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有限理性条件下我国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欠优的机理研究
一、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欠优的现实表现——以浙江外向型企业为例
（一）当前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过于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制造业
从主营业务看，目前浙江外向型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约占全部外向型企业的68.9%，其次为第三产业，约占28.5%，而第一产业仅占2.6%。与2003年全国外向型企业的行业分布相比较，浙江外向型企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8.2%）约36个百分点，行业属性非常明显。而浙江外向型企业在社会服务业（占2.3%）、科研技术（占0.3%）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占0.7%）中的比重，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分别占11.1%、5.5%和4%）。
由于历史的以及行业进入门槛高等方面的原因，浙江外向型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占的比例最大，为63.0%，其次是技术密集型企业，为24.9%，而资本密集型企业最少，约占12.1%。全省11个市地之间的差异并不很大，表明在影响企业行业资源选择的诸多因素中，区位条件并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以数量扩张为主
目前，很多大的外向型企业是通过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小的外向型企业是经过建立、倒闭、再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就多数外向型企业而言，由于其仍处于发展过程初期，企业资源配置主要以数量扩张为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难以取得本质上的提高，从而造成外向型企业竞争力与其现有规模和数量大不相称，并由此易产生彼此为争夺国内外市场而进行的低价竞销。
在广交会上，一些以资源配置数量扩张为主的外向型企业往往采取具有恶性竞争性质的低价竞销手段来争夺市场，从而扰乱了最基本的市场价值规律。例如，浙江某些外向型企业生产的男衬衫在国内售价超过200元人民币，而其在广交会上的签约价低于10美元；山地车的国内售价达700元人民币左右，而其出口到美国只买30美元。
（三）外向型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仍未突破血缘关系的束缚
目前，浙江外向型企业的股权结构是比较单一的。按股东属性划分，自然人股东占绝大多数（86.6%），其次是社会法人股东（8.5%）和职工股东（2.1%）。按股东持股比例划分，第一大股东平均占有68.9%的股份，其余股东则合计占约1/3的股份。这种股权结构使得资本、投资收益与风险均高度集中。
浙江绝大多数外向型企业的总经理由创业者本人担任，外聘总经理的比例非常低。有关调查表明，当前浙江外向型企业中约有93.4%的总经理是创业者本人或其直系亲属，外聘的总经理仅占6.6%。这说明浙江外向型企业的产权结构具有明显的血缘关系，呈现家庭控制或家族集聚的特征，导致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企业所有者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四）许多外向型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短期行为严重
当前许多外向型企业的创始人及其中、高级经营管理者，大多缺少长远的经营战略思想，其资源配置目标总是争取在最短时间里攫取最大利润，什么赚钱搞什么，投机心理根深蒂固。浙江永康一个大型塑料工具厂的老板，经常参加一年一度的德国科隆工具展，并从展会上搞到了几件最新型的塑料刀具，回来后把上面的商标打磨掉，就毫无顾忌地摆在自己在广交会的展位上。广交会才开了两天，一家荷兰工具商就发现了永康这家外向型企业的“盗用”行为，并得知其已签订了数个供货合同，正准备马上回去开工生产呢。该外商立即投诉，结果组委会把这家外向型企业的展位给查封了。
二、有限理性条件下我国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策略的进化博弈分析
（一）完全理性条件下我国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策略的博弈模型
在外向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选择中，我国各外向型企业之间最初是一种典型的非合作博弈关系，其博弈的基本原则是各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且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个微观主体并不总能依自身意愿独立完成某项经营活动，因此我国外向型企业在资源配置策略选择上明显存在着相互依存性。在现阶段的博弈过程中，我国某一外向型企业和其他同类企业主要有两种资源配置策略可供选择：趋同配置和优化配置。为了分析简单起见，现在作这样的假定：设当前仅有两个博弈方，一方是外向型企业1，即我国某一外向型企业；另一方是企业2，即我国其他同类企业，且彼此的产品起初不存在明显的非价格差异，双方共同分享国内外市场。如果双方同样都采取趋同性资源配置策略，那么在既定的市场上，双方会因彼此产生同业竞争而使其收益减少至b；当进行资源配置差异性选择时，一方通过维持原有资源配置可以暂时获得比对方高的市场收益，由此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因资源配置趋同带来的损失，故可使其收益增加为c；与此相应，另一方因改变资源配置而会失去部分原有市场，则其较少的收益为d（d＜b）；而在彼此都优化资源配置后各自可获得相等的较高收益a（a＞b且a＞c）；这样就形成有关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选择博弈的收益矩阵。
其中，行代表外向型企业1的策略空间，列代表外向型企业2的策略空间；收益矩阵中第一个数字代表外向型企业1的收益，第二个数字代表外向型企业2的收益。
显然，如果各博弈方如果是完全理性的，则本博弈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分别是博弈双方都选A策略（优化配置）或博弈双方都选B策略（趋同配置）。因a＞b，故博弈双方都选A策略为帕累托上策均衡。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方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能够预测到对方会选A策略，他本身当然也愿选A策略，这样帕累托上策均衡得以实现，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策略就会得到最优化。
（二）有限理性条件下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博弈的快速学习模型
然而在实际资源配置决策过程中，完全理性的博弈方几乎是不存在的，有限理性情况倒是相当普遍。即受识别判断能力、理性意识、分析推理能力、记忆能力和准确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限制，实际的资源配置决策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其博弈的有效分析框架是由有限理性博弈方构成的，一定规模特定群体内成员间的某种反复博弈。这种分析框架与我国外向型企业在资源配置决策活动中的现实行为模式是非常接近的。在这种分析框架中，博弈分析的核心不是博弈方一次性的最优策略选择，而是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群体成员的策略调整过程、趋势和稳定性。
1.外向型企业合作伙伴较少时的资源长期优化配置均衡
基于前面的分析，笔者建立了一个有限理性资源配置博弈的快速学习模型。为简化问题起见，该模型有如下基本假设。第一，某群体中有四个潜在资源配置决策者，构成四个博弈方。假设博弈方有一定的统计分析能力和对不同策略效果的事后判断能力，但没有事先的预见能力。但各博弈方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只要各种资源配置策略的得益存在差异，都会立即模仿比较成功的策略。第二，各博弈方在实施资源配置策略过程中彼此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依存性。四个博弈方沿一圆周分布，由于理性局限，各博弈方无法预测相邻博弈方将选取的本期策略，而只能对其前期策略做出最优反应。第三，可行的资源配置策略有两个，分别为A策略（优化配置）、B策略（趋同配置），由此构成了博弈各方的策略空间。本博弈任何一方必须由相邻两方合作才有可能实施一整套资源配置方案。且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时向左、右相邻方寻求合作。第四，假设相邻博弈双方若成功达成合作协议，则各分享市场50%的收益。本博弈的得益矩阵如前，其中A策略为帕累托上策均衡。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既然各博弈方都是有限理性的，那么在初次进行博弈时各博弈方都既可能采用A策略，也可能采用B策略。根据采用A策略博弈方的数量和位置分布，总共有无A、一个A、不相邻两个A、相邻两个A、三个A、全A等六种有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再假设x（t）为在第t期某博弈方的邻居中采用A策略邻居的数量，该数量有0、1、2三个可能的值；采用B策略邻居的数量相应为2-x（t）。根据最优反应动态机制，不难证明x（t）1或2时，该博弈方在第（t+1）期会采用A策略；亦即在第t期，只有两个邻居都采用B策略，该博弈方在第（t+1）期才会采用B策略。这就是博弈各方在长期的反复博弈中将遵循的学习和策略调整法则。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采用A策略博弈方数量和位置有实质性差异的六种情况。先讨论初次博弈无一采用A策略的情况。根据上述策略调整法则可知，初次博弈时若所有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则在往后各时期，只要不出现意外扰动，博弈的均衡策略就将保持这一状态不变。再讨论初次博弈只有一个博弈方采用A策略的情况。根据上述策略调整法则，可给出最优反应动态的全部过程。其中四个博弈方经过两个时期的策略调整，达到了两个不相邻博弈方采用A策略，两个不相邻博弈方采用B策略的状态。
不难看出最优反应动态调整过程中，已经包含了两个不相邻博弈方采用A策略这一初次博弈情况，故这一情况不需另外分析了。
现在需要讨论初次博弈有两个相邻博弈方采用A策略和三个博弈方采用A策略的两种情况。其最优反应动态调整过程中给出。而这两种情况只需要两个时期的动态调整就能收敛到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
最后，再分析初次博弈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的情况。根据前述策略调整法则，可证明本博弈的均衡策略将保持这一稳定状态不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本博弈可能达到的三种均衡状态。但事实上，只有其中最后一种，即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的均衡状态才是真正稳定的、能抗微小扰动的均衡。这是因为，上述第二种均衡状态，即两个不相邻博弈方采用A策略，两个不相邻博弈方采用B策略的状态下，任何一个博弈方的得益在各时期都将始终较差。既然这里假设各博弈方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较高的理性水平，那么就不排除有博弈方在某一期间突然有所领悟而改变当期策略。这样扰动就产生了，博弈的均衡将最终收敛到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
而上述第一种均衡状态，即所有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的状态下，只要在任一期间有微小扰动发生，博弈结果就将发展为第二种均衡状态，而根据以上分析，最终仍将收敛到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
综上所述，当可寻求的价格合作伙伴只有左、右相邻方时，在最优反应动态机制下，有限理性博弈的长期优化配置均衡为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此时，长期的最优反应动态调整过程使帕累托上策均衡得以实现，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策略会得到优化。
2.外向型企业合作伙伴较多时的资源长期优化配置均衡
如果博弈各方在资源配置时可向更多潜在伙伴寻求合作，则博弈的稳定均衡策略又有变化。例如，现在可寻求的合作伙伴不再仅限于两相邻方，而是包括了所有其余三方，其他一切基本假设如前所述。由于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外向型企业间的业务往来不再受地域限制，彼此间的经营合作范围大大拓展，合作对象会大大增加。因此，讨论可寻求的合作伙伴增多情况下的资源长期优化配置均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根据采用A策略博弈方的数量差异（这里不考虑位置差异，因为各博弈方可寻求的合作伙伴将不再受位置限制），初次博弈总共有无A、一个A、两个A、三个A、全A共五种有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同样假设x（t）为在第t期某博弈方的潜在伙伴中采用A策略的伙伴数量，采用B策略的伙伴数量相应为3-x（t）。则根据最优反应动态机制，得出：
a·x（t）＞b·[3-x（t）]
即x（t）＞3b/（a+b）时，该博弈方在第（t+1）期会采用A策略。
当x（t）2或3时，该博弈方在第（t+1）期也会采用A策略。这就是各博弈方在长期的反复博弈中将遵循的学习和策略调整法则。
