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的日子
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第五个牛年了。
如果说第一个牛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的话；那么第二个牛年留下的，则是我最早迷恋文学这个灰姑娘的历历往事。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第三个牛年的经历。记得那正是1973年，已进入了我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头。颇为令人回味的，在这一年的春种秋收农忙假中，我正在放牛。
每天，天还没亮透，随着阵阵牛的叫声，散养在各家各户的大牯牛、老水牛、黄牛、小牛犊，就从院坝里走出来，从朝门里拱出来，顺着被露水打湿的青石寨路，走到高高的斗蓬山草坡上去。
在蛮荒偏僻、山青水秀的贵州山乡里放牛，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头几年我就时常跟着牛群上坡。1973年我已调进耕读小学教书，不需要一年到头上坡去放牛了。只在春耕秋收放农忙假的那些日子，才能重操旧业。放农忙假之前，队长算是尊重我这个“民办教师”，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农忙时节干些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放牛吧。”
我喜欢放牛。随着一整个生产队的牛群上了坡，来到斗篷山绿茵茵的草坡上，来到鸭子塘清澈的水波边，牛们悠闲地在坡上吃草，安然地在池塘里嬉戏沐浴。而我呢，则可以静静地坐在山坡的岩石上，或者干脆舒展四肢躺在松软的草地上，瞅着青山绿水，瞅着蓝天白云，眺望着连绵无尽、千姿百态、气象万千的山山岭岭，倾听着从峡谷那边传来的悠长的时常还是透着苍凉的山歌，人会静下来，青春的躁动的心会安宁下来。这时候，我时常会觉得大自然是如此的博大、壮美、和谐，而置身于自然景物里的我，又是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蜜蜂在嗡嗡叫，蝶儿在草丛里飞，阳光烁着人的眼，牛甩着尾巴，不慌不忙地驱赶叮咬它的牛虻、飞蚊。
每当处于这样的环境里，我就会想到人生的意义，想到劳动和人的关系，想到白天和黑夜，想到大自然的风雨和人世间的沧桑，想到人的有为和无为……想得累了，就环顾远近的山峦欣赏高原的风光，远远的山涧里飞泉像白练一般无声地悬挂着，清溪的流水轻吟低唱着从高处淌来又向山谷里淌去，倾泻无尽的阳光灿烂地照耀着，轻拂而来的风里有着草木的芬芳。周围是那样的静谧而又安宁，生活是那样的清贫却又平静。而时光的流逝，几乎慢得可以用手触摸得到。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想通了很多很多平凡的有时又是深奥的道理，这样的思考使得我能豁达而平和地对待人生，对待世间的矛盾和纷争，这样的思考也使得我后来坚持不懈地拿起笔来写下最初的一些小说……聊以自慰的是，高高的斗篷山，绿茵茵的宽大的草坡和清溪，都曾被我写进了小说。《蹉跎岁月》中的主人公放牛的那些故事，几乎是我亲身经历的。
哦，那些放牛的日子。
怀乡居古庙
每当看到名山大川中那些修得古朴典雅的庙宇佛堂时，每当为这些涂红描锦、富丽堂皇的古庙啧之惊叹时，在我的眼前，总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座坐落在山巅之上的古庙景观，引起我深沉的遐思和对创作起步那些日子的怀念。
须知，我那最初的创作生涯，就是在这么一座古庙里，伴随着插队生活的苦闷，伴随着青春岁月里的孤独和追求而开始的。
那是插队落户初期。我在稍稍适应了贵州山乡村寨的生活节奏和习俗以后，我那不安分的心又不由自主地思念起书本，思念起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而被迫停下来的创作来。可要学习、摸索创作规律，那又是多么难啊！知青点集体户里没有学习空气，周围找不到可以请教的老师，借不着书本不说，就是写作所需的最基本条件——放张桌子铺一叠稿纸的安静环境也没有呀！
我插队的寨子上共有六个上海知青，四男两女，我们四个男知青住在一间刮风就摇、下雨就漏的茅屋里，放下四张床，茅屋挤得只剩人勉强能转身的过道，连张桌子也放不进了。
每当我写东西的欲望强烈的时候，我就只能掀起褥子，在床铺上就着油灯闪烁的光亮写下一个个字。这情景是很别扭的，我趴在那儿写，不是人家醒着影响我，就是人家睡着了我影响人家。即使熬到夜深人静，写得正来劲儿，也会不时地欣赏到伙伴们的梦话和隔壁女生屋里磨牙的声音。那年头山乡里的煤油质量也差，灯焰儿闪烁着、摇曳着，冒出一小股一小股烟气，我那雪白的帐子，全被油烟熏得一道道黑条条，洗也洗不干净。
有天清晨，我听到茅草屋后传来低低的啜泣之声。绕过山墙一看，同户的知青小冯，两个膝盖上放一块搓板，垫在那儿一边给上海家写信，一边在哭泣。我走近去轻声劝慰他，心里却在暗忖：瞧，这地方真不错，不但清寂得无人打扰，且景色宜人。我们的茅草屋紧挨着一大块肥沃的秧田，水田里的秧子，顶着银光闪亮的露珠儿，绿茵茵的一直铺展到寨外门前的大坝子，坐在这儿，一眼便可以看到远远近近逶迤连绵的群山和乡间的条条小道。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变夜晚写作为清晨早起，趁着拂晓时分山里的蒙纱雾徐徐飘散，坐在后屋檐下的板凳上，膝盖上放块搓板，搓板上再搁一张硬板纸，写上一阵，抬起头眺望一下寨外的流水和浮云，满眼里收尽山野的绿色，倒也不坏。这种姿势写封家信还可以，坐在那儿一气往下写，滋味儿就不好受了。
亏得寨上的喻老汉。
那天他在我们茅屋后的秧田里翻犁，水田大，他连续犁了几个早晨，见我坐在那儿写，就对我说，寨外山头上有座古庙，那里曾办过政治夜校，既清静又有桌椅，何不上那儿去。说着还用赶牛鞭指了指那岭巅绿荫丛中露出一角的古庙。
我听了心中不觉一亮。每逢赶场天就往古庙里跑。出寨子过小石桥，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上坡路爬到山巅，总共也只一里半路的样子，很近。庙门前台阶旁，长着一棵枝干粗壮的百年老桂花树，月洞门就掩隐在树荫底下。进了略比人高的月洞门，是个光滑的青岗石铺砌的院坝。院坝上头的宅基上一溜平顺地立了四间屋子，两间茅草房，两间砖木结构的瓦房。走进去一看，哪里还有啥庙的痕迹，连菩萨的影踪都见不着了。满屋的桌椅板凳蒙满灰尘，乱七八糟堆在一起，全都是缺胳膊断腿的。所谓桌子，就是一般小学校里的课桌，椅子呢，干脆就是两叠砖头上放一块板，垫得不牢实，坐下去还得跌跤。不过这地方确实清静安宁，除了飒飒的风声和点水雀儿的低声啁啾外，忙忙碌碌的农民们是没有闲情逸致上山来的。比起我们知青挤住的茅草屋来说，这儿称得上是个写作的良好环境了。
于是乎，我便带上一块抹布，整理出一套稍微像样点的桌椅，每天一大早，就踏着晨露，穿过山乡清晨的雾霭，挟着稿纸书本步行到庙里去，在砖块石头、破败的四壁陪伴之下，在大自然的风声、鸟声的伴奏之下，潜心地写着我想写的一些东西，几乎从未遇到什么人上来过。那年头是集体出工干活，贵州的偏僻乡间，头一顿饭总要挨到九十点钟吃，吃完了，队长寨前寨后地吆喝。在小小的土地庙前集合起队伍正式出工，总要拖到十一二点了。所以，一上午时间我尽可以放心在庙里写作，反正到了吃饭时候，同我一起插队的妹妹自会到山脚喊我的。
