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1 信任资源的不足与家族企业的兴起
当代中国大陆家族企业的兴起有着特殊的社会信任状况背景。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社会信任资源的严重稀缺使得家族信任复兴并成为创业的支撑
建国后，几十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资源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社会经济活动中全部的交易关系几乎都是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交易关系，而这些单位都是公有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易不产生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信用需求，或者说不需要社会信用制度来保证。因为计划体制和意识形态规则使全部交易活动都必须接受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于是，社会上几乎不存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改革开放造成原有体制的松动，使得民间人士有可能创立企业。但起初创办私营企业的人几乎全部是体制外的人，他们不是国家正式干部和职工，没有铁饭碗，现有体制没有为其配置资源提供便利的偏好。尽管后来私营企业创办人的背景越来越多样化，但私营企业老板始终面对的是多重的社会信用稀缺：
（1）社会制度的信用稀缺。社会主义的政府以审慎的态度和有限定的政策（尽管现在越来越宽松）允许它的存在和发展。在特定的时期，甚至铲除了私营企业；
（2）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歧视（尽管现已得到意识形态的正式认同，但“左”倾的意识形态对此仍有很强的歧义）；
（3）民间意识的疑虑，特别是仇富心态、老板剥削及不义致富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心理。这使得“左”倾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民众心理基础。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4）国有金融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信用链节的断裂。
面对这些信用缺失，使创办私营企业的人除了自身的资金积累和家庭、家族、少数亲朋的借款或合股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尽管那些与原有体制中拥有资源支配权的人有家族或泛家族关系的创业者获得了一些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源，但这些人毕竟较少，而且并不是名正言顺地获得了社会信用制度资本的支持。于是，绝大多数私营企业靠内源式融资（张杰，2000）发展起来。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行政权力派生出来的，其管理人员是从行政权力机构派出或用行政的方法提拔的官员担任的。尽管这些官员不是职业经理人，但毕竟使国有企业的“管理资源”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私营企业创办时，得不到体制资本的支持，更谈不上从经理人市场吸纳和集成管理资源，因而，其管理人员只能从“自家人”中产生出来。
B。家族、泛家族信任对企业创办和初期成长的支撑作用凸显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尽管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家庭、家族、家文化规则受到很大冲击，但其深厚的根基仍顽强存在。即使是在国有单位中，也弥漫着家文化氛围。在中国任何类型的单位管理中，如果一切都按照冷冰冰的规章制度办事，在员工之间、领导和部属之间没有一点家庭或准家庭式的情感连接，而能保持很强的凝聚力和很高的工作效率是难以想像的。这表明，家族规则，特别是泛家族规则为家族企业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信任资源支撑。
C。小规模与业务单一使家族企业对社会信用的需求较低
仅仅以社会信用稀缺来解释家族企业的大量形成是不充分的。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规则较为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也比较完善，但仍然存在大量的家族企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创办时，规模相对较小，业务比较单一，生产和经营过程比较简单，组织机构和人员精简，企业家（老板）的能力能较好地控制企业。当然任何企业的创办都需要一定的社会信用的支撑，只不过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对社会信用制度的依赖性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得到社会信用制度的支撑或利用信用这一社会资本也是需要成本和承受风险的，犹如获得银行贷款需要支付利息和承担风险一样。因此，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关系使资源快捷方便地组合起来，“自家人和谐默契、信任聚合、敬业奉献、家长权威及其协调能力等使企业创办时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企业内的管理简化高效。这时对社会信用的需求较低。
显然家族企业的勃兴与社会信用资源状况是相关联的。社会信用资源稀缺使家文化规则成为私营企业创办的基础构件，并强化了企业的家族模式。当代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社会经济体制处于转型状态，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更大。因此，中国家族企业是回避或应付交易的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产物。
总之，社会信用资源的严重稀缺和体制转轨，使家文化重新勃兴，甚至得到进一步强化。积累深厚的家文化规则使私营企业的创办人有了替代稀缺的社会信用资源的文化资本。企业的小规模降低了对社会信用的需求，而又能得到家文化规则的有力支撑。
7.5.2 信任资源的双重残缺与家族企业成长的困境
前文已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困境作了初步分析，现结合当前信任资源的状况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为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一些规模庞大的商帮，特别是晋商以及近代中国的民族企业。
在明清时期，晋商是当时国内实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帮。从明初到清末，他们在商界活跃了5个多世纪。其活动区域遍及国内各地，并涉足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晋商的经营项目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尤其清代创立票号之后，商品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明清晋商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是罕 见 的（张 正 明，1995；唐 力 行，1995；石 骏，199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晋商在商号经理聘用方面，并没有像美国企业早期发展阶段那样，为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而苦恼。相反，财东物色到合适的经理人后（物色的难度和成本并不很高），则将资本、人事权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由于财东充分信任经理，故而经理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由此可见，在晋商的发展过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已达到高度分离的程度，财东对经理的信任程度之高，是当时西方世界国家难以相比的。
近代以来，中国产生了一大批民族资本家，如“状元资本家张謇”、“煤炭大王与火柴大王”刘鸿生、“面粉大王与棉纱大王”荣氏兄弟等等，其企业的发展都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没有良好的信任这种社会信任资源的支撑也是不可能的。
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晋商和近代以来的民族企业之所以能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主要是得到了积累深厚的传统信任资源的有力支撑。这种社会信任资源的特征是：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及泛家族信任为核心内容的伦理信用规则，以及以这种规则所形成地缘或业缘性的帮、会、社等社会关系网络。相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传统中国政府“不会增强契约的有效性，也不会支持信誉机构。……而这恰恰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HAMIL-TON，1991）。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伦理信任资源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伦理信任并未能支撑中国的传统企业成长为现代化大企业。除了社会政治动荡、外国列强入侵等原因外，这种突出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尊卑长幼有序的人治特征的伦理信任扩展功能有限，而且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公平公正的伦理价值观念难以兼容，从而阻碍了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演变。
当代中国的家族企业处在社会转型、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传统的伦理信用规则的功能虽有一定程度的重新恢复，支撑了家族企业的兴起，但在一个多世纪的动乱和反复批判中，家文化毕竟受到较大的破坏，特别是连结人际交往的泛家族信任规则受到极大破坏，它在家族企业融合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本中的纽带功能大大弱化，超出家庭、家族以外的通过泛家族规则来寻求企业发展的信任资源支撑的习惯做法效用递减，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杀熟”现象。而这又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状态有极大的关联。因为，转型状态是经济运行的原有规范失效，而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法制型的制度信用远未充分建立健全。这使得私营家族企业主一方面难以像晋商、徽商、近代民族企业主那样获得泛家族规则这种传统的伦理信任资源的有力支撑，企业成长受传统伦理信任资源弱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法律制度信用严重残缺的制约。可以说，由于当代中国社会信任资源的双重残缺，使大多数私营企业不得不呈现为家族制形态，并难以从家族制管理向现代专业化管理转变。当然，还应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推进和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泛家族伦理信任规则中的工具理性因素及其功能在不断伸展，传统的伦理信任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信任规则在制度转型和重构中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融合，而这使得一部分家族企业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