接下来需要分析的是采用A策略博弈方数量有实质性差异的五种情况。先讨论初次博弈无任何一方采用A策略的情况。根据上述策略调整法则，不难证明，初次博弈时若所有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则在往后各时期，博弈的均衡策略就将保持这一状态不变。再讨论初次博弈只有一个博弈方采用A策略、有两个博弈方采用A策略、有三个博弈方采用A策略的三种情况。其最优反应动态的调整过程及结果。而根据前述策略调整法则，可证明初次博弈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时，均衡将始终保持这一稳定状态不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本博弈可能达到的三种均衡状态。但事实上，只有其中两种，即“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和“所有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的均衡状态才是真正稳定的，是能抗微小干扰的均衡。这是因为，上述第二种均衡状态，即在两个博弈方采用A策略、两个博弈方采用B策略的状态下，任何一个博弈方的得益在各时期都将维持在较低水平。既然假设各博弈方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较高的理性水平，那么就不排除有博弈方在某一期间突然有所醒悟而改变当期策略。这样扰动产生了，根据产生扰动的方向，博弈的均衡将最终收敛到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或所有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的稳定状态。
综上所述，当外向型企业的资源配置合作伙伴增加为三个，且不同策略的得益差距不太大时，在最优反应动态机制下，博弈的长期稳定均衡有两个：一为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一为所有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此时，受博弈的初始状态及随机扰动的影响，经过长期的最优反应动态调整过程，帕累托上策均衡不一定会实现，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策略不一定能得到最优化。
（三）有限理性条件下大群体随机配对的资源配置进化博弈模型
前面在分析有限理性条件下资源配置协调博弈的最优反应动态机制时，曾假设博弈方有一定的统计分析能力和对不同策略效果的事后判断能力，而没有事先的预见能力。但各博弈方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只要各种策略的得益略有差异，都会立即模仿成功策略。然而，实际上人类的理性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犯愚蠢错误的事情经常发生，在大群体选择问题中表现出来的理性则更差，甚至并不比其他动物种群的选择能力强多少。而且人类面对比较复杂的选择问题，如本书所关注的企业选择资源配置策略时，决策者也常常是凭本能直觉行为，而不是根据优化分析、博弈分析来决策，或者只是模仿比较成功的策略，与其他动物的行为模式很接近。因此在大群体随机配对博弈中，假设博弈方学习能力较弱，理性层次较低，可以借鉴生物进化的复制动态机制来分析大群体博弈问题。基于此，现在将在理性层次较低的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大群体成员随机配对反复博弈的分析框架内来建立外向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选择模型。假设本博弈的得益矩阵仍如前述，同时假设整个群体中选取A策略的博弈方比例是x，那么选取B策略的博弈方比例便是1-x。群体中博弈方随机配对进行博弈时，每个博弈方都既可能遇到选取A策略的对手，也可能遇到选取B策略的对手，前者概率是x，后者概率是1-x。在上述假设下，可计算出选取A策略和选取B策略两种类型博弈方各自的期望得益uA和uB分别为：
因此群体成员的平均得益为：
只要uA和uB存在一定差异，而博弈方有基本的判断能力，早晚会发现上述得益差异，即得益较差类型的博弈方或早或迟会发现改变策略对自己是有利的，并开始模仿另一类型的博弈方。这意味着两种类型博弈方的比例x和1-x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可以写成时间函数x（t）和1-x（t）。
以采用A策略类型博弈方的比例而言，其动态变化速度可以用下列复制动态方程表示：
式中，dx/dt是选取A策略类型博弈方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率。把采用A策略博弈方的期望得益和群体平均得益代入上述复制动态方程，可得：
此即为本博弈的三个均衡状态，就是说当采用A策略类型博弈方的比例在反复博弈过程中达到0，1，或b/（a+b）时，只要不再出现意外扰动，这一比例将维持不变。那么，一旦有微小扰动发生，这三个均衡点是否是真正稳定的，能否抗微小扰动的均衡。这在数学上不难证明，因为只有dF（x）/dx＜0时的均衡点才是真正稳定的均衡。由于：
因此，只有x*0或1才是能抗微小扰动的真正稳定的均衡。
可见，在复制动态机制作用下，博弈的长期稳定均衡有两个：一是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一是所有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事实上，若初始状态下，采用A策略类型博弈方的比例落在[0，b/（a+b）]区间，则本博弈最终将收敛为所有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的均衡状态；若采用A策略类型博弈方的比例落在[b/（a+b），1]区间，则本博弈最终将收敛为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的均衡状态；而若初始状态下采用A策略类型博弈方的比例恰为b/（a+b），又无任何扰动发生，则这一比例将保持不变，否则将视扰动方向最终收敛为另外两种均衡状态之一即上述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在这一大群体随机配对博弈中，受博弈的初始状态及随机扰动的影响，经过长期反复的复制动态调整过程，帕累托上策均衡不一定会实现，外向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也不一定能得到最优化。
三、相关结论
从以上一系列分析中容易看出，若资源配置合作仅限于学习能力较强的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小群体范围内，且可能的博弈对手数量有限时，帕累托上策均衡的实现是可以保证的，即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策略能得到最优化；而一旦博弈方数量增加了，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尽管帕累托上策均衡仍有可能实现，但也同样可能出现较低效率均衡的结果。事实上在上述分析中，如果这两种均衡的发生概率各为50%，则此时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策略选择有50%的可能偏离最优状态。当资源配置合作得以在学习能力较弱的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大群体范围内随机配对进行时，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与前面第二种情况类似，帕累托上策均衡与较低效率均衡都有可能出现，其发生概率之比为a/b，这时资源配置策略结果有b/（a+b）的可能偏离最优状态。这就是有限理性条件下，存在资源配置策略相互依存性时我国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选择结果欠优的机理。
事实上，作为一国经济宏观调控者的政府，可通过实施相关的货币、财政政策来提高实施优化资源配置策略的外向型企业得益，同时降低资源趋同配置的外向型企业得益，以拉大采用不同资源配置策略企业之间的得益差距。例如，当资源配置合作仅限于学习能力较强的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小群体范围内，且博弈方增加为三个时，只要a、b两数值间的差距拉大直至a＞2b，就可保证实现帕累托上策均衡；而当资源配置合作在学习能力较弱的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大群体范围内随机配对进行时，同样随着a、b两数值间差距的拉大，实现帕累托上策均衡的概率将越来越大，相应地外向型企业资源配置策略偏离最优化状态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
第二节 我国外向型企业非理性经营行为的理论解释与改造
一、我国外向型企业非理性经营行为的现实表现
（一）我国外向型企业经营策略存在严重的趋同性
首先，我国众多外向型企业都表现出短期趋利行为。目前只要国际市场机会一旦出现，我国外向型企业往往一拥而上，大量进行同类重复投资，最终导致其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闲置。例如，我国许多医药外向型企业曾竞相盲目扩大VC原料粉的生产，造成该产品严重供过于求，致使近期VC原料粉国际市场价格暴跌，大批国内相关外向型企业停产。这种企业经营方向选择中的趋同现象，反映出我国许多外向型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趋利意识严重，片面将企业资源集中于现存的需求热点上，缺乏经营决策中的长期理性思维，全然不顾企业自身的特点和市场供求的平衡性。
其次，我国外向型企业热衷采取“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在我国企业改革过程中，曾涌现出许多先进管理模式，如承包制、满负荷工作法、厂内银行、18种先进管理方法等。对此，我国许多外向型企业习惯接受这些“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即便明知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经营思想未必能在实践中取得预期成效。由此可见，我国许多外向型企业普遍没有形成探索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开发和经营自主的核心产品、培育差异性竞争优势等现代权变经营意识。
（二）我国外向型企业存在着“内耗”极为严重的低价竞销行为
由于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外向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手段仍以价格竞争为主。尽管我国劳动力、能源及原材料价格并不是世界上最低的，但我国许多外向型企业却往往采取低价定位的做法，以致酿成其低价竞销。香港一家刊物曾对我国180余种商品的出口价格做过调查，结果发现有120余种商品的出口价格比应有价格低20%。以大连林巍木业有限公司和高新工业园进出口公司为例，前者在2001年1～7月木筷的平均出口价是每公斤0.701美元，而在2002年1月的平均出口价是每公斤0.567美元，价格降低了0.134美元；而后者在2001年1～7月木筷的平均出口价是每公斤0.771美元，而在2002年1月的平均出口价是每公斤0.519美元，价格降低了0.252美元。
可见，我国外向型企业当前所普遍采取的低价竞销策略是极为有害的。一方面，它易使我国许多外向型企业在国外遭受倾销指控和反倾销制裁，从而使我国的出口市场份额萎缩。据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提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案以来，迄今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数量已超过500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4000余种，累计影响我国出口的金额约200亿美元，我国已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低价竞销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求得在外贸出口中的数量扩张，但其必导致当前我国外贸出口增量不增价的矛盾十分突出。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与2001年同期相比，尽管2002年1～8月我国大多数出口商品的数量和金额都取得了一定提高，但金额的提高比率远低于数量的提高比率，外贸出口中增量不增价的现象极为明显；其中2002年1～8月我国医药品、蔬菜和电话机的出口数量分别比2001年同期提高了16.5%、12.9%和10.4%，而同期的金额变化比率却分别为12.8%、1.5%和-1.2%。这必将难以使我国企业的出口数量优势转化成利润优势，无法真正形成集约型经营模式。
（三）当前许多外向型企业存在着由“短视”行为导致的信用缺失
目前，我国企业在出口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国家审计局曾对1290家国有控股外向型企业的资产损益表进行过分析，发现58%的企业财务报表存在严重不实，违纪金额超过800亿元人民币。我国外向型企业要摆脱信用缺失就急需解决假、赖、骗、诈、欺等五大问题。合同欺诈、逃避债务、偷税漏税、走私骗汇、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等恶劣行为无不动摇着外向型企业信用的基石。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诚信就是一种重要资源。当前，建立在弱信用关系基础上的我国出口运行成本越来越高，例如，“用1美元在世界平均状况下可出口的交易，在我国就需花费1.25美元”，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2）》中公布的我国最新出口发展成本。又例如，在发达国家，外向型企业信用成本大约占其生产总值的10%，而我国为16.7%；世界银行的估算，如果“十一五”期间，这一比例降低到15%，我国每年能节省约1800亿元人民币。
二、我国外向型企业存在非理性经营行为的理论解释
（一）实验经济学对外向型企业非理性经营行为的一般分析
在初期研究所采用的极其简单的决策约束条件下，个人（企业）的决策行为似乎非常符合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但是，如果是在决策条件中引进某些复杂因素，实际行为与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预见之间就立即出现明显的背离倾向，即产生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决策。可见，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进行抉择时，个人（企业）往往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抉择主体，决策行为大多受到暗示、偏见以及社会因素等的影响。
阿莱（Allias，1953）是最早指出这一现象的学者；而卡奈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则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解释。他们根据其实验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决策者不重视先前的信息，几乎完全根据新的事实做出决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新的信息对决策者又没有多少影响。传统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似乎没有对企业决策行为做出准确的预见，甚至没有做出近似的预见。
