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学习和研究创新思维问题时，有幸拜读了《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中沈致隆同志的《哈佛大学〈零点项目〉启示》一文，受到很大启发，得到很大收益。应当说，古往今来，是哈佛大学对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内在关系及人的思维规律，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创新性系统研究。我们引进这样或那样的科学技术项目，为什么不可以引进此类的科研项目，以使这种科学思维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并结果呢？而这种引进，只是一个科研信息移植和应用的问题，而不需要什么多大的资金投入。对此，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说到底，还是我们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的态度问题，没有把哲学社会科学其中包括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看待。
美国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起因问题，说来话长。美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并于1945年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前苏联于1949年才实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比美国落后了4年之久。社会主义要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和创造力，就要在高新技术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和美国都在抢先研究人造卫星技术。前苏联为了使自己的研究能够超越美国，在研究战略上使用了迷导战略，用障眼法假装一系列失败，从而麻痹了美国，致使美国人认为前苏联的人造卫星技术近期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放松了自己的研究进程。而前苏联则加紧了自己的研究进程，于1957年11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确实创造了“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的舆论效应。
美国见前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成功之后，加快了自己的研究进程，终于也把人造卫星成功地送上了天。但是，在人造卫星这一高新技术上，毕竟还是比前苏联晚了83天。此事发生后，不管是在国际舆论上，还是在美国内部舆论上，都对美国政府及有关部门产生了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最后又集中到对美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批评上，认为是美国的教育在培养高科技人才上出了问题，没有培养出像前苏联那样一流的科学家。教育界对此无可辩驳，因为所有的科学家都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只有深思反省。
教育界经过十年之久的思考，后来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育学院对此问题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新见解。美国科学教育的物质技术条件是世界一流的，之所以没有培养出像前苏联那样一流的科学家，不是因为在科学教育上出了问题，而可能是因为在文学艺术教育上出了问题。这是因为，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科学教育与前苏联不相上下，而美国的文学艺术教育则是落后于前苏联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曾经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一大批伟大作家和诗人，以及像柴柯夫斯基、鲍罗丁、格林卡等大音乐家，还有世界上惟一能够与法国卢浮宫相匹敌的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艺术画廊。而美国在这些方面却是微不足道，虽有几个文学艺术方面的特级大师，而原来的国籍也是来自俄罗斯。经过这些初步分析，提出了是否因为美国的文学艺术教育落后，从而影响了科学技术创造能力的问题。这正是《零点项目》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用“零”，只是表示把美国在文学艺术上当作一个空白，进而研究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从而揭开文学艺术的想像思维与科学技术的逻辑思维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思维规律。
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研究，历经二十多年的调查研究，投资数亿美元，最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文学艺术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对美国整个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潜在影响，同时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挑战奠定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的思想基础。
《零点项目》最重要的科学结论是：以想像思维或形象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文学艺术创新，与以逻辑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科学技术创新，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互补性和相互渗透性，只有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与交互运用，才能使人的创新思维及创造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除此之外，该项目还提出了“多元智能”等新思维理论。由于这一成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之所在，致使美国国会于 1994年 3月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学艺术与数学、历史、语言、自然科学并列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所谓核心学科，相当于我国中学教育的主科与大学教育的必修课。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笔者曾访问过美国的八所大学。这些大学虽然学科结构和专业设置有所不同，但笔者发现很多学院的教学楼走廊上，都贴着学生自己创作的绘画或设计，奇形怪状，各有特色。笔者认为，这大概是美国高等学校加强文学艺术教育，催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的一个侧面。
在我们知道美国哈佛大学的《零点项目》之后，我们素有文化底蕴其中包括文学艺术底蕴的中国人，究竟应当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确立一个《非零点项目》，研究一下中国虽有丰厚的文学艺术底蕴，并且比美国深厚得多，但为什么科学技术却比美国落后得多呢？例如，美国的科学技术自主依存率高达98 。 4%，而中国却只有50%。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能够找出原因，找出规律，找出战略对策，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天大的贡献。大概正是这种动因驱使，笔者才下决心要写这本《思维的革命——走进创新思维的自由王国》。如果说，笔者所指出的走进创新思维自由王国的路径还不是十分准确和通畅的话，至少在大方向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只能是离这个自由王国越来越近，而绝不是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