文思不顺，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搁下笔，走到房屋外头，站在高高的山巅之上，迎着阵阵扑面而来的山风，向四处眺望。每当这时，一股说不出的感慨总要涌上我的心头，那便是一面由衷地感叹山乡的壮伟美丽，感叹“大山是主，人是客”，一面却又为偏僻村寨上的贫困感到揪心。
每年的八月和十月里，月洞门外台阶旁的那棵老桂树，总要先后两次开花，八月里头一次的花儿开得繁艳，香味淡雅一些；十月里的那一次，花儿团团簇簇地开，香味儿浓郁扑鼻。秋风送爽的日子，那浓郁的桂花香味，会随风送到十里八里之外，寨上的乡亲，既图秋后刚收粮食，又图桂花盛开的吉利，都爱在这时节娶亲嫁女。那时候满寨的喧哗总要持续两三天，锣鼓鞭炮的声气不时地传到山巅上来。
哦，那段艰难的日子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埋在心底深处。但是，一看到庙宇佛堂，我自然而然还会想起那个幽静的环境来，就在那前后几年时间里，出工劳动之余，我在庙上，约莫练笔几十万字，其间写下的处女作草稿《高高的苗岭》和《绿荫晨曦》等，后来在上海、北京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还较顺利地出版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上头除了院墙和月洞门是原来庙的样儿，四间房屋都是破四旧推倒了古庙后新修的。这古庙里头，原先住的并不是和尚，而是尼姑。解放初期，农民翻身，尼姑下山还俗，嫁人生了娃娃。
唯一值得提一笔的是，1982年深秋中央电视台的同志来黔拍专题，我带他们去过那儿，山巅之上，新崭崭盖了一排教室，娃儿们坐在里面上课，原先的青岗石大院坝拓宽加长，变成了孩子们的操场，像个小学的样子。遗憾的是，院墙推倒了，月洞门拆除了，连那棵百年桂树，也连根刨了。可惜，可惜。
当好“客人”
坐着列车在山乡旅行时，每当晴朗的黄昏，我总爱透过车窗，向着那些夕阳辉耀下的原野眺望。哦，所有的山岭、田坎、河流、树林和间或可见的飞泉，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似乎又是熟悉的。准确地说，应该是眼前的这片景物对我是陌生的，而类似的生活环境对我来说又是熟而又熟的。我熟悉傍晚时分草木那股特有的气息，我熟悉光着脚板在田埂上走路的那种滋味，我熟悉一天的劳动过后双手双脚在清澈的小溪流里冲洗的那个美妙的感觉——一切离得是那么的遥远又是那么的亲近。我眺望着也在回味着，回味的同时还在寻找，在贪婪地不满足地寻找。寻找什么呢？我总希望自己寻找的景物到了八九十年代不复存在了，但遗憾的是，即使是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这样的景象在稍纵即逝的列车车窗外还是能看到。
太阳是落坡了，高坎坎的田埂上，仍然能看到两个农民，勾腰俯身，从低洼处用长长的绳子拴着篾斗，把塘里的水提起来，倾倒在高处的田块里。蓝天绿野是衬景，两个农民俯身勾腰、提水上扬的动作做来是那么自然贴切、那么富有节奏感。远远地看去，当那提上来的水泼向高田的时候，闪闪发亮的银珠光波，真给人以一种充满诗意的感觉。我就不止一次地在同车旅客的感叹声中，听到类似的评价。
很难去责怪没有农村生活的陌生旅客们的无知，尽管这些旅客中不少人还是干部。逢到这种场合，我心头总是想，这大约就是生活和艺术的差别，或者说是生活和艺术之间的距离。把这一幅景象绘制到画面上，人们会感到这是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作。而唯有真正在干活的农民，才知道干这活的滋味。
插队期间，我就常常和一位老农分站在田埂两边，一斗一斗地把洼处的水戽到高处干裂的田块里。这是天旱季节乡间最重的农活之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农活。常常，一天戽到黑，高处的田块才能积起一二寸厚的水来，但是，就这一二寸厚的水，还是不能打田栽秧的，犁一翻过来，水又没了。要戽够足以打田栽下秧子的水，两个劳力起码从早到黑连干3天。
和我一起戽水的老农50开外了，但他身体强壮，一口气可以戽水300多斗。像我这样20来岁的小伙子，咬紧牙关地干，一次最多也只能戽一百五六十斗水。干一回，我们就歇一口气，所谓一口气，一歇就要歇二三十分钟。坐在田埂的荫处，揭下草帽来扇一扇风，两眼仿佛深沉地望着远方，那里有远山近岭，有泉水瀑布，有牛羊和不时甩一下尾巴的马，有偶然可以一闻的山歌，有——山野里真是有数不清的东西。
可我们什么也不望，我们只是在歇气，这时候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这么安安心心地坐着歇一口气了。歇得时间久了，我还忍不住会打瞌睡。老农总是用他那双微微眯缝的眼睛，同情而宽厚地望着我。我瞌睡醒来，朝他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时，他总是理解地说：“没关系，一会儿我们抓紧戽，总要把田淹上啊。”
插队的时间长了，对山寨周围的山山岭岭也看得乏了，歇气时我忍不住跟他说：“你想嘛，这一座座山头，千百年来都没有变化。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你祖父母的祖父母，逢到天旱时，想必也要戽水吧。”
老农肯定地点头，一扬手说：“那当然。你我都是客，他们才是主人嘛！”
“你说什么？”我大为不解，大声问。
“坡是主人——人是客嘛！”老人见我没听清，故意放慢了口气道。
我默然，久久地望着这个不识字的老农。直到此时，我才仿佛真正认识了这个天天在一起干活的老人。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他对我为什么那样宽厚且富有同情心。我觉得他的心胸十分宽大，我觉得他的话里充满了哲理。这哲理比书本曾经教给我的要厚实得多。
诚然，人是万物的精灵，是地球理所当然的主人。然而，人在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都是“客人”么！岂止是山岭田坎，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世界上终日在无休无止地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我们不都是客人么！
我们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当好这个“客人”。
闲话久长
实在这久长是个好地名，让人和人的情谊久久长长，让人与土地的情感久久长长，让人长久长久地记得它。
车来车去，每回过久长，不管车里有多少人，不管别人会不会有意见，我都要请司机把车停下来，让我下车去走一走，看一看，不为别的，就为了却一下自己的心愿。