卡奈曼和特沃斯基对促使人们（企业）无法做出符合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因素归纳出以下三个效应：
1.确定效应（Certainty Effect），即阿莱悖论
个人（企业）在下面两个抉择间进行选择：
抉择A：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抉择B：100%的机会得到24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抉择B。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抉择：
抉择C：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抉择D：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问卷显示有83%的人选择了抉择C。
根据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在第一个抉择中0.33v（2500）+0.66v（2400）＜v（2400），即0.33v（2500）＜0.34v（2400），但是在第二个抉择中却有0.33v（2500）＞0.34v（2400），显然两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
2.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
个人（企业）在下面两个抉择间进行选择：
抉择A：80%的机会得到4000元。
抉择B：100%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0%的受访者选择抉择B。
现在考虑下面两个抉择：
抉择C：80%的机会损失4000元。
抉择D：100%的机会损失30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92%的受访者选择了抉择C。
可见在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人（企业）的决策不仅与不同行动的期望效用有关，更与行为对基准点的偏离方向有关。当行动结果是受益时，行为人（企业）是风险规避者；而当行动结果是损失时，行为人（企业）是风险偏好者，这个称为反射效果。虽然行为人（企业）在不同的基准点方向上表现了不同的风险态度，但是这都是行为人（企业）避免损失心理的反映。
3.分离效应（Isolation Effect）
考虑一个两阶段的抉择：
在抉择第一阶段个人（企业）有75%的概率出局得不到任何回报，只有25%个人（企业）进入下个阶段。
第二阶段，个人（企业）在下面两个抉择间进行选择：
抉择A：80%的机会得到4000元。
抉择B：100%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的结果显示有78%的受访者选择抉择B。现在考虑下面两个抉择：
抉择C：20%的机会得到4000元。
抉择D：25%的机会得到3000元。
问卷显示大部分人（企业）选择了抉择C。
由此可知，在两阶段博弈当中个人（企业）存在短视（Myopia）现象，只考虑第二阶段而忽视了第一阶段。如果根据传统理性理论，这两个抉择的回报是相同的。但是由于问题的叙述方式不同，个人（企业）的选择是不同的，这就是框架效应的影响结果。
为了解释上述现象，卡奈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用来作为人们（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下做决策的模型，来解释传统期望效用理论与实验结果的背离情况。他们在心理学理论基础上，运用两种函数来解释行为人（企业）的行为。
一种是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用来代替效用函数：（1）价值函数定义在相对于参考点的得益和损失上，而不是一般传统理性理论所重视的期末财富；（2）价值函数为S形，在面对得益时是凹函数，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3）价值函数的损失部分的斜率比得益部分的斜率陡，即决策者在相对应的得益和损失下，边际损失比边际得益敏感，这被称为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另一种是决策权函数（De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用来代替期望效用函数中的概率：决策权函数不是概率，不能解释个人（企业）预期的过程。在事件概率小的时候，决策权函数大于概率，表示个人（企业）对概率小的事件的重视；而当事件概率大时，决策权函数相对小，则说明人们（企业）往往忽视例行发生的事件。
这些实验经济学观点可以在研究我国外向型企业经营行为方面获得广泛运用。既然传统的企业经营决策理论的假设条件难以完全成立，那么其理论试图以最优决策模型来描述和讨论企业应该如何决策也就不完全可信了，从而也就不能对外向型企业经营行为的实际运作给予合理解释。针对传统企业经营决策理论的缺陷，实验经济学对企业决策者给出了自己的基本假设：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是随机应变的，他们根据决策的性质和决策环境作出不同选择；决策者追求满意方案而非最优方案。根据其假设，实验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人们的理性决策，而且也要研究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人的遗传、人的基因、人的进化、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为及社会规范等，并由此建立起一套能够正确反映决策者实际决策行为和市场运作状况的描述性模型，并应用这些模型来讨论企业经营者实际上是如何进行非理性决策的，从而促使人们走出以往传统企业经营决策理论片面强调理性的误区，以此来揭开许多外向型企业非理性行为之谜并对其加以改造。
（二）我国外向型企业产生非理性经营行为的现实根源
1.目前许多外向型企业都因各种原由并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对改善出口市场竞争现状的最大困难是改革过程中原来的思想、体制、运行机制都需要调整，但目前相应法规政策尚不健全。从操作的角度看，出口管制者刚刚从“裁判/球员”一体化的系统中分离出来，与被管制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要求管制当局对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负责，就必须要求管制当局本身具有独立性，而我国的现实情况远未达到。同时，目前的我国外向型企业许多还是国有企业，即使有的外向型企业已经进行了改造、改制，但政府仍扮演着出资者和管制者的双重角色，企业虽然被授予国有资产之经营权，可无法具体落实。在这种体制基础上，规则的公平性很容易被其他利益诉求干扰，从根本上助长了外向型企业短期行为等非理性行为的产生。
2.在缺乏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外向型企业间彼此倾轧等非理性现象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竞争型企业，拥有竞争资源的市场在位者具有先天的优势，一旦竞争对其不利时，资源拥有者也就更加容易通过设置障碍，以阻止或破坏竞争，从而保护自己。也正因此，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监管者都对其外向型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尽管我国有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包括技术规定、结算标准等，可由于我国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性，致使我国相关监管部门缺乏要求外向型企业之间互联互通、公平竞争的必要和强制手段。同时，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成本核算，因而公平价格等的确定就非常困难，进而造成市场在位优势者运用低得使竞争对手无法接受的出口价格来排斥国内同业竞争者。
3.缺乏拘束力强的法律法规及依法经营之环境
由于我国外向型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历史不长，而且过去的许多规章、规定都带有典型部门利益特征，因而动摇了规则赖以有效执行的公正要素，从而使其效力普遍不高。到现在为止，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各主体之间就外贸业务的权利义务始终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这必然导致出现无章可循的局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企业理性决策的效果。
三、对我国外向型企业非理性经营行为的改造
（一）客观认识企业的非理性决策
1.非理性决策行为的优点
非理性决策行为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决策迅速化。在面临一些复杂的决策问题，要求人们在短时间作出决策时，而人的思维能力又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完整的、彻底的理性推断条件下，可采用非理性的主观判断，快速决策。第二是决策的直观简明性。非理性决策往往是运用直觉思维，有一种直接把握决策问题整体的能力，它不是通过分析的方法先记住各因素，然后才拼成整体，而是直接抓住整体，由此使决策问题变得简单和明了。第三是决策的高效率。即把过去信息处理中所得到的结论作为指导今后信息处理的基础，不必事事都得从头开始证明；省去重复的逻辑推理过程，将意识思维中反复出现的东西变为下意识或潜意识的东西，并直接用于决策实践，这样会大大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第四是可以解决决策中的“难产”问题。即在理性推导失灵的个别环节或局部地方，通过合理的主观假设和判断，就能方便地找到决策的解。同时，大量事实告诉人们，非理性是决策创新的主要途径，因为人们为了解决某个问题，长期的苦思冥想，运用常规性的理性分析，仍然想不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可是有时却突然在头脑中出现一个新念头，甚至是有悖于理性的想法，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而且，由于非理性决策没有严格的方法体系，也不固守于某种决策模式，受情感、心理、环境等非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决策思维是开放的、丰富多彩的和多元化的，决策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2.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缺陷
非理性决策是一种“刺激-反应”型的决策行为，即它主要是依靠人们的直观、预感、灵感、潜意识而快速决策。因此，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缺陷也就在所难免，它主要表现在：（1）任何一项决策都不会完全相同，尽管现在的决策问题与过去的决策问题相同，但由于决策时间、环境不同，决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非理性决策行为省去程式化的推导，以过去采用的信息为基础，靠经验积累来推断现在及未来的情况，就极可能出现决策失误。（2）决策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但人们对于价值大小的判断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由于人们的情感、心理等因素，不同决策主体对同一客体价值大小的主观判断有时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有根本分歧，这容易造成多重决策标准，形成决策冲突。（3）完全依靠直觉的非理性判断容易出现偏误，从而导致决策失误，这早已被心理学的许多实验所证实。例如，人们在掷一硬币时，若连续出现了几次反面，那么人们的直觉会感到下次出现正面的可能性极大，但实际上每次掷币是独立的，出现正面的概率仍为50%。（4）非理性决策是一种定性的模糊决策，产生的想法或结论无法得到直接证明，从而导致种种主观非理性行为的产生，主观行为容易肆意延伸和扩大，难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二）实现我国外向型企业行为向理性转化的具体对策
从科学角度来讲，我国外向型企业经营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是应当被杜绝的，这是企业决策作为一门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发展的方向。但从决策科学的发展来看，目前还远没达到能用完全的、纯粹的理性化决策方法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因此，非理性行为在决策中的存在就有其必然的客观性；但主观非理性行为的产生与存在，是对客观非理性行为的肆意延伸与扩大，它是一种不合理、不科学的决策行为。因此，我们应当合理的、适当地运用客观的非理性思维，杜绝或减少主观的、人为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并努力创造条件实现我国外向型企业经营行为由非理性向理性的转化。
1.我国应建立“创新补偿机制”以促进外向型企业经营策略创新
我国应建立有关企业经营策略创新的评估机构和评估标准。该机构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以保证其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为合理确定“创新补偿机制”的实施范围打下坚实基础。其次，我国的“创新补偿机制”应从多方面支持创新性外向型企业。（1）我国应对采用创新性经营策略的外向型企业实施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以补偿其创新活动初期的变更成本。（2）设立外向型企业“创新支持基金”，以帮助我国创新性外向型企业获得较低成本的经营资金。（3）对创新性外向型企业的相关业务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创新性外向型企业的贸易环境。（4）对创新性外向型企业提供有力的咨询服务。具体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向创新性外向型企业提供管理、技术、培训服务；提供有关的国际市场信息；各行业协会聘请专家学者为创新性外向型企业提供业务咨询。
2.努力采取措施提高外向型企业对未来利益的重视程度
