的心理资本——应对损失、危险、压力和不确定性都在EEA 的进程中进化。然而不幸的是，情形发生了转变：几千年以来人类定居在较大的农业化群体中。更为严酷的是，近一百多年来，人类生活在庞大的毫无个性可言的工业社会。这样，人类就面临着与我们的天赋不相匹配的挑战和机遇。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以适应工业化环境，甚至对于农业化环境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对于进化而言，几千年仿佛转瞬间。人类基因没能跟上环境变化的脚步，但是它还是使人类向EEA 前进。

如果现代社会疯狂剧增，是因为对所处的环境而言我们装备不良，而且环境不能满足我们的本能，所以我们经常在精神上失控，就如史蒂文斯（Stevens）和普莱斯（Pri-ce）所言：

许多神经机能病、精神变态、药物依赖、意外怀孕、滥交，更不用说持续上升的犯罪率，似乎与西方社会不能满足人类的原始需求有关。

基因组滞后（genomelag）假设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史蒂文斯和普莱斯似乎在暗示：人类如果生活在自然环境下——进化适应的环境，就会快乐也就避免了烦人的精神变态、犯罪、暴力等等。对于人类学家而言，这一假设完全是不成立。进化的目的不在于让生活和谐或是人们快乐，而是优胜劣汰。确实，进化论的核心理论在于：资源是有限的，不能为物种和平共享。因此在扑食者和被扑食者之间、寄主和寄生物之间、雄性和雄性之间、雄性和雌性之间，甚至父母与子女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基因各不相同，世界无法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进化盲目地竭力尝试寻找途径以适应人吃人的社会，但往往效果甚微。所以，我们预见即便在进化适应的环境中仍然存在一事无成的人、一无是处的策划、众多的暴力、反社会行为、种族冲突，大多数人的原始需求可能根本无暇顾及。即便顾及到了，也无法得到满足，因为这些需求是我们生殖竞争的驱动力，自然界不会为我们提供这种保障。在传统社会，杀人者的比率是当今最暴力城市的数倍，毁灭性稍小的战争也更为频繁。不愉快和冲突的肆虐是现代社会的失常情形的设想是不成立的，它们存在于人类的起源。

基因组滞后假设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从某种程度而言，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我们生活在了无生趣的工业社会，我们日常接触的人还是很少。大公司的部门、朋友的交际圈、社会俱乐部的规模和渔猎采集群体大体相当。当今，促使精神病突然发作的巨大压力有着异常的持久性，如配偶死亡、求偶失败、孩子的出世和死亡、在职业和政治竞争中失败。这些事件关系到个体地位和情感维系，他们在我们生活中时有发生并给我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除了职业竞争外，早在远古时代人类也为这些压力事件所影响。如今，我们在商场、工作、学业上竞争，虽然形式新颖但其根本的原动力是一致的。为家人带回资源，无论形式如何，本质是没变的。

尽管如此，基因组滞后还是有合理之处：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目前精神病患剧增的现象。我认为该理论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进行阐述，而且我也如此尝试过。然而，又导致更具争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与本书的观点相矛盾。基因组滞后假设是“恶劣环境”假设，坏环境即现代化——损毁了本身适应性良好的机能。相反，本书认为精神病的根本机制是“恶性基因”，这些基因因为其补偿优势被保存在人类基因库中。所以，精神病是人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无论环境如何都存在。精神病能促进创造力，所以在进化适应的环境中也存在。