同车的人不甚熟悉，我也不多言语解释。同车的若多是熟人，我便大言不惭地告诉他们，这儿，久长，是我插队多年的地方，大有革命老前辈返归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那种说话语气，且还有点洋洋自得。直到友人无恶意地对上山下乡那件往事耿耿于怀地说出几句讥讽的话来，我才收敛一些自得的神气。时代使然，那怪不得友人，自然也怪不得我。虽然是因为插队落户，我才来到这块小小的无名的地方，但是每一个人对他生活过多年的地方，都会产生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况且我的青春，我的追求，我同文学的缘分，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不能像一般的路人一样漠视这个地方。我在这里住得太久了，久得甚至对这里秀丽的风景都变得有点麻木了。
现在一旦下了车，我便急急地跑去寻找和辨认。寻找我初到久长那个飘洒雪花的晚上住过的房子，寻找那间陈旧的设备简陋的邮电所，寻找候车时久久与我为伴的那棵电杆，且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辨认一张张路人的脸，极力地想从身边走过的人中间认出一个两个当年的熟人和乡亲，真的喊出一个两个熟人的名字，我便顾不得满车人还在等待，就站在路边和那人聊起来，寨子上如何，乡间怎样，酒疯子还活着、照样酗酒，小虎儿的女儿现在都快出嫁了……唠上几句，我会感到踏实，感到心安一点。若是听到一点好消息，我还会带着满意的表情上车，大声招呼司机：“开车。”俨然不像个搭车的人，倒像个什么首长。
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实在很少。每回下车后，故友重逢般地见过那些过去看麻木了的景致，虽还感到亲切，但是，逛过一圈重新坐回车上，我总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惆怅之情。报纸上时常在报道，山乡里在变，村寨上在变，我的这可以称作“第二故乡”的地方，怎么总是一张老面孔，一点没变呢？于是我便闭了眼，什么话也不说，任凭车子在山乡公路上颠摇着北去或是南归，陷入闷闷的沉思冥想之中。很多住在乡间时的往事，便会那么清晰那么自然地浮现在眼前。
我记得青黄不接的五荒六月，怎样随着老乡们上山去挖蕨苔、掏野菜抵饿充饥；我记得山路上结满桐油凌的寒冽的冬腊月间，怎样和寨邻乡亲们围坐在火塘边摆龙门阵；我记得雨夜抢收白天晒在场坝上的谷子，妹妹怎样因没披雨衣而生了病，我曾经大发脾气；我记得烈日下耕耘薅秧蚂蟥怎样叮在脚上，老农笑眯眯地用烟油把蚂蟥熏落下来；我记得年年九月初霜降的头一天日子空气是怎样的清凉，山野里那一片白花花的景象；我还记得……我真不相信会记得那么多，但我确实仍记得。
今天的景物依旧，今天的山乡也还依旧么。若还同我在的年头那样，那真是件令人遗憾和伤心的事。1982年初冬，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为我拍专题，去过一次寨上，除了上面拨款翻修了我曾教过书的小学校，寨里一切变化不大。唯一变了的，是我们知青当年住的茅屋倒塌了，是我熟悉的那些中年人脸上爬满了皱纹，是那时的年轻乡亲们现在都已拖家带口，而当时那些个老汉，好几位已不在人世……我眺望苍山，想起了一句诗：“坡是主人人是客。”
我真有些伤感了，在扪心自问：这深山里的村寨，这块遥远的土地，什么时候会有点变化呢？
我算得一个有耐心的人了，我到这儿时是十九岁，可我都三十出头了，难道还要我等？
今年初夏，北去遵义，又一次路过久长。我照例地下了车，还挎了只照相机，想把那棵当年的电杆、想把初到山乡住过的那间房子和常常光顾的邮电所、经常开会的院坝照下来，留个纪念。可是，跑来跑去，木电杆变成了水泥杆。住过的房子翻成了生意兴隆的饭店，里头人声鼎沸，那间小小的邮电所原址，修成了三层楼房，原来空落落的开会院坝上，建起了漂亮的办公楼、招待所。在饭店门口遇到一位当时二十来岁的好友，他朗声笑着告诉我，这地方在变啦，出了开磷矿的专业户，还有号称百万富翁的农民，至于惯常说的万元户……他嘿嘿笑着，文拖拖地冒出一句：“鄙人也算一个。”
边说边硬要拖我去家里喝酒叙旧。不是面包车里五六个人等着，我真想跑了去。
是的，我都三十八岁了。这地方再不变也太不像话了。她也该变了，该变得比过去美好一点了。
于是我写下了这篇《闲话久长》。
布依石头寨
我插队落户并生活了二十余年的贵州省安顺地区，素以中外驰名的黄果树瀑布着称于世。省内省外乃至国内外来访的文人雅士，不知为这瀑布写下了多少诗文，放歌黄果树的气势，颂扬大瀑布的壮观，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省以黄果树瀑布为中心，配合新发现的龙宫奇观，开辟了一整片风景区，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来客。特别是从贵阳到安顺修建了宽体高速公路，150公里的路程眨眼工夫就走完，西线风景区逐渐为世人所知。众说纷纭之际，很少有人提到离黄果树不远的布依石头寨。其实那里的风情，对我来说有着与大瀑布同样强烈的吸引力。每次有机会去那里，我总要到石头寨转一转、看一看，如若陪着客人，我也必定热心地给客人介绍一下石头寨古朴典雅的传统建筑，并且尽可能带着客人去那里一游。
石头寨是一个布依族山村。二百多户人家，所有的房屋全用石头建造在一座拔地而起、岩石嶙峋的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鳞次栉比，依山耸立，井然有序。远远望去，在阳光的辉映下，宛如片片白云，散落于青山绿水之间，给大瀑布的风光，增添了别致的美色。
漫步进入石头寨，就会看到每一幢房舍的主体建筑，全由石头构成。其工艺朴实精湛，造型美观稚拙，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在百年老树的绿荫掩映之下，这里有四面石墙封山、屋体两面用石板盖成的长方体建筑。有石墙间隔、石柱支撑、石阶上达的楼台亭榭。有式样新颖、屋面垂直平稳的平顶建筑。有石砌围墙、自成庭院的单家独户。这些石屋建筑，房门的朝向甚至一致，一排排参差林立，一幢幢纵横交错，真可谓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房屋的墙身，有用块石、片石垒砌或浆砌的，有选用大小一致的石块，精凿细錾砌就的。还有用乱石堆砌，再用石灰或水泥在墙面勾缝的“虎皮墙”。砌石斗缝是紧密、缝条层次匀称，堪称巧夺天工。
在石头寨，除了房屋全是石头的之外，很多的生活用具，也都是石质的，诸如石盆、石磨、石碓、石桌、石凳、石椅、石灶、石碾——劳动之余，布依族的乡亲都爱在石凳石椅上小憩闲聊，在一蓬蓬竹林、一棵棵果树的映衬下，呈现出一派南国独特的农舍风光。
石头寨的里里外外，还有石壁、石林、石人、石牛、石马、石柱、石花、石洞、石桥等等。这里的岩石和山峰千形万状，或撑天拨云、或悬崖突兀、或形似鹅卵光滑圆润、或如巨龙大蟒深藏不露，山也异来石便奇，令人看后觉得妙趣横生、余味无尽，所有这些石头，都是当地布依人天然的建房材料。老人们说，这里的石屋建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由于石头房屋冬暖夏凉，造价又低且经久耐用，于是便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当地的布依族老乡中，也就出了一大批建造石屋的能工巧匠。