我国各外向型企业间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绝不是一次性的，必然是年复一年的无限次重复博弈。而在此类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如果未来得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系数若太小，即导致我国外向型企业不太看重未来利益时，各企业会只顾为自己捞取更多的眼前利益而实行低价竞销，不会为长期利益打算，也不会害怕它方在未来阶段的报复。
对于当前我国外向型企业低价竞销行为屡禁不止的现象，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我们只有采取措施提高外向型企业对未来利益的重视程度，才能从根本上抑制我国外向型企业的低价竞销等非理性行为。可供选择的具体措施包括：（1）实行差别利率政策，适当提高我国外向型企业的贴现率。（2）通过不断完善相关行业法规，加大对低价竞销企业的经济惩罚力度，这同样可以提高外向型企业对未来利益的重视程度，并能使对贴现率的要求放宽些。
3.完善产权制度建设，努力实现企业经营行为长期化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短期化是我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正是由于大量存在“一锤子”买卖，使企业信用遭到极大破坏。为此，一方面要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因为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企业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我国企业只有明确真正的所有者，才能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承当责任，企业自然也就要讲信誉了。另一方面，要求我们的政府行为长期化。各级政府在引导和调节市场时要以追求长远利益为首要目标，而不能为捞取“政绩”采取竭泽而渔性质的短期政策导向。只有这样，才有望将我国外向型企业培育成追求长期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从而提高企业间重复博弈的效率。
第三节 我国比较优势产（企）业的刚性及其转型
一、我国比较优势产（企）业存在刚性及其危害性的实证分析
（一）从出口产品结构看我国比较优势产（企）业刚性
2003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实现近10年少有的快速增长，增幅达26.4%，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也实现了长足增长。并且2003年前三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1564.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4%，其增量占全国总出口增量的61.0%。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机电出口产品结构很不理想。经统计分析，约有70%左右是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例如发电设备出口，主要是零部件和中小型机组，大型成套机组很少，输变电设备出口中有75%是1KVA及以下的变压器、互感器和1000V及以下开关及继电保护装置、电动工具等。可见，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企）业依然是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企）业，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并未打破原有比较优势产（企）业的刚性。
而且我国现存的比较优势产（企）业刚性对国家的出口竞争潜力极具负面影响。由于目前我国国内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工资增长较快致使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升；且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保持坚挺，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优势消失；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呈现下滑趋势，再加上这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发展中国家多采用降低价格来扩大销售更加大了价格下滑幅度。因此，尽管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劳动密集型产（企）业仍有较大空间发展，但是如继续单纯依赖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企）业的产品出口，势必会滑入比较优势陷阱。
（二）从外商对华投资流向看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企）业刚性
首先，目前绝大多数外资在华投资的产（企）业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行业，行业的协议投资金额达到了全部协议金额的70%左右，在这一行业中劳动密集型投资多于技术密集型投资，其结果使得我国制造业成为外商转移过时设备和过时技术的接收者，同时，抑制了我国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
而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新产（企）业和资金短缺行业，如交通运输、电信通信、科技服务业、教育文化业和农林牧渔业等，外资并未能给予积极的资金补充。根据对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情况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对外资的利用过于集中在传统成熟产（企）业，外资未能充分引导新兴产（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企）业结构的失衡、强化了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企）业刚性，这与我国想利用外资提升产（企）业结构的本意有明显偏差。
二、我国产生比较优势产（企）业刚性的理论探索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
所谓“比较优势产（企）业刚性”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一成不变地依赖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企）业来发展对外经济，忽视应有的产（企）业升级，并最终导致该国在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合理，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
我国之所以产生比较优势产（企）业刚性的重要原因在于传统比较成本学说的局限性。长期以来，指导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石是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比较成本学说。该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各国应按照各自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从事生产，并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各自的比较利益。尽管比较成本学说能较好地解释各国对外贸易的起因，但在说明我国的现实问题方面却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该理论的六个基本假设中，没有一个是符合我国客观现实的。一般认为，比较成本学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明确或隐含的假设：（1）各国间所有生产资源在数量上是固定的，在质量上是不变的，在国内可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不存在流动性。（2）各国生产技术是固定或相似的，可以自由获取。（3）各类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不确定性。（4）政府在国际关系中不起作用，从而国际市场价格完全由供求力量决定。（5）各国贸易总额是平衡的。（6）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或固定，且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可见，上述假设与我国的现状极不相符，因此，比较成本学说难以完全正确指导现阶段我国的国际竞争策略。第二，按照比较成本学说的要求，我国为了大规模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必然密集使用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密集使用某一要素生产产品时，其边际收益则呈递减趋势，从而使我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最终会被对其密集使用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所抵消，进而导致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第三，比较优势的概念是相对的、静态的，一国在某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另一方面必然具有比较劣势。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必将是，任何国家都应安于现状、保持现状，因为这样可以在国际竞争中使本国获利最大。第四，传统的比较成本学说仅仅考虑了成本-价格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却忽视了非价格因素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比较成本学说强调我国应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追求国际竞争的比较利益，其结果将使我国陷入单一的产品结构和畸形的产（企）业结构中，并由此导致我国国际竞争力后劲不足。
可见，传统比较优势战略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传统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企）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我国的产（企）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企）业分工的作用，使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过于重视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受重视甚至是被排斥，这会使我国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长期执行传统比较优势战略还会使国内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发生分化，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在现有贸易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会采用各种方法阻止对制度的创新，而另外的人又因为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降低，无力改变现有制度，进而造成我国难以突破贫困制度陷阱和比较优势产（企）业刚性的困境。
（二）实现我国比较优势产（企）业转型的理论选择
对于如何实现一国产（企）业的转型、升级，许多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E·波特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在于该国企业、产（企）业的竞争优势，即其在发展水平上的优势；一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兴衰的根本原因是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否使其主导产（企）业拥有优势，而建立优势产（企）业的基础则是提高生产效率、引入竞争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
在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一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只要企业、产业勇于技术创新、积极竞争，一个落后国家也有可能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反之，如果发达国家的企业、产业失去了进取精神，则可能导致发达国家逐渐丧失其原有的竞争优势。同时，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一国的竞争优势可由它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如果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企）业处于同一技术水平，则两国的国际竞争力是相同的；否则，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国家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比较优势创造竞争优势。一国既可通过大量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获取贸易利益，为国内产（企）业结构的升级进行必要的资金积累；又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创造出差异化的比较优势产品，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最终形成长期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自身比较优势的潜力，又要认识到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从而改变过去单纯依赖比较成本学说的做法，而把比较成本学说和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指导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说，我国把比较成本论和国际竞争优势论相结合的关键，在于如何顺利地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目前，比较优势存在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比较优势产（企）业一旦形成就会产生难以转向的刚性。今天以生产葡萄酒为主的国家50年后一定还以生产葡萄酒为主，从而使已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削弱。可见，要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就必须打破比较优势产（企）业发展的刚性。我国应在利用和发展比较优势产（企）业的过程中大力增加智力和高科技投入，并引入竞争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从而形成竞争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增强我国相关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实现我国比较优势产（企）业转型升级的现实对策
