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既是自然界的人，又是人类社会的人。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感觉和认识，是影响人的自我意识及思维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长期稳定的封建社会关系，或者叫做封建王国制，久而久之，也就凝固了中国人的创新思维的活力，这是导致国运由兴到衰的基本原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矛盾，也是基本矛盾。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作为生产力要素中人的智能性要素的发展，或者是作为生产力要素中科学技术的成因性要素的发展，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它作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思维意识，又受到经济基础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以人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为源泉的科学技术发展态势，与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及态势息息相通，紧密相连。
就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关系而言，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一定的生产关系只能容纳一定高度的生产力，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只能创造一定形式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只能容纳它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生产力。当中国的“四大发明”已经达到封建时代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峰时，也就没有了比这个高峰更高的高峰。如果是在中国首先发明了蒸汽技术和电力技术，中国当然也就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中国，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接生婆，而没有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接生婆呢？这似乎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很难解释的问题。其实，也不尽其然，科学的答案还是有的。
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发展规律，当一定的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它所拥有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一定会被另一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这一基本规律是在世界范围内，就人类社会发展总体态势而言的基本规律。而且，也不会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秒，全世界多个国家同时由一种社会制度变为另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正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绝不是“种瓜得豆”，“种豆得瓜”一样，这是一种客观必然性。然而，种瓜虽然得瓜，但又会因天时、地利、管理等各方面的原因，在一棵瓜秧上得瓜有多有少，有大有小，有早有晚，以及究竟在那片叶子下先得瓜的偶然性。种豆虽然得豆，但能得多少豆，是两粒或三粒的豆角，也具有偶然性。自然规律是如此，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如此。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而且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古罗马是奴隶制最发达和最完善的国家，曾经创造了人类社会奴隶时代的最大辉煌，但它并没有率先走上封建社会，也没有再成为封建史上的最大辉煌。中国是封建制最发达和最完善的国家，曾经创造了人类社会封建时代的最大辉煌，但中国并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没有创造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最大辉煌。倒是根本没有什么封建史的美国，却创造了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最大辉煌；中国虽然没有制造资本主义的最大辉煌，但却创造了当今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最大辉煌。其实，在这些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中，都蕴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更，不仅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制约，而且还同时受到上层建筑的强力约束。中国封建时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决定了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和成熟；而中国完善和成熟的封建生产关系，即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中国完善和成熟的上层建筑。这种完善成熟的上层建筑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以强大的政权和文化力量保护现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因此，越是在一个原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关系高度完善，上层建筑也高度完善的国家，往往越是难以实现新社会制度的变革。只有当别的国家的新社会制度显示出伟大的优越性时，这些国家才会或迟或早地发生新的社会变更。这也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所谓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
可以想见，中国经历了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史的最高峰，创造了人类封建史上无与伦比的东方盛世和时代辉煌，从而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处于长期稳定的发展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就是有朝代的更替和皇宫政变，但封建的社会生产关系也没有变。所以，与此相应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处在相对稳定状态。这样，创新思维作为意识形态的创新之源，也同样处在相对稳定状态。久而久之，也就变成了凝固或半凝固状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而传统的农业文明，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虽然不断有所进步，但都还是以人力和畜力为动力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犁、耙、耧、车、锄、镰、锨、镢，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生产工具（没有现在的机械动力）；背朝天，面朝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仍是若干年不变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方式（没有现在的塑料大棚）；春播、夏管、秋收和冬藏，仍是不可更移的季节农业（没有现在的“冬季农业”）。在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循环往复中，人们每年所希望的是风调雨顺，四季丰收，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很难开拓新的思维境界。
在这个稳定而久远的时代中，就是具有形象思维的少数文人墨客，也不过只是以画寄情或以诗言志。就是那些名诗语句，除了杜甫等人忧国忧民的诗赋之外，描写这种生活最好的诗，就是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虽然每年都有着新的希望，但换来换去，每年还是那片古老不变的黄土地，还是那座历经风雨的茅草房，还是那条千年不变的泥巴路，还是那个下去再上来和上来再下去的水辘辘，还是那只每天都一个叫声的老黄狗。
总之，在长期稳定的封建社会制度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发展最完美、最成熟的古老中国，封建王国不可抗拒的社会秩序自然而然地束缚、压抑、窒息和凝固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生机和活力。因此，1600年以前，中国人创新思维活跃，科学技术领先，是基因于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转变，以及封建社会自身的自然发展；1600年以后，中国人的创新思维之所以冷却或凝固，科学技术停滞不前，又是基因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太长太稳定，特别是在人类封建史最高峰级上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