石头寨依山傍水，靠河临田，村后绿树浓荫，村前阡陌纵横，村边的小河流水清澈见底。布依姑娘们常在河边洗衣裳、漂蜡染。河面的石砌拱桥上，更常常回荡着布依族男女青年声声对唱的悠扬情歌。
回归都市数年，整天置身于高楼林立的马路，置身于汽车的洪流和排放的废气中，置身于大城市的喧嚣与嘈杂的声浪里，头昏脑胀之际，情不自禁就会怀念起石头寨的古朴安宁和山青水秀的风光。只是关山阻隔、路途遥远，石头寨的风情，只能在梦中领略了。
牛年的话题
牛年的话题是说不尽的。
写过贵州乡间的山地牛，写过西南各个少数民族独具风采的牛文化，写过自己插队岁月中放牛的经历，写过中外驰名的关岭牛，写过黔西南农民喂牛的自由方式……似乎还没有把和牛有关的话题说完。
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在以往的年头用散文随笔的形式写下的。去年在编《叶辛文集》最后一卷的时候，翻读旧文，竟也觉得颇有些意味，不忍舍弃，特意选编进了两篇。其实，写牛写得最多的文字，不是在我的散文、随笔中，而是在小说中，长篇小说《蹉跎岁月》里有整整一章的文字，写到主人公柯碧舟思想的陡变，是和他在坡上放牛遭遇雹灾密切相关的。这并不是我的虚构，也不是我的“飞来神笔”，而是我在当知青的日子里的真切体验。
尽管如此，和牛有关的文字其实并没写尽。记得我们当初插队下乡时，青春的体魄急需营养的补充。但是，一日三餐，除了清水煮白菜蘸盐水下饭之外，几乎没有第二道菜。到了休息的赶场天，知青们有的去买鸡蛋，有的去推豆腐，有的割下上海带去的咸肉煮土豆改善伙食，可总仍觉得不解渴、更不解馋。那年头，乡场上看不到肉，就是有鸡出售，要的价也很高。突然，男女知青们中间传开一个喜讯，说乡场的街头上，牛肉只卖一角钱一斤。消息传来，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事实上也没人相信，知青们互相之间在说，这一定是哪个想吃牛肉想疯了的上海人编出来的。而和我们同一知青点的男生，硬是买回了六斤新鲜的牛肉。问他多少钱一斤，他说六斤牛肉花了六角钱，今晚请客，所有的知青都来吃这六斤牛肉。于是我们点火的点火，洗牛肉的洗牛肉，削土豆的削土豆；整个知青点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虽然吃上“土豆烧牛肉”的时候已是晚上近九点了，大家还是赞叹赫鲁晓夫鼓吹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有他的“道理”，因为即使在偏远的山乡，铁锅里煮出的“土豆烧牛肉”，味道还是十分鲜美的。
人是享到了口福，心里的疑惑还是存在。为什么牛肉卖得如此便宜？终于忍不住把这问题去问了老乡，老乡回答得非常干脆：“我们没有吃牛肉的习惯。”想到昨夜的牛肉汤那么鲜美无比，于是更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吃？老乡眼一瞪：“吃不下啊！你想想，牛一辈子辛劳，为我们耕田耙土，劳累不尽，一天到黑就是吃点草，它死了，人还要吃它的肉，讲得过去吗？”
我默然。
我承认吃牛肉的时候从没想过这样深奥的问题。以后我在贵州这块遥远的山地生活了整整21年，果然极少见到农民们吃牛肉。相反，日子长了，我渐渐理解了他们的这份感悟，懂得了牛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懂得了这一朴素的风俗形成的心理原因，懂得了这一传统的俚俗存在并延续的理由。而且，自觉自愿地参加了乡民们为牛举行的祭祀活动。
当健壮的牯牛失脚从悬崖上摔下去死亡的时候，农民们往往还要为这头牛举行隆重的葬礼。可以说，在了解牛的过程中，我更深地理解了天天和牛打交道的农民。
后来我在那块土地上成了作家。80年代当我以作家的身份来到盛产山地牛的黔南乡时，乡里的领导兴致勃勃地领我参观了一种新型的役、奶、食三用的良种牛。站在青草如茵的山坡上，望着成群的从新西兰引进的良种牛，听一位县长介绍说，这种牛农忙时可耕田，平时产奶，产量大时，可以宰来上市场卖，肉质细嫩鲜美，深受广大山区农民们的欢迎！
哦，我心头由衷地思忖着，时代变了，古老的传统风俗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牛的话题真是说不完的。
回眸贵州话魔芋
27年前，从上海跑进贵州的大山里插队落户，除了感觉到大山的奇妙，感觉到山乡里民情俚俗的古朴，感觉到山川河谷的秀美，感觉到农活的繁重和山路的崎岖漫长之外，还有一个强烈的几乎天天涉及天天谈及的感觉，那就是饮食的变异。
头一个不习惯的便是辣椒。我曾经写过一篇《辣椒与我及其他》，详尽充分地讲述了辣椒对我和我一家人的关系，没想这篇谈饮食的短文，还被收进了多本散文随笔集子。还有一样食品也是难忘的，那就是“折耳根”。我曾经把它介绍给说相声的姜昆，他吃了以后大有感触，专门写了一篇短文，我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我任主编的《山花》杂志上。令人向往的食品还有米粉。初初回上海那两年，凡有贵州来上海出差的文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朋友，问我想带些什么东西，我在电话上总是说：如果不嫌麻烦，请带一些干米粉。朋友还是不怕麻烦地带来了，可能米粉是干的，吃起来总觉得不如新鲜米粉有滋有味。于是我写下一篇和米粉有关的短文，这篇短文发表以后，我分别收到杭州、沈阳、哈尔滨的几位个体户饮食店主的盛情邀请，他们在信中都说愿出高价聘我去任米粉师傅，收入决不会比当作家低。
和贵州有关的食物，我还写过蕨苔，写过竹鼬、竹荪、盐酸。如此不厌其烦地描写食物，不是我生性偏爱好食，也不是我嘴馋，而是因我在调离贵州时，亲口对省长王朝文同志说过：离开了贵州，我还是要照样描绘贵州，以文学的形式叙述我对贵州的感觉的。事实上这些年来我是一直在这么做的。
在所写的食品中，我想专门谈一谈魔芋。三年前曾以“魔芋”为名，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上海一张印数几十万的报纸上。目的是想告诉读者，这是有极好疗效及营养的食品原料，在贵州乡间，处处都能见到。插队那几年，花一角钱就能买回一大块魔芋豆腐炒来吃，比豆腐还便宜。日本人及其他外国人又是如何喜欢它。心底深处在指望，哪一位实业家读后有兴趣，也许会去贵州投资开发，使其规模化推出。
一晃几年过去了，在超市上果然见到了开发出的魔芋系列食品，迫不及待地买回家来一一品尝，不禁大失所望。其一，这种包装精美的魔芋系列产品，吃来还不如乡间的魔芋豆腐，可说是一点魔芋味儿也没有。其二更令我失望的，这玩艺儿还是大连产品，是大连人和日本人合资的。大连在东北，那里出海产品不出魔芋，大连人用魔芋和日本人合资，这魔芋可能就是贵州出的。
为什么出魔芋的贵州不能和人家去合资，做出道地的魔芋系列食品？
抑或是我孤陋寡闻，贵州已经有了魔芋食品，那么至少贵州的促销没有做好，反正我这个经常进食品店、进超市对贵州情有独钟的人在上海没见到贵州出的魔芋食品。要晓得一小包魔芋食品就卖好几块，那分量还没我插队时一角钱买的那块魔芋豆腐的三分之一。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人家做得的，盛产魔芋的贵州更该做得。