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经济领域中“一哄而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应既要防止在我国产（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脱离传统产业而片面发展高技术产（企）业的现象，又要避免各产（企）业部门在低水平上的外延式增长。为此，我国的产（企）业发展策略除了包含一些常规措施外，还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我国产（企）业的发展模式
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其产（企）业发展的总体模式主要有两类：一是依附型发展模式；二是自主型发展模式。所谓依附型发展模式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主要投资来源的产（企）业发展模式，其分为地理位置依附型，如新加坡模式，以及资源依附型模式，如沙特模式。自主型发展模式是以当地民族企业为主体的产（企）业发展模式，它通过民族企业的成长、壮大来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进而促进相关产（企）业健康发展。一般而言，一个国家人口越少，越适合选择依附型发展模式；而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则越适合选择自主型发展模式。新加坡和中国就分别处在这两种产（企）业发展模式的极点上。对于我国来说，各产（企）业的健康发展主要只能通过当地企业来实现，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只是推动当地企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为此，当前我国的产（企）业规划应坚持以自主型发展模式为主，引进外资的力度应和国内各相关产（企）业的竞争力相适应。对于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企）业可适当多引进外资使其实现规模经济；而对于我国竞争力较弱的产（企）业或新兴产（企）业，引进外资的规模要有所限制，以便为这类产（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自主型产（企）业发展模式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它始终以培育、促进民族产（企）业的成长、壮大为核心，而对外开放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二）用高技术武装传统产（企）业
目前，我国仍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同时面临着“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双重挑战。综观世界各国，“知识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都拥有强大的物质经济，国际竞争仍然表现为各国主要制造业领域竞争的大背景下，没有充分工业化的制造业，高技术也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因此，我国在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同时，尽快利用高新技术武装传统产（企）业，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提高传统产（企）业的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应是完善我国产（企）业发展策略的一项现实选择。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功及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从而增加了壮大我国传统产（企）业的迫切性。一方面，我们应用高技术促进工业化进程，引导传统产（企）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国际竞争力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现有的传统产（企）业，应尽可能在整个产（企）业价值链各个环节上培育出一些代表性的大企业集团，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基础上，通过树立品牌、开发新品种、提高质量和建立国际营销网络等方式，提高我国传统产（企）业的自身竞争实力。
（三）强化我国高技术产（企）业发展的主要策略
目前，国外跨国公司从提升全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往往把决定竞争优势关键的核心技术研发放到母国，而把生产和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或技术应用中心放到我国。技术依赖决定了我国只能从事国际分工中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企）业和生产加工环节，这种分工位置的低级化使我国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极其有限，从而被国际分工的主流甩开而边缘化。
鉴于高技术产（企）业代表着产（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推动产（企）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生力军。因此，我国应从多方面为高技术产（企）业的加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首先，要通过加快企业体制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促使企业走技术创新之路，从而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技术战略应当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仅仅依靠技术引进的企业无法生产出差异化的产品，难以形成企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无法进入高利润产（企）业，难以形成高投入高回报的良性循环。
其次，要逐步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与WTO规则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国家要继续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提高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同时，对国内高技术产（企）业发展实行适度保护政策。克鲁格曼和斯潘塞等人所构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自由贸易时代，对于国内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又具有发展潜力的幼稚产（企）业，政府可通过关税等保护手段使这类产（企）业迅速壮大到一定规模，随着其自身竞争实力的增强再取消保护，使之参与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高技术产（企）业目前在我国仍处于幼稚产（企）业阶段，不论其经营规模还是技术能力都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入世”后我国政府若不对高技术产（企）业进行适度保护，在实力雄厚的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其诞生和成长的空间将会微乎其微。并且我们应明确认识到，技术引进虽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一个国家仅仅靠技术引进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这不仅仅在于引进的技术永远不可能是最先进的，而且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所有技术引进。因此，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强化科技投入，加强中国高技术业的自主开发能力。
第三，启动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目前我国应大力培育高技术风险投资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引导民间资本向高技术产（企）业流动，使之成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企）业化和工程化的有生力量。随着我国“入世”的成功，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势必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丰富的资本动作经验，利用充足的外资为我国高技术产（企）业融资；另一方面，我们应积极推动本国风险投资公司的产生、壮大，不断完善监管机制，逐步形成以机构和私人为投资主体的风险投资格局，与外国风险投资公司齐头并进，共同支持我国高技术产（企）业的发展。
第四，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科研开发机制、投资体制与人才成长机制。国家要减少政府部门所属科研机构的数量及投资比重，加快科研院所的市场化改革、加快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要改革国家对高技术企业的扶持形式，逐步将直接投资于企业的“项目”，转向通过产（企）业政策、贴息技改贷款、科技支持、信息服务、国家产品订货等形式，鼓励、引导高技术企业走向以“技术创新”为本的发展道路；要创造科技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分配制度，使科技人才能够得到足够的市场化、制度化的激励，为我国高技术产（企）业科技进步培养和留住足够的人才队伍。
第五，培育技术市场并完善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所谓技术市场是指技术供求双方的交易市场。在技术市场的培育问题上，我国既要进一步扩大技术交易双方的自主权；又要鼓励那些精通经济、技术、法律、无形资产评估的市场中介机构和经纪人的产生，尽快建立起有利于科技成果产（企）业化的新型市场运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技术信息发布的全面性和及时性、市场确定无形资产价格的公平性以及交易双方信息的对称性。同时，为了激发以高技术产（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完善我国现有的专利保护制度势在必行。这不仅可以对新发明、新技术提供法律保护，同时也为其迅速市场化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完善我国专利制度应和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允许专利持有者以知识产权形式对企业投资入股，并按其创新预期收益确定股份额度，从而进一步发挥专利的激励作用，促进相关产（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四节 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缺失的博弈分析
目前，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方面还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大量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产出水平不高，还没有真正成为有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主体，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缺失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日趋显现。因此，分析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缺失的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一、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缺失的现实表现
（一）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再创新能力薄弱
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及再创新长期缺乏足够重视，只引进而不消化创新，已成为影响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进步的老大难问题。我国不少外向型企业从国外外向型企业手中不断引进硬件、软件，是技术产品的购买者，但难以形成自主的创新能力，陷入亦步亦趋的“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过程之中。外资投资大多以生产和销售为主，创新投入相对较少，外资企业对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升级、技术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很多情况下会产生负面效应。本土外向型企业模仿和学习外资企业的技术、产品和生产流程，固然可以缩短创新中的过程、节约研制成本、降低研发风险，但也会形成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并造成自主研究和发展能力的下降，甚至会丧失产生核心技术的能力。