我们似乎又一次陷入了无法抉择是教养立场还是天性立场，是恶劣环境还是恶性基因的僵局。我认为僵局是没必要出现的，每种立场都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基因观无懈可击，并且其推论精神病分布的形态也与实际相符。另一方面，精神疾病也随时间文化显著变化，因此环境也在起作用。有一条途径能够整合两种立场，我们下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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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讨论下基因组滞后假设中关于进化论的问题。我们不该预想EEA 的人们过着快乐、无忧无虑、和谐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和我们一样也会不快乐、有压力、有失望。然而，我们可以预见他们以一种适应性的方式来应对压力和失望。也就是说当他们面临情感的破裂和竞争中失败时，可以认为他们能重拾信心适应环境。而有精神病困扰的个体却不能如此。在面对职业失败的时候，他们情绪低落导致更大的失败；在面对令人沮丧的比美时，他们暴食或是绝食导致更不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危机。总之，在进化适应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料想暴力是为满足生物性目标；不愉快是为了引导人们避害，压力是为了让人们为生殖竞争做准备。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自主的盲目的暴力、抑郁、压力被瓦解了，人们在对抗这些因素的过程中优胜劣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现代环境有这样的特征：全力应对不愉快和压力。英国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在他的书《沙发上的英国》（Britain on the Couch）里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他提出，在我们与他人比较地位、联系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低落的情绪。黑长尾猴首领，在群体中地位高和雌性关系更亲密，他们的血清素含量高于一般群体成员。在传统社会，人们会与其他一百多人比较以知道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必然会导致大部分人情绪低落，从而导致血清素含量非病理性的下降。然而，由于当今传媒的发达，我们可以和成千上万的人比较。各种广告，尤其是出现在电视中的超乎寻常的美丽、难以置信的成功、有创造力、富有、有魅力的人士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冲击。理所当然，我们觉得自己一文不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驱使我们向同类看齐追逐美好的事物、居住环境、竞技体育、文化形式以及工作职位。

对女性而言，传统的地位比较是外形吸引力。对美的追逐不仅催生了暴利的化妆品工业，而且使饮食失调和抑郁上升。但是，这种追求并不能恰如其分地帮助女性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对男性而言，传统社会雄性间的争斗已经过渡到对金钱、权利、文化艺术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更为残酷，男性要与更多的同类竞争，同时还要与女性竞争，她们很多时候毫不逊色。

情感维系——根本上是为了找寻配偶、与亲属和子女的联系以及同辈的尊重，这和进化适应的环境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大规模的地理迁徙，情感的维系更为困难、不稳定。最显著的变化是，居住模式的改变、财富的积聚、个人主义的膨胀导致了大家庭的瓦解。如今，人们的情感维系更少（包括更少的孩子），人们因此更多的相互索取，这也是离婚率持续增长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阐述基因组滞后：我们具备应对压力、竞争维系情感的能力，因为它们是EEA 生活的根本难题。然而，现代社会强化这些困难，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无法积极应对。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面对，产生自毁行为从而导致疾病。

上述解释具有合理性，能够解释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抑郁和相关失调增加的现象。但是它们给本书所述的其他问题给予分析吗？自1950年以来，主要的精神失调集中在轻微失调，轻度抑郁、反社会行为、强迫性神经症、厌食症、食欲过盛、成瘾以及强迫症，都大幅度上升。它们都是血清素过低的后果，在社会等级中地位降低和激烈的社会竞争都会导致血清素降低。相比之下，精神病却没有增加。从大范围看，躁狂抑郁交替精神病没有增加，增加的只是单极病种。同样，人格分裂症也没增加。

平衡基因组滞后假设和基因观点的方法是区分轻度和重度失调。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文明社会的不满造成了神经机能病或者说轻度失调。它们与生活处境紧密相关，在最近几十年里普遍增长。对其通过精神分析、百忧解、提供更好的社会条件来治疗。而对于那些由人类基因驱使且与现代环境无关的失调，则需要精神抑制药的治疗，并且更难治愈。