由魔芋我联想到前面提到的野菜蕨苔，四川人已把它作为绿色大自然食品随着火锅推向全国。食过火锅的人都说蕨苔粉条是火锅中最好吃的东西，贵州人想到把这饿饭时挖来吃的野菜做成粉条卖大钱吗？还有我很关切的茅台酒，现在湖南湘泉酒厂推出一种“酒鬼”酒，出厂价卖到二百七，在北京、上海的高档宾馆卖到六百、八百，大大超过茅台酒的价格，茅台酒有没有感觉到威胁？人们一提茅台酒，总是摇头说假货太多，不敢买。面对这种情况，贵州人做了多少工作？做了多少竞争的准备……回眸贵州，想说的话实在太多，只是约定写一篇短文，故就此打住。
意犹未尽，但文短意长的情绪想是读得出来的。
辣椒与我及其他
本来想的题目是我与食品。斟酌一番，觉得这题目实在太大了些，所以改成现在这样子。细细想来，即使改了题目，这类文章还是不好做。原因是极简单的，因为在此之前，有过很多介绍美味佳肴的文章，有过许多详细介绍烹饪的节目。
电视台开辟的《学烧中国菜》专栏，已深入千家万户，成为家庭主妇们互相传经送宝的热门话题。名目繁多的中国菜肴的雅名，什么“雪映红梅”（银耳菜心）、什么“凤入竹林”（竹笋鸡丝）、什么“玉树金钱”（冬菇菜心）、“花好月圆”（虾仁鸽蛋）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带有异国情调的风味菜肴与点心，也正在逐渐走进中国人的家庭。携三二同学好友，团聚日至爱亲朋兴致所至，会不约而同地步入品味高雅的餐厅宾馆，去一尝带有特色的各式菜肴。闲暇时交谈一番品尝丰盛筵席的体会，再不会让人扣一顶帽子遭来非议了。于是乎众多的杂志上，谈吃谈食品的文章也多了起来。
诸如去什么湖畔食鱼，到某一名胜之地吃到带点稀奇的野味，或是在哪个风景地尝到了一道名点心。至于怎么吃得更有营养，如何吃得更舒服，吃的时候有什么讲究的短文，在报章杂志上也是屡见不鲜。浏览众多与吃与食品有关的文章，真可谓在这一领域，也已发挥得淋漓尽致、面面俱到。
而我既非营养专家，更非令人羡慕的美食家。这辈子中度过的好些日子，时常还在为填饱肚皮、为解决温饱在挣扎。
于是自然而然便想到了辣椒。
记得我初到贵州，欢迎我们去插队落户的乡间农民们，摆出一桌丰盛的菜肴招待我们。我一眼注意到桌子上有只耳朵连在一起的瓷罐，釉光闪烁，造型别致。这是我在上海的餐桌上不曾见过的东西。于是询问，答曰：盐辣罐。亦即一边盛着盐巴，一边放着烤干舂碎的辣椒（当地人称糊辣角）。当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清水煮白菜端上来的时候，农民们便热情地将一些葱花和辣椒、盐巴拌合着菜汤水搅匀，然后客套地让我们挟着清水白菜（当地唤作菧菜）蘸来吃。盛情难却，我们便挟起菜学着尝一点。哪料菜一入口，就辣得我们咳的咳，喊的喊，吐的吐，半天回不过神来，有的上海姑娘连眼泪都给辣出来了，当即逗起农民们一阵畅怀大笑。而看着农民们吃那老菧菜蘸辣椒水，菜皮皮上还沾着一颗颗尖头辣椒的籽儿，我们更是目瞪口呆，不无担忧地暗忖，以后的时日里如何同吃得这么辣的老乡们打交道？谁料想，没过几个月，我们一些知青，已经习惯地在煮菜炒菜时放上一点辣椒了；而两三年后，一些上海知青，吃起豆花蘸油辣椒、泥鳅辣椒（直接将新摘下不去籽的辣椒放微量的盐水煮熟后形如泥鳅）来的水平，比一些当地农民还要高。连我自己，对辣椒很不适应的，竟也能吃一些颇有特色的辣味菜了。甚至在下面条、煮火锅、吃豆花时，不放那么点辣椒，吃来还不过瘾。
这是何原因呢？
简单的答复自然是入乡随俗，口味变了。往深处询问，那么为何在短短几个月甚或两三年的时间里，人的口味就会变得这么快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气候与地域了。
提起贵州，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说起“天无三日晴”的民谣。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贵州山区的多雾多雨，却是实情。绵雨期长，山野河谷里雾岚浓重，空气中的湿度大，自然就潮湿。
农作物受此影响稍不留神便易变质发霉，人体其实也是同一道理，在乡间潮润的空气中呆久了，端起饭碗就想吃点有刺激的食物，到了深秋初冬季节，寒凝降临，不但想多吃点辣椒，甚至想喝几口醇厚绵甜的白酒。故而贵州人的食品中不但少不了辣椒，酒文化也是相当的发达。流经黔北高原的赤水河岸上，星星点点布满了驰名中外的酒厂，以至赤水河被称作一条“淌酒的河”，不是没有缘故的。
我的孩子是在贵州山乡出生并在那里长大的，在他每天的菜肴中绝对不能少了辣椒。童年时代带他回上海探亲，去北京、天津游玩时，也曾带他去品尝过一些名点名肴，本意是想让他开开眼界、尝个鲜、过点瘾，却不料无论是什么好吃的菜肴点心，他都吃来寡然无味，大摇其头说不好吃，并且多次宣称，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辣椒。为此，我们一家人调归上海的时候，特意为他备下了五六斤辣椒，包括前面提到的油辣椒、煳辣角、辣椒酱、酸辣椒多个品种，心头还在担心，这些辣椒一旦吃完，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得到补充。因为上海的各种辣椒、辣火、辣酱实在是不能同山乡的辣椒可比，拿孩子的话来说就是“上海辣椒没香味”。哪晓得，初初回上海吃什么都嫌没味的孩子，在上海住过了几个月，已经不馋辣椒了。最近一次家中包馄饨，照以往惯例给他舀上了一小勺辣椒，他竟“哇啦哇啦”喊起辣，并且申明，吃馄饨不要放辣椒，因吃起来没鲜味还辣得喉咙痛。我们原先的担心因此也就不翼而飞了。看看瓶子里，带回的五六斤辣椒，还没吃去一半呢！
至于我和妻子，在贵州时多少也都每天吃点辣椒的。回到上海之后，竟已毫无吃辣椒的欲望。
贵州人食辣，上海人不吃辣，看来仍同地域气候的差别有关。
另一件事大约也可以说明点问题。1983年我赴京参加六届全国人代会，开饭时代表驻地有零卖酒供堂吃，让有酒瘾的同志自己掏腰包买来喝。那年头的茅台酒在市场上非常少见，来自贵州的几位年龄稍长的工作人员见柜台上有茅台，兴高采烈地争相你二两我三两地买来聚在一张桌上畅饮。当天晚上，这几位同志都流了鼻血，第二天早餐时，他们连连摇头说：“喝不得，喝不得。北京天气干燥，这几天又晴朗，气温高，一喝白酒就糟了。”尽管在贵州时，即便是酷暑时节喝茅台酒都不碍事的。
贵州还有一道土菜叫“折耳根”。其实就是鱼腥草，中药堂里历来是把它当作药的。但在贵州，却是一道名副其实的家常菜。田埂、土坎、沟渠的泥巴里挖来洗净，和葱、姜、蒜、芫荽、白糖、香醋、辣椒拌合，食来辛辣苦涩中透出股惬意的清香，别有一番风味，确是一道独特的土菜，以致自然生长的“折耳根”已供不应求，现在已经人工大量培植供应市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远离家乡后时常怀念这道菜。一些亲戚朋友不远千里百里送到北京、天津、上海，奇怪的是，这些身处异地的贵州人，食了这道菜却又纷纷说味道不如在贵州吃起来香。
我想，其实这也是食品因地域气候条件而异的缘故罢。
各种名目繁多的食品之产生，是同气候地域有着密切关系的；而食品也因地域气候的不同大有差异。
人类的口味也是如此。
把这一点肤浅的体会谈出来，我想大概不会是无益的吧。
遥念山乡
我曾生活了14年之久的那一片乡土，以瑰丽多彩的风光闻名，那是“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修文，古时候叫龙场驿。