目前我国大中型外向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其销售额的0.39%，即使高新技术外向型企业也只占0.6%。这个比例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大中型外向型企业中，至今有71%的外向型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1/3的外向型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2005年全国大中型外向型企业中进行研究开发活动的外向型企业仅占30%，有技术开发机构的外向型企业仅占25%。而如今世界研究开发的80%、技术创新的71%，均由世界500强企业所创造和拥有，62%的技术转移均在世界500强企业内进行。可我国相当部分支柱产业的核心技术依然依赖于国外，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
（二）我国多数外向型企业缺少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目前我国虽然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很少，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不到10%。在世界权威的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05年《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只有4个品牌入选。中国已是世界第一的纺织大国，纤维加工量已占到全球的40%，2006年中国占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总量的25%左右，但中国自有品牌的比重还不到1%。我国单位衬衫出口的平均利润只有30～40美分，8亿件“中国制造”的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飞机。到2006年，我国船舶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差距为15年，其中组织管理差距为18年，信息技术应用差距19年。我国船厂出口船舶的设备配套70%以上都依赖进口，虽拥有广船国际等颇具竞争力的造船商，但其核心设备国产程度却不足一成。同时，我国目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为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0%是“三资”外向型企业实现的；我国几乎全部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80%的石油化工制造备、70%的数控机床、95%的医疗装备依赖进口。
（三）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尚未形成
外向型企业自主的技术创新需要有物质利益驱动，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技术创新体制和经济机制。生产者采用新技术，一般是由于它的劳动生产率更高，能带来一个产出增量。但由于创造和使用新技术需要付出追加成本，因此只有在新技术能让生产者获得收益时，他才愿意用新技术来取代原有技术。作为市场主体的我国外向型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未能形成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的体制构架和经济机制。
我国虽然也有些鼓励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但力度不大，范围偏小。税收优惠方式已直接减税为主，而在研发费用扣除、固定资产折旧、投资减免、延期纳税以及对高新技术产业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面缺少实质性的鼓励措施。税收优惠没有明确到具体的科研开发活动，而仅以外向型企业为对象，一方面可能是优惠政策被滥用，外向型企业一旦被确认为高新技术性质，其非科技收益也享受优惠待遇；另一方面造成优惠缺位，大量非高新技术外向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难以享受优惠税收政策。
（四）我国外向型企业高级科技人员严重不足
加快提升我国外向型企业创新能力，关键是人才。当今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核心是高科技人才的竞争。而目前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大约有87.8万人从事研发工作，但基础研究人数只有7.9万人，占整个研发队伍的8.3%，并且缺乏世界级的科学家。
二、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缺失行为的特征及成因
（一）技术创新缺失行为往往源自具有比较优势刚性的外向型企业
长期以来，指导我国外向型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学说，尽管比较成本学说能较好地解释我国外向型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起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就我国外向型企业而言，比较优势一旦形成就产生了难以转向的刚性。其次，传统的比较成本学说仅仅考虑了成本-价格因素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却忽视了技术等非价格因素的重要意义。受此影响，我国许多外向型企业尽管面临低技术的生产经营却难以转型、转产，技术等非价格竞争手段因难以引入竞争和创新机制而不易实施。因此在这种局面下，我国外向型企业的技术创新缺失行为就难以避免了。
（二）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缺失行为中的产品往往具有较强的同构性
目前，从我国外向型企业产品结构来看，低附加值产品仍占很大比重，且当各方产品具有很强的同构性与替代性，当这导致国外消费者会对价格非常敏感时，各厂商在一次性决策中唯一稳定的策略是将其产品价格降至其可以维持的最低水平，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单方面背离低价策略来提高自己的利润，于是重价格、轻技术就成为我国外向型企业现阶段惯用的竞争手段。
（三）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缺失行为的目的之一是打击竞争者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即当某个厂商先行开拓或占领某个市场以后，其他厂商也会随后跟进，与前者抢夺市场、分享利润。面对后来者的竞争，先占领市场的厂商往往不会无动于衷，而会利用自己的领先优势对后来者进行打击。
若产品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介绍期或成长期，其目标客户往往呈现出对创新敏感而对价格不敏感的特征，处于此阶段的先行厂商一般会采用提高技术门槛等非价格手段打击竞争者，而不会采用效果不明显的降价报复。
当产品处在成熟期或衰退期时，就需求而言，此时的购买行为往往是重复购买，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不断提高；而就供给来说，由于此时市场总容量增长缓慢或出现负增长，即使失去很小的市场份额，也会使厂商的销售量锐减、业绩滑坡，从而导致先行厂商采用降价打击的动力增强，而受打击的外向型企业为了维持或扩大市场份额，必然会在价格上采取相应措施，于是“轻技术”的价格战在所难免。鉴于目前我国外向型企业产品附加值低，绝大多数产品处于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期甚至是衰退期，因此采用降价方式打击或还击国内外竞争对手最为常用，进而形成了一种技术创新缺失的局面。
（四）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缺失行为往往发生在行业协会软约束背景下
目前我国大部分行业协会还是政府部门的外延，在人员、经费、职能等方面都依赖于政府主管部门，缺乏公信力，只想着如何管理外向型企业，却忽视了对外向型企业利益的维护，从而必然严重削弱外向型企业遵守行业协会约束机制的内在动力，无法真正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协调的职能。因此，每家外向型企业都会倾向于短期低成本性的技术创新缺失，最后只能实现低价、低技术、低利润的纳什均衡。
三、抑制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缺失的博弈对策
（一）各外向型企业技术选择行为的初始博弈
在各外向型企业有关选择技术创新与否的博弈中，我国各外向型企业之间最初是一种典型的非合作博弈关系，其博弈的基本原则是各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在现阶段的博弈过程中，我国某一外向型企业和其他同类外向型企业主要有两种技术策略可供选择：技术停滞和技术创新。为了分析简单起见，现在作这样的假定：设当前仅有两个博弈方：一方是外向型企业1；另一方是外向型企业2，即我国其他同类外向型企业，且彼此的产品起初不存在非价格差异，双方共同分享国际市场；在双方进行都进行技术创新选择时由于其拥有长期的技术优势而使各自获得相等的收益4；当进行选择是否技术创新博弈时，一方通过单独维持技术现状来降低经营成本可以获得更高的国际市场份额，它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因技术停滞带来的损失，故可使其收益增加为5；与此相应，另一方由于增加技术创新投入而会失去产品的市场价格优势，则其收益为0.如果另一方同样也采取技术停滞策略，那么在既定的国际市场上，双方会因产品品质竞争力下降使其收益都减少至1.这样就形成有关外向型企业的技术创新选择博弈收益矩阵。
其中，行代表外向型企业1的策略空间，列代表外向型企业2的策略空间；收益矩阵中第一个数字代表外向型企业1的收益，第二个数字代表外向型企业2的收益。
通过分析收益矩阵中各方的收益水平可知：在静态博弈中，在给定外向型企业1各种策略的条件下，外向型企业2选择技术停滞策略会比选择技术创新策略的收益大，即1＞0或5＞4，从而说明技术停滞策略是外向型企业2的最优策略；同样，在给定外向型企业2各种策略的条件下，外向型企业1的最优策略也是技术停滞策略。于是（技术停滞，技术停滞）构成了该博弈的纳什均衡，（1，1）即为双方相应的均衡收益。这样，最先实行技术停滞策略的外向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的独占性低成本优势，将随着其他同类外向型企业普遍采取技术停滞策略而丧失殆尽，因此技术停滞策略也就成了无效策略；并且，从收益矩阵中可知，技术停滞前各方的收益为4，技术停滞后其收益则变为1.由此可见，外向型企业的技术停滞策略不仅损害了自身利益，而且损害了其他外向型企业的利益，其结果必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囚徒困境”。
（二）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行为选择的无限次重复博弈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外向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选择在静态博弈中会使我国各外向型企业陷入“囚徒困境”。然而，我国各外向型企业间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绝不是一次性的，必然是年复一年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实现对各博弈方较理想结果的约束条件。
现在继续沿用上述假设前提，并假设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两博弈方都采用如下触发策略：在第一阶段采用技术创新策略，在第t阶段，如果前t-1次的结果都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则继续采用技术创新策略，否则永远采用低投入的技术停滞策略。也就是说，双方在这种无限次重复博弈中的思想都是先试图合作，并用继续合作行为奖励对方的合作态度，但一旦发现对方不合作，则永远以不合作态度进行报复。双方的这种策略在贴现率（δ）较大时会构成无限次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路径。
为了说明双方采用上述触发策略是一个纳什均衡，我们假设外向型企业1已采用该策略，然后我们证明在δ达到一定数值后，采用同样的触发策略也是外向型企业2的最佳反应策略。因为外向型企业1与外向型企业2是对称的，可见证明了上述结论后，就可以确定该触发策略是相互对对方策略的最佳反应，从而构成纳什均衡。
由于外向型企业1在某个阶段出现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同的结果后将永远采取低投入的技术停滞策略，因此，在该阶段之后，外向型企业2的最佳选择也只有技术停滞策略，即外向型企业2对外向型企业1的触发策略的最佳反应策略的后面部分与外向型企业1触发策略的后面部分是相同的。现在需确定外向型企业2在第一阶段及以后各阶段结果都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时的最佳反应是什么？对于外向型企业2来说，采用技术停滞策略将得到一次得益5，但以后会引起外向型企业1的降价报复，这样外向型企业2也只能选择技术停滞策略，此后每一阶段的得益将永远只有1，则此情况下外向型企业2的总得益（μ）为：
μ5+1×δ+1×δ2+1×δ3+……5+δ/（1-δ）
相反，如果外向型企业2在第一阶段采取技术创新策略，则在该阶段它将获益4，而在下一阶段又面临同样选择。假设V为外向型企业2每阶段都采取技术创新策略的总得益，则有：
V4+4×δ+4×δ2+4×δ3+……4/（1-δ）
因此，当4/（1-δ）＞5+δ/（1-δ），即δ＞1/4时，外向型企业2在第一阶段会采取技术创新策略，否则采取技术停滞策略。同理可以说明外向型企业2在以后各阶段的最佳反应也是如此。综上，对于外向型企业1的前述触发策略，外向型企业2的最佳反应策略是同样的触发策略，可见双方都采取的这种触发策略就是一个纳什均衡。
当然，尤其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该纳什均衡是在满足条件δ＞1/4时才成立的。这一情况表明如果未来得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系数若太小，即导致我国各外向型企业不太看重未来利益时，各外向型企业会只顾为自己捞取更多的眼前利益而实行技术停滞策略，不会为长期利益打算，也不会害怕它方在未来阶段的报复。