对于这种区分必须要严密。本书曾经阐述精神疾病和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连续体而没有自然的中断。有精神病患的家庭通常会有轻度失调的成员，他们往往预示着较高的精神病倾向。现代社会压力剧增，使得脆弱的人陷入轻度精神病的泥潭。在过去的时代，脆弱的人也许能够过活，在当今却遭受抑郁的折磨，尤其对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更是如此。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重度精神病没有轻度失调增长快呢？最简单的解释是：重度精神病的形成过程需要相应的人格因素的参与。当环境提供恶劣的条件，而个体没有先天的人格准备时，精神病就不能被诱发。增长率自然不会增加，它们不可能凌驾于人类基因的普遍分布形式：常态分布，极端基因很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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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观和基因观和这种增长的契合之道。

用了标准诊断和样本技术（standardized diagnosis and sam-

浅表的。

变化与重度精神病中牵涉到多少轻度抑郁有关。

社会。而在传统的稳定社会，如阿曼门罗派（Amish），却很低。这两个发现该如何整合呢？

方社会双生子研究表明50%的强精神病基因携带者患病。

本主义的沿海的患病差异，以及加纳（Ghanaian Tallensi）

破坏力增加了转换反应率，一些社会更是善于此道。

转换反应率并不是唯一影响精神病率的社会因素。

活期望浮动。在生活期望低的人群中，孩子的出生率高。

而人格分裂是成人疾病，因此人格分裂的比率就低。由于生活期待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比率的更大差异：从加纳的大约1‰到瑞典部分地区的15‰或20‰。

为什么流行率和发病率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唯一的解释是病程存在差异，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支持这一现象。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格分裂侧面图与西方社会不同。第三世界国家较西方社会，病患表现为发病快、病程短、更易康复。在首次确诊两年后，只有23%的英国和24%的美国人格分裂患者彻底康复，过上正常生活。相较而言，在尼日尼亚和印度这个数据分别为57%和49%。这些数据支持了其他的研究。毛里求斯（Mauritius）的研究表明59%的人格分裂病患在确诊12年后康复，而英国的这一数据仅为34%。在所有研究中，需要长期医疗的严重患者（治疗漫长而效果欠佳）的比率相对恒定，差异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病患能更快地彻底康复，而发达国家的患者康复往往漫长而不彻底。

这种效应能够有效地解释各个社会的流行率差异。如果社会A 和社会B 的比率一致，但是社会B 的患者更快康复，那么社会B 任何时期的精神病患比率都较低。即便在基因频率（genefrequencies）和转换反应率（conversion rate）都相同的情况下，社会B 的流行率也会低得多。由此又衍生出另一个维度，它随时空而变化：有些社会让个体状态更好。这就是为什么精神错乱病患在19世纪的欧洲显著增加。城市化的加快、传统农业社会的瓦解以及大家庭的消失，使人们面临压力时无所适从，最终进入精神病院。

欠发达社会为什么使人的状态更好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些原因很明显，首先，欠发达地区有大家庭凝聚在一起的传统，这种亲属间的联系可以使个体较个人主义和核心家庭状态更易适应环境。康复的患者在适应性上还不够好，容易有病情的反复。于是就有了如上所述的统计数据（当然，这并不是说患者真的好了，只是说社会有容纳他的能力）。可信赖的支持性的家庭氛围有助于患者恢复的进程，而且照顾病人的重担在家庭成员（多子女、兄弟姊妹、表兄妹、叔伯，甚至是妻子）中的分担使得情感环境压力更小。其次，传统社会有着现成的对心理状况要求不高的经济角色，对于康复中的病患而言没有竞争的压力。在家庭农场、家庭集市工作比在人才市场与陌生人竞争找份工作要容易些。康复中的病人面临的社会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要大得多。这两方面的因素对于进一步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也许它们能够帮助找到促进西方社会精神病患康复的方法。虽然欠发达地区有很多诟病，但是如果他们擅长心理康复，那么就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这章的结论是积极的。一方面，如基因创造力所述，精神病具有普遍性的特性。另一方面，我们并不完全为这个结论所桎梏。在特定的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途径使情况得以改变，如：减少致病基因导致精神病的比率，改善环境使人类生活更好。这是重要的建设性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最后一个章节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