多年以前，当我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到她的偏远闭塞，写到她的贫穷落后时，我也如实地写到了她的山水风光，她那古朴醇厚的乡风民俗。
两年之前的今日，我离开了贵州回归故乡上海。两年中在忙忙碌碌、紧紧张张、琐琐碎碎的生活中，时常总会情不自禁地回想和牵挂山乡里的一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地要对乡间的事问个够；得到一张那里的报纸，大大小小的消息也要看个够。不是眼馋那些醉人的湖光山色，不是为如今开发得更为便利、舒适的旅游胜地入迷，不是一欲故地重游、陶醉于美不胜收的风景之中。想得最多的，恰恰就是荒蛮山野里的安宁，偏远寨子上的静谧。还有那里的风，那里的雨，和伴随自然界的风雨栖息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
说来难让人信，真正地开始懂得一点观察，真正地开始悟到一点创作的真谛，恰恰就是在那山也十分遥远、水也十分遥远、弯弯拐拐的山路更是十分遥远的村寨上。曾与几位初学写作的年轻人说，我琢磨出一点小说的道道，是在“看风”、“听雨”的日子里品咂出来的。瞅着年轻小伙和姑娘诧异不解，认定我是在故弄玄虚的眼神，我只得如实道来：那年头清贫的生活逼得你只有以繁重的劳作去打发光阴，穷得一文不名且又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马上改变那种状况，人便变得一无所欲、一无所惑。闲暇下来，生命需要延续，日子需要打发，于是乎一小点动静也会引起我的浓烈兴趣。茅草屋外头的竹林里声音嘈杂得像有野兔乱蹿、竹鸡拍翅，赶紧凑近窗前去看，却是啥也不见，而是豆大的雨点砸下来了。山野里一片细刷刷的声音，细密而又轻柔，别以为是什么轻风拂过麦田，那其实是绵长的雨在下。山乡里称作凌毛毛的霏霏细雨，飘洒起来是一点儿声息也没有的，那雨丝儿细小得你出门时都不想带伞，但只要走上三五里路，那细雨准把你的衣裳沉甸甸的浸透。就是这让人编进歌里唱的毛毛雨，我也是听得出来的。
当然不是听它如何飘洒，而只消听听屋檐下的动静就行了。
细雨飘洒得久，时不时隔开一点时间，屋檐下就会眼泪似的滴下一颗雨珠，清晰地滴落在青岗石阶沿上。翻书翻乏了，山野里又没更多的东西可看，看够了山，看够了雾岚，仰起脸来，看得最多的，竟然是偌大无边的天。天上云跑得快，风必然刮得凶。从峡口那里吹来的风，我往往一眼看得出，瞧啊，坡上的丝茅草全朝着一面倾斜颤动。山巅上的云层在往下压过来，风声里带着雨，那云层下就像拖着扫把；风劲吹时，雨斜斜地落下来；风小了，雨丝儿会像蚊蝇般飞舞；风挟着雷雨时，往往从山峦那边先亮起来，遂而拖带着阴云，自远而近、排山倒海地横扫过来。风轻柔温存时，蝶儿在飞，蜻蜓在翔，花瓣儿也得意，还有阳光……由风雨雾岚而山岭峡谷，由自然界而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男女老少，形形色色。我记不清自己在乡居的插队生涯里潜心入神地写下了多少与气象有关的日记，记不清自己那本像户口册一般给山寨上每户农家编号的本子是怎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的。
怪得很。“听雨”、“看风”使我的山乡生活充满了情趣和色彩，住久了感觉麻木的山寨、田野、树林、河川和蛮蛮苍苍、千姿百态的群山，也变得亲切起来。
逢到赶场天，年轻调皮的小伙长声吆吆地唱：
山路弯弯细又长，七天七天赶一场；不买油盐不买米，赶场只为看姑娘。
哦，这歌声里蕴含着多少乡情，多少诙谐和俏皮，它由远而近地传来，在嘹亮清纯的和声里，伴着山谷的回音，唷哎——唷哎——又由近而远地传入群山，久久不散。仿佛非得让人感觉那回肠荡气的滋味，仿佛非得让人随着这歌声心魂摇荡……回到了上海，这一切的一切自然都已远去。唯正因离得遥远，思念得也就格外真切。不过我毕竟在那块土地上实实在在地生活了21年，在遥念山乡的思绪泛滥得最为猛烈时，我也还是记得，我居住的茅草屋是滴漏的，一大张厚实的塑料布一年四季总是遮在帐子顶上，睡觉时倾听漏雨的小鼓点。
雨季里泥泞的道路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蹄印，非得赤脚走过去，才会觉得合适。雨只要一下得大或久，井水、堰塘水必然是混浊的。那倒不怕，挑回来沉淀半天，总还能吃；怕的是天干的旱年，堰塘里的水发了臭，而深沉的井眼里，一点水也不往上冒，那日子才叫人发慌哩！至于吃，至于其他生活条件，那就更不消言……有人要说了，既如此，那你又何必这么思念？说实在，我自己也在经常地扪心自问，且得不到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
若要勉强回答，那倒也不难。古代文人中就有例子，400多年前的1508年，被贬谪居住在龙场驿的王阳明，心情抑郁时，形容贵州修文的山是：“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而他高兴时就写道：“天下之山，聚于云贵；云贵之秀，萃于斯岩。”
另有一种解释，不知能否说通。
去年有一天，记得是6月4日，前苏联《文学报》的第一副总编来作协访问，他说在他的国家里，有20多位作家享受的是一般人根本得不到的待遇，他们有别墅，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访问……他举例谈到的名字中，第一个就是我们多半都熟悉的艾特玛托夫，还有一位拉斯普京。在他介绍完以后，我的思绪就甩了开去。我注意到他提到的这几位作家，几乎都是描绘俄国乡村的高手，在他们笔下，表现得最生动最感人的，往往是偏僻乡村里的那些故事。他们自己有别墅，住房条件想必比中国作家好一点。那他们又为何要纠缠不休地描写泥泞的道路，以原始方式割草的农民，担水过日子的农妇，眷恋故土对开发建设有抵触情绪的老农，安卡拉河上善良的勤扒苦挣的少妇，森林里几乎未曾接触现代文明的孩子呢？莫非他们的创作思绪中也有着对乡土的眷恋和遥念吗？广而言之，在那些偏远荒蛮的山乡，在保存着无法避免的落后、原始、古老的生活习俗的同时，不也同样保存着朴素、稚拙因而令人感到奇特新鲜的东西嘛。这些东西不容置疑地显示出一种日见消逝的朴野、天真之美，透露着人类某种返朴归真的意向，某种回归自然的美学意趣。
这样地阐述自己似乎自相矛盾的思乡情结，解释自己沉浸于山乡回忆的遥念，不知是否能说得过去？不知是否能获得读者们的理解？便写下这篇短文，求教于高明者。
两种生命环
在贵州生活了21年之后，意外惊喜地回归故乡上海，除了感觉到气候上的差异、口味上的区别以外，另一强烈的感受，便是生活节奏的陡然加快。最初那半年，我甚至有些适应不过来。久违了的喧嚣的都市，嘈杂的声浪，几近咆哮的汽车喇叭，常常把我搞得心烦意乱。公共汽车里的拥挤，上海人挤公共汽车时的机巧灵活和不择手段，困在车厢里而车子又蜗牛似地爬行，几乎常常憋得我无奈地闭上眼睛。一天一天，上海人就这样地生活着，匆匆忙忙地赶路，匆匆忙忙地吃饭，匆匆忙忙地坐车，匆匆忙忙地打瞌睡，连操笔墨生涯的同行们，也是匆匆忙忙地写，匆匆忙忙地发，匆匆忙忙地读。回上海不到两年，出国热、装修住房热方兴未艾，紧接着而来的投资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又掀起来……有人颇为认真地告诉我，这就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高速度，你必须适应。于是乎我也不知不觉地卷入这快节奏的漩涡中，把一天一天地计算时间的方式，改成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时间，让生命的环，旋转得更为迅疾一些。