（三）相关分析结论
对于当前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停滞行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我们只有采取措施提高各外向型企业对未来利益的重视程度，才能从根本上抑制我国外向型企业的技术创新缺失行为。可供选择的具体措施包括：（1）实行差别利率政策，适当提高我国各类外向型企业的贴现率。（2）通过不断完善相关行业法规，加大对技术停滞外向型企业的经济惩罚力度，这同样可以提高各外向型企业对未来利益的重视程度，并能使对贴现率的要求放宽些。
第五节 外向型企业虚拟经营战略行为的理论解释
虚拟经营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新型经营方式而备受外向型企业关注。虚拟经营的准确含义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充分利用和整合外部资源，实现公司资源有效利用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突破了外向型企业有形的组织界限，对所借用外部资源进行整合运作，通过虚拟人员、虚拟功能和虚拟工厂三个要素来有效运行。因而虚拟经营由于突破法定组织行为的有形界限，具有控制关键资源和利用关键资源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的特点。
一、虚拟经营的理论基础与行为解释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向型企业，在市场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市场目标的增长存在着相互排斥的竞争关系。而这种相互排斥的竞争行为结果，导致外向型企业彼此之间恶性竞争循环。而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行为的有效方式是双赢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竞争与合作理论是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行为的有效途径。同时外向型企业重组、价值链、新木桶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解释这种关系。
（一）竞合理论与虚拟经营
按照竞争与合作理论的观点，每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竞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专业分工，参与市场争夺的商家越来越多，竞争也可能变得日趋激烈，在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过度竞争现象。在这种市场状态下，任何一家外向型企业不可能长期保持某种竞争优势，为了维持外向型企业长期竞争优势，需要外向型企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去进行新优势的不断培育。然而这类行为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和得不偿失。这种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竞争观念和竞争方式，导致了在竞争中合作或在合作中竞争。
竞合是指外向型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组合，即竞争中有合作。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通过合作，形成合力。科技的发展、国际资本的流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产品同质化、趋同性增大、外向型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一些存在竞争的外向型企业之间的短期合作提供可能的条件，而且也被越来越多地公司广泛运用并取得成功。例如，在沃尔玛的早期，实力强大的供应商如宝洁公司（P＆G）是很强硬的，当沃尔玛强大之后，并没有反过来对宝洁“示威”，而是与宝洁结成伙伴关系，双方可以共享沃尔玛的电子信息来改善彼此的业绩，实现双赢。
虚拟经营战略可以建立与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的合作关系。其不仅缓解竞争压力、减少本外向型企业非核心或薄弱环节的资源投资浪费，而且又能与被合作外向型企业共同承担市场风险，使损失减少到最小。在虚拟外向型企业中，组织成员之间是一种动态组合的关系，虽然也有竞争，但它们更注重于建立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相互之间以协同竞争为基础，实现竞争双方的资源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但它不同于传统的合作，虚拟经营是典型的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非产权合作。通过合作完成价值链环节的能力薄弱部分与低附加价值部分的活动，实现双方优劣势的互补。
（二）外向型企业重组理论与虚拟经营
由美国海默（Micheal Hammer）博士提出的企业重组（Reengineering）或企业再造理论。强调企业回到创始原点，重新设计企业的业务过程，实现企业绩效的显著改善，不是简单裁员、缩编，而是重新开创一个事业体的新生命周期。一些外向型企业已逐渐意识到自身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的相对滞后，就必须对外向型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才能重振外向型企业雄风。
重组理论的兴起为外向型企业实施虚拟经营战略后的结构调整提供了依据。因此，虚拟经营战略能解决国内外向型企业普遍存在的辅助单位多、机构臃肿、管理层次多、外向型企业的管理链延长、人浮于事、重复低效投资、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在外向型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选择与本外向型企业有一定互补关系的目标外向型企业作为合作伙伴，通过对核心外向型企业做相应的结构重组，经过适应-调整-再适应的过程，提高本外向型企业竞争力。
虚拟经营战略按范围可分为基于项目的虚拟经营、基于产品的虚拟经营、基于服务的虚拟经营、基于管理的虚拟经营；按具体形式来分主要有虚拟生产（OEM）、虚拟研发（ODM）、虚拟销售（OBM）、虚拟共生、策略联盟、虚拟营销网络、行政部门的虚拟化几大类。相应的外向型企业重组涉及的内容包括重组外向型企业管理组织的构架，重组外向型企业生产制造系统，重组研究与开发战略，重组供应和销售渠道等。因此，外向型企业重组理论为外向型企业虚拟经营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三）价值链理论与虚拟经营
价值链（Value Chain）是以外向型企业内部价值活动为核心所形成的价值链体系。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E·波特（1997）认为外向型企业价值活动是竞争优势的各种相互分离活动的合成，与竞争对手价值链的比较揭示了决定竞争优势的差异所在。外向型企业的价值活动可分为两大类——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其中基本活动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市场拓展；后勤、人力资源设施、工厂资源设施、采购等属于辅助活动。
价值链理论认为，在外向型企业众多的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价值。外向型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实际来自外向型企业价值链上某些特定的价值活动，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称为外向型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虚拟外向型企业中的每一个团队，都位于自己价值链的“战略环节”，追求自己核心功能的实现。根据能力的优劣和附加价值的高低而有选择地把部分价值链活动环节让渡出去，整个价值链将形成传统外向型企业无法匹敌的优势。实施虚拟经营战略外向型企业可以通过控制具有垄断特点的价值链上的重要阶段来完成整个价值链必须的全部环节，突破了传统的“五脏俱全”组织模式。
虚拟生产是应用最早和应用最为广泛的虚拟形式，主要原因是，对大多数外向型企业而言，产品设计开发和市场拓展是外向型企业的核心，也是外向型企业主要的价值增值关键环节，而生产往往都是低价值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自己投资设备、原料，不如将外向型企业产品制造部分实行外包，在确保外向型企业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同时，还能转嫁风险。像这样核心外向型企业专心致力于位于价值链两端的设计开发和市场开拓，而将中间的低价值环节——生产进行虚拟化，所形成的外向型企业称为“哑铃型”虚拟外向型企业。
（四）新木桶理论与虚拟经营
新木桶理论是指原有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构成木桶的最短木板的长度，在外向型企业中的应用，其含义引申为外向型企业的竞争力由价值链中最薄弱环节来决定，这是由于这个价值链上最薄弱的环节限制了其他具有高附加价值活动最大效用的发挥。此时，外向型企业的工作重心是补缺，而不是把资源投入到优势环节中。为了弥补木桶的短板，采取的解决新方法是利用外界长木板组合使用，即抛弃自身外向型企业价值链的薄弱环节，转而利用他人的优势来提升竞争力。
虚拟经营战略是典型的反木桶理论，认为组成木桶的木板只有一块或部分木板是自己的。外向型企业先利用价值链分析优势环节，再与合作外向型企业进行优势互补。相对而言，新木桶理论比竞合理论、价值链理论更清楚形象地说明了外向型企业实施虚拟经营的必然性。
（五）交易费用理论与虚拟经营
交易费用是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包括人们在市场上搜寻有关的价格信息、为了达成交易进行谈判和签约，以及监督合约执行等活动所花费的费用。
根据科斯的观点，市场和外向型企业具有相同职能，因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两种机制，无论运用市场机制还是运用外向型企业行政协调，都是有成本的。当一笔交易的外向型企业行政协调的成本低于市场机制的成本时，这笔交易将趋向采用外向型企业行政协调进行，即外向型企业对市场的替代。相反，市场机制的成本较低时，则倾向于将交易活动虚拟化，既用市场来代替外向型企业。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的今天，影响交易费用的不确定性和在交易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买方外向型企业只要通过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Internet等信息网络建立动态联盟，成员外向型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业务往来就会变得非常便利。以上所有因素最终都导致了市场交易费用的大规模降低，为实施虚拟经营战略提供了必要条件。外向型企业只要通过虚拟经营的方式就能将分散的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资源快速有效地整合，抓住瞬间即逝的市场机遇。
二、外向型企业虚拟经营与竞争优势
在市场需求日趋个性化的今天，外向型企业要想赢得市场效益，就必须发展专有技术并形成独性商品以占领市场。外向型企业虚拟经营所强调的，不是在所有全面都具有优势，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最大优势与外部资源优势的对接或组合。这种方式，可以将外向型企业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有利于形成外向型企业自身最大优势的领域，不是将有限资源分散分配到对公司产生价值增值不高的环节，实现外向型企业有限资源的价值增值最大化和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换句话来理解，只要外向型企业培育或控制了关键资源，就具备了整合利用其他资源的条件，而关键资源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在竞争环境下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强的能力。按照上述要求，实施虚拟经营战略首先要求外向型企业自身在局部资源要素上，如品牌、核心技术、关键市场、核心资产等方面首先获得竞争优势。这要求外向型企业调整战略方向，将外向型企业有限资源集中配置到产生或形成竞争优势的局部关键要素上，为外向型企业实施虚拟经营和开展对外合作创造条件。也为外向型企业基于核心能力的对外合作与扩张提供了环境。
外向型企业利用存在互补型合作外向型企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专有技术，开展虚拟技术合作。同时利用虚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弱由于距离壁垒、竞争壁垒、政府壁垒和文化壁垒带来的阻力。在成功实施虚拟经营过程中，重点要处理好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确保保护核心技术不被外露、正确界定虚拟研发中的知识产权。使外向型企业保持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使形成外向型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要素不会因为开展虚拟经营而有所丧失，以维持外向型企业长期竞争能力。
第六节 我国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内部
分工的模式与程度分析
一、我国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的内部分工现状——以浙江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为例
我国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众多民营外向型企业依托产业集群建立起低成本竞争优势。同时，我国的集群式民营外向型企业在产权主体、产业组织形态、市场网络、产业层次、分工模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区别于其他性质的集群，如以大企业为核心的集群、为跨国公司配套形成的产业集群以及其他跨国投资本土化而形成的产业集群。
（一）产业集群范围内的主体为相互分工的中小型民营外向型企业