但是，我毕竟在山乡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了解另一种生命环的转动。闲暇下来，抱一本书，并不想匆匆忙忙地读，于是眺望晴空，情不自禁地忆及乡居岁月里的种种情景。
贵州那大山褶皱里的村寨，即使是在农忙时节，也是安寂而清静的。而一旦进入农闲，你更会真正地感觉到那份安适闲静。
栖息在荒寂乡间的农民们，起得都较晚。鸡鸣过后，往往还会贪睡一阵。若是拂晓时分有雨，雾气笼罩着山头，那晨时的这一觉必然还要睡得长久一些。
一家子中起得最早的，往往是主妇。趁着男人和娃崽还在酣睡，农妇便用豆荚秆或葵花秆引燃灶膛里的火，煨热水盥洗，同时在小灶上的甑子里蒸上一家人一天吃的饭，在大铁锅里用猛火煮猪潲。
饿得不耐烦的肥猪、猪崽把圈槽板拱得咚咚响时，一家子人也随着灶房里飘散出的饭香先后醒来了。于是家家户户都有了一些大同小异的响动，院门打开了，喂养的鸡鸭和完成了一夜值更任务的狗蹿出门，四散跑开去。寨邻乡亲们打了照面，互相懒懒地搭问几句，多半说的也是昨夜的雨水大小，田里是否有了点花花水儿，或是做了个稀罕的梦，梦见了啥。
吃过早饭，时间总是在上午的十点来钟。一家的活动也便正式开始了。农妇们涮洗完碗筷，去园子或自留地里淋粪薅土。一家之主的男人们，则是拿着镰刀、扦担上坡，割草回来垫圈。至于细娃嫩崽们，背上背兜，骑上牛背，尖脆着嗓门呼喊要好的伙伴上坡去放牛。
大约午后的两三点钟，放牧掏猪草的娃儿们把牛马拴在地桩上回家来了。上坡去的男人们挑着满满两大捆草也回来了。娃崽性子急的，催着要吃饭。而男子汉则往往端条板凳，坐在堂屋前咂一杆叶子烟，随着那蓝色的烟雾飘起来，男人眯缝起眼睛，似在眺望着远山近岭沉吟，又仿佛在出神地思忖，其实他啥都没想，只是坐在那里休息，山乡里的话叫“歇气”。
那是他最好的享受之一。
时近黄昏，太阳落坡了。汉子们在寨旁的河沟边洗净手脚，担起水桶去把家里的石缸挑满。水井边是个热闹的地方，挑水的，洗净菜肴的，吃早晚饭的，全聚拢来，说说笑笑，打情骂俏，用以消除一天来的闷愁和疲劳。
晚饭后，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铡马料，一是斩猪草。边干着活，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若是在冬夜，一家子就会聚在火塘边，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讲盘古开天地的事，讲民间的传说，讲城市里人如何了得，又如何不要脸……一家子人中，睡得最早的往往是嬉耍了一天的娃娃，其次便是妇女。到夜深人静时，一大家子人也就全入睡了。有电灯的地方省电，没电灯的地方省油。
于是乎，一整个寨子沉寂下来，笼罩在黑黝黝的山脚下，笼罩在不知不觉从峡谷、山林里弥漫出来的雾气里。时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农舍里会闪出点儿光亮，那必然是勤俭的妇女在赶夜工，可能是在纺线，可能是钟情的姑娘在给意中人绣鞋垫，可能是聚起了一帮汉子在赌博，通宵地耍……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打发过去，不同的只是节令气候，不同的只是农事的更迭重复。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必然和今天一样，只要老天爷帮忙，只要风调雨顺，这一份人世间的日子，就是如此的悠闲逍遥，如此的辛劳不尽，如此的悠长缓慢。
山寨和外界多少是有一点联系的。其一是赶场。城市工厂把卡车开来乡场，把鸡蛋全搜罗了去，于是鸡蛋价格上涨一点儿；街头的百货店运来了花色鲜艳的布料，四乡八寨的姑娘少妇全争着去扯，于是晓得花布的式样又多了一种。其二便是寨子上多少出去几个打工的小伙子，他们出去抬石头、砌包坎、修房子、挖土方，赚回一点劳力钱，同时也带回一点外面世界里的信息。其三是有幸参军或考上大学又回来度假探亲的凤毛麟角般的人物，讲着更远的山外头的新鲜事物，很多与山乡里不同的风习，很多村寨上人闻所未闻的情形，惹得那些闲来无事又好奇的小伙姑娘们一阵阵感慨、羡慕和叹息……但是正如在电影里看到演员们吃宴席而他们吃不到一般，这一些由外界带进来的信息，对山乡人们的冲击波是不大的。听过之后，他们照样回去睡自己的觉，照样按山寨规矩打发自家的日子。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命运使得我在前后两种绝然不同的生活形态里浸染过，我情不自禁地常常要将这两种生活的世态拿来对比，发出一些自觉深沉别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感慨。
——那激荡的波涛何时拍击到我曾生活过的偏远的山乡呢？而那同大自然一样自若坦然、充满绿色浓荫的生活，又在何时回归到城市的喧嚣嘈杂中来呢？他们交汇融合得起来吗？
莫非我们的生命环，必然要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么？
别亦难
说要走、要走、要走，临到真正获知同意我走时，我的心又惆怅地悬浮起来。连续多少个夜晚扪心自问，当真要走了吗？当真要走了吗？
1985年的春天，75岁的老母来信告诉我，她的一只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很希望我回去照顾她。她说我离家已有16年了，很多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都回去了，我也应该可以回家。据此我交了请调报告，当时上上下下是一片挽留之声，领导还派了干部去上海探望我母亲，说服了她。我也便留了下来。一留便是整整4年。1989年3月，母亲双目失明，她已不能执笔给我写信，信是亲戚写的，告诉我老人很烦恼，天天喊着请人写信要我回上海，那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便写信托自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想方设法，送她进一所市级医院动手术。12月，我赴京开会，绕道上海看望母亲。母亲手术后效果不好，眼睛老流泪水，配了深度的眼镜，只能勉强辨识人影在她身前晃来晃去。我回家十天，她天天要我同意设法调归。她说你19岁离家，现在已41岁，当年说把青春献给祖国，你已经献了，为什么那些家庭没困难的都能回来，你就不能回来照顾老人，你还要我盼多久？
我知道母亲的记忆里还残留着她对贵阳的印象。那是抗战初期，日本人打进江南，她携我的大哥逃难路经贵阳，住过一阵。我决定出来插队落户那一晚，她整夜在我床边踱来踱去，翻来覆去讲的只是一句话：贵阳只有一条街。何况你去的是乡村，真是不懂事啊！
这一次，亲戚朋友们更是站在我母亲一边，有劝的有说激愤话的。总而言之是要我回归。
我只能据实说我何曾不想回上海，这是我的故乡我自小生活的地方。但调回上海岂是像买一张戏票那么容易？我去找了上海作协，说了我的困难请求他们帮助。上海作协的领导立即请示研究并以最快的速度正式答复我，同意照顾我调归。
于是我在上海当着母亲和亲属写下请调报告，回黔后和妻儿商量定下来，就把报告交了……我十分感激各级领导和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盛情挽留，我也十分感激他们最终对我家庭遇到的困难表示的理解和同情。当我确知领导上终于同意我调回上海时，整整一个通宵我没睡觉。除了预感到这是我命运中一个巨大的转折之外，更多袭上心头的，是一股依恋的情绪，是由即将到来的离别引出的莫名的惆怅和汹涌的思绪。
是的，到贵州那年我19岁。19岁的小伙子懂什么呢，1969年，又瘦又小的我除了虔诚便是盲目。
是贵州的山水土地哺育了我，是贵州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养育了我，是贵州的各级领导培养了我。使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长成为一个作家。
我忘不了，在偏僻村寨的山野田坝间，跟着世代栖息在这里的农民们学犁田、钻煤洞、敷田埂、采茶叶、熬更守夜看谷场、挖野菜、抗旱、摘红子檬充饥，学做一系列的农活。
记得那是一个飘飞凌毛毛、冰雪封山的日子，我高烧病倒了，孤身一人躺在茅屋里。每天，一个14岁的娃娃，用竹壳热水瓶给我送来满满一瓶豆浆。那四天里，我就全靠着这豆浆维持着病体。后来，还是我的这个学生，冒着寒冽的北风和雪凌满地的泥泞，到另外一个寨上喊来了医生，打了针、退了烧（今年我才从寨上来贵阳的另一个学生嘴里知道，这个孩子在出外打工时，让倒下的砖墙压死了，我非常难过）。记得那年夏天，不知怎么搞的我脖子后面生了一个疮，吃药、打针都医不好，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日夜痛得不得安宁。是山寨上那个平时说话不多、干活路时爱唱几句山歌的老汉，特意为我跑高高的山坡上采来了草药，敷了几天，竟神奇地消炎退肿了。后来人们告诉我，他虽不是医生，但治毒疮的中草药是他家的祖传秘方，不是他看得上眼的人，他还不一定肯呢……记得我在乡间的那些年里，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地不太平，“文化大革命”激发的权欲满世界泛滥。我在山寨上过日子，虽然生活得艰辛而清苦，却享受着一份出奇的清静。
除了累人的劳动之外，倒没几个人来歧视你折磨你，清贫的日子过得还是相对安宁的。正是这样的年月里，我萌生了学习创作的愿望。那年头，就连一同来插队的知青中也有人说我这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是没有接受好“再教育”。但是纯朴的农民并不这么想，他们看我劳动之余还要起早贪黑写作，干脆把我调进耕读小学执教，让我在教学之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写书”……哦，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里，在这些渴求着过吃饱穿暖的生活、然而温饱恰恰又不得很好解决的普通农民中间，我开始认识了祖国农村的广袤大地，开始熟悉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多少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段生活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不论遇到什么风波，遇到什么想不开或是不悦的事，我首先想到的是乡间的农民们，和他们比比，人在物质生活上会感到知足；想想他们，很多想不通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我同样忘不了，当我的第一本书于1977年2月出版，当我的其他作品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一本接一本与读者见面时，贵州人民和各级的党组织，给了我很大的荣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全国自学成材优秀青年；首届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十大优秀青年新闻人物；第七届人国人大代表……当这些荣誉接踵而至的时候，我真有些受宠若惊了。我深知自己其实并没有做过多少值得夸耀的事，我只不过写了几本书而已。
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点也不敢怠慢、松懈。牢牢抓着手中的笔，尽自己的能力创作着。这十几年里我出版了28本书（长篇小说19部，中篇小说与集子9部）。所有这些书全是在贵州的土地上写出来的，评论家们对这些书评头评足，读者们给我写来2000多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我想，一个作家的本分，无非就是写作，勤奋的写作。正如巴尔扎克说的：
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也写作，……天天都在勤奋中度过。记不清是哪一位伟人讲的：“逆境的美德是坚韧，顺境的美德是节制。”在贵州的21年，我想，我基本是这么做的。
要走了，要离开贵州了。从申请调动，到获准并办理一切手续的这段时间里，消息传开后，一些工厂的职工和干部，一些大中学校的师生，曾给予我巨大支持的省青年联合会的朋友们，一些新的老的朋友们，邀我去他们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家里坐一坐，吃一顿饭。形式虽是极为简单的，但却充满人间的温情……别了，贵州的父老乡亲！别了，朋友们！
别亦难啊，别亦难！
今天我要离开贵州
今天我要离开贵州。
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句话。天还没亮，抬腕看表，仅只凌晨4时许。人困，却是怎么也睡不着了。
是的，要离开贵州了。不是像以往那样，是探亲，是出差，是到乡间，是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处开会、改稿。以往走得再远，我终究还是要回来。因为我的家，我的妻儿，我的事业和工作的单位，都在这座小小的称作贵阳的省城里。在这里，我已经当了七年半的居民。
但是今天，1990年9月1日，我将永久地离去，告别贵州。以后即使再来，我也仅只是作为一名故地重游的客人来了。
在木板床上翻身，声音吱嘎作响。妻也醒了，她大睁双眼：“为何醒这么早，今天是没有多少事了。”是啊，去上海的火车要在晚上20点11分才开，还有整整一天呢！和忙忙碌碌奔波不息的前几天相比，今天是没有很多的事了。
该带回上海的几千册书籍，连同一点衣物和家用电器，已在昨天装满了两大集装箱，托运走了。
在贵州21年，无论是在山乡，在省城，在各族各界中都有不少的朋友，无法一一告别，一一去说那些重复的惜别之言，我已写下一篇短文交给了《贵州日报》，嘱他们在我离去之后，随便挑个稿不挤的日子发出来。在那篇短文中，我叙述了调离