目前我国产业集群内民营外向型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但规模小并不意味着其竞争力就一定弱。相反，大量民营外向型企业通过利用专业市场，形成了在相关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高效率分工与合作关系。如浙江诸暨大唐镇袜业生产基地，该镇拥有与袜子生产相关的各类民营外向型企业2453家，其中550家袜子原料生产企业、400余家袜子原料经销商、312家袜子缝头卷边厂、5家袜子印染厂、112家袜子定型厂、305家袜子包装厂、208家袜子生产机械配件供应商、635家袜子营销商和103家联托运服务企业；并同时有民营商铺1600多间，分别从事原料、缝头、定性、包装、机械配件、营销、联运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在各个企业围绕袜子产、供、销各环节上密切配合、分工协作的基础上，诸暨大唐镇成为国内最大的袜业生产基地，年产袜子几十亿双，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现阶段，大唐袜业已形成了一个整体品牌，其具有严密分工性质的产业链，造就其难以模仿的集群竞争优势；而且这种紧密分工的产业集群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产品升级换代，能广泛地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显著地提升了其产业集群的市场份额与核心竞争力。
（二）集群内各民营外向型企业在价值链上存在着密切的分工与合作
产业集群成员具有同质性或关联性，集群内的民营外向型企业从事相同、相似、互补或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这种产业集群内各民营外向型企业密切的分工与合作，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因为在不断出现的技术创新过程中，一家企业是难以独立完成的，这时若与竞争的同行合作，则能分散风险并分享产业集群内的知识和信息。具体而言，在价值链的垂直方向上，存在着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企业间的合作关系，按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纵向组织生产，以获取外部规模经济，其强调的是企业间的分工与协作。在价值链的水平方向上，对集群的主导产品在内部按档次、品种、款式横向组织生产；同时，这些众多的同类经营者可进行充分的学习与竞争，这种相互学习与竞争，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促进了企业不断扩张和产业集群的扩大。集群内企业间的这种竞合关系既能实现相互促进，又避免了恶性竞争。产业集群内企业逐渐形成了以领袖企业为引导、信息流为驱动、集群文化为依托，经过分工、合作、交流、分享、评价五个基本阶段的动态循环累进过程，极大地提升了集群核心竞争力。
（三）民营外向型集群企业间已初步形成柔性分工组织形式
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实施柔性分工组织形式的目的在于，它既可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又可以使民营外向型企业能保持原有的高度灵活性。这种分工关系一般是以项目导向为主，发包商通常有几个较为固定的承包商。这种分工合作通常是长期性的，合作双方往往存在某种社会联系（如同学、亲戚、朋友关系等），相互之间常常在口头上就能达成项目合作协议，共同分享业务收益、承担业务风险。由于发包商本身往往具有鉴定产品质量优劣的能力，所以承包商偷工减料的行为相对较少；任何一方违背契约的行为（如承包商的产品质量低劣、发包商不支付相关费用等）很容易在集群内迅速传开，造成相关企业的信用危机，危害其市场开拓。因而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集群内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
诸暨大唐袜业正是以民营外向型企业柔性分工形式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这个网络中，以集群内少数规模相对较大的袜业企业为核心，利用它们已有的国内外销售市场或很强的市场拓展能力，从各类国内外客户那里接受生产业务，然后转包给集群内其他相关企业。这些核心企业一般向分包商提供产品的样式和规格，并提供技术指导；其他企业（如织袜商）可以从集群内规模较大的原料市场上就近获得较为廉价的原料，织袜商的半成品通常交由缝头厂接缝、印染厂印染、定型厂定型、包装厂包装等。
二、我国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内部分工的基本模式与程度模型
（一）企业集群的内部分工模式
集群内部的分工模式是在集群成长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集群内部分工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企业集聚。目前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内部的分工主要有三种模式。
1.集群内部较大的企业进行分拆和向下分包形成企业分工
企业规模的扩大所实现的规模经济是有限度的，当企业规模扩大到增加资源配置的边际成本等于由其内部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时，企业规模边界就确定了。如果企业规模再扩大超过这个限度，企业就会把超出这个限度的部门或产品环节分离出去，从而在原有企业的集群内部形成纵向分工。
集群内的大企业除了直接将部分环节分离外，还通过分级承包制度与集群内民营外向型企业形成纵向分工关系。这种分工形式中的民营外向型企业通常与大企业协作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网络，大企业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通过层层承包形成的民营外向型企业供应网络则构成金字塔的底部。
2.由于技术和人力资源外溢形成集群内民营外向型企业间的分工
一些企业的高级技术、管理人员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会从原有企业辞职离去，他们利用已掌握的各种重要技术信息和管理知识，或创办新企业，或加盟到其他企业，从而强化了分工效应。如浙江省的一些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在其发展初期，许多企业的部分员工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纷纷创建自己的企业，形成集群内部分工网络。另外，集群内部先进企业的技术优势，会导致其他企业的相继仿效，这些企业与原有先进企业形成同业竞争关系，产生以产品差异化为主要特征的横向分工关系。
3.由集群外部资本投入而形成的企业间分工
一种情况是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由集群外大企业投资创办的合资、合作及独资企业与集群内原有企业形成的分工体系。这是由于为了追求外部经济效益及享受地方性优惠政策，大量集群外公司投资的企业往往集中在某一区域，这些企业与当地民营外向型企业相互间也会形成分工关系。
另一种情况是集群外部具有产品关联的企业迁入而形成的企业间分工。原集群外部与集群内企业具有产品关联性的企业，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和人力成本等而进行体现区域集聚特色的调整。如果因迁移而追加的运输和劳动成本超过集聚所得的利益，它们将会从集群外部迁入，与集群内原有民营外向型企业形成分工关系。
（二）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内部分工程度的模型分析
如果把某一种产品的价值链分解成一系列互相补充的纵向和横向环节，集群内部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的企业分别从事其中一个环节的业务。一个产品价值链各环节分得越细，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参与分工的企业数量就越多，因此衡量集群内分工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企业数n。以下我们在借鉴贝克尔（Gary S。Becker）、宋远方等的相关模型基础上，建立有关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内部的分工程度模型。
在不考虑参与分工企业的产权结构等因素基础上，假设某民营外向型企业从事整个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w，w1/n。每一个企业都将时间分为两个部分，用于学习专业化技能的时间Ts（w）和专门化工作的时间Th（w），T（w）Ts（w）+Th（w）。一个环节的产出Y（w）取决于投入该项环节（w）的时间T（w）以及小时生产率E（w）；加之分工企业的人力资本H可以起到提高学习专业化技能效率（r＞0）的作用，且e为专业化技能学习效率指数，即：
Y（w）E（w）·T（w），E（w）dHrTeh（w）
这说明通过两种时间的最佳分配，可以有效地提高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效益。在作了这些假定后就可推导出不考虑协工交易成本时的某项环节的生产函数：
Y（w）S（e）Hr（w）1+e（3-1）
式中，S为技术进步因子，即Sdee（1+e）-（1+e）。如果每一企业在相互关联的环节中分配一单位时间，则可以得到以团队规模n来表示的生产函数：
YSHrn1+e（3-2）
相应地，每一家参与分工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Y/nB（H，n）SHrne（3-3）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契约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因素影响，并不真正存在无交易成本环境。随着集群内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分工导致同一产品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之间必然要进行协调工作，为此定会产生交易成本。协调分工的交易成本函数为：
CC（n），且Cn＞0（3-4）
交易成本C随着参与分工的企业数（n）的增加而提高，其提高指数为β；同时还会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外部因素可以用参数λ表示。如果假定集群内部企业人力资本和学习时间保持不变，这样综合分工的收益和成本，可得出了建立在专业化经济效果和协调分工的交易成本基础上的生产函数：
yB-CB（H，n）-C（n）SHrne-λnβ，Bn＞0，Cn＞0（3-5）
当yB-CB（H，n）-C（n）0，即SHrneλnβ时，企业集群的规模确定，我们对n求一阶导数，得出某一时期企业集群的最佳规模n*，也就是均衡分工水平：
n*（e/βλ）1/（β+e）S1/βHr/（β-e）（3-6）
如果假定集群内部企业人力资本和学习时间保持不变，则S，H，r，e，β为常数；（3-6）式表明，集群内部的均衡分工水平随着协调分工的交易成本参数的下降而提高。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上述模型分析可知，集群内部民营外向型企业分工的细化会导致相关产业价值链在长度和宽度两方面的延长，从而在产业价值链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各环节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化生产企业。然而，集群内部分工不能无限度的扩张下去，它会受到由分工引发的交易成本上升的制约。
根据上面的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营造有利于降低分工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专业化分工进一步深化的制度环境。因为，专业化水平越高，分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就越大，从而财产损失的风险也就越大，而多元的产权制度能更有效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分散经营风险。以产权清晰的温州专业化产业区为例，温州民营外向型企业依靠以家庭或联户为经济单元的民营化成功实现了产权制度的初步变革，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初级工业经济的转移，目前正处于向现代工业经济或信息经济时代转移的过程之中，依然需要有效率的多元产权制度，以进一步提高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
同时，政府要从以往政府管理的视角，转到企业发展的视角，起到促进、辅助和倡导性的作用。即政策、制度供给以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出发，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有利的制度保障，创建法制公平、诚信可靠的本地创业环境、就业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使分工沿着生产率提高和企业家创新积极性不断得到发挥的路径深入发展。
（2）强化产业集群生产体系的专业化水平，配套协作功能及其集群企业的协作意识。目前，我国某些民营产业集群的单一产业、单一产品结构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过于简单的市场结构，妨碍了分工深化，产品差异化优势降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率优势也将部分丧失。所以要促进我国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深化分工，降低交易费用，就需要对其生产模式进行合理引导，形成真正的既有弹性又专精的生产分工体系。
我国民营外向型企业要改变一直从事的加工、组装经营模式，而应专业于全球分工链条上的某些产品生产或配套服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以集群的整体力量来开发核心技术，并在发展中不断营造自主品牌，而不是仅仅充当跨国公司的加工点。
（3）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分工网络的正效应，积极鼓励民营外向型企业集群式创新，推动区域经济集群的形成，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发展民营外向型企业产业集群要高度重视其成员企业的组织结构、内部分工和协调机制的设计和安排。这方面可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以加强相关人员的学习培训和企业文化建设，从而更好地实现集群内各分工企业的协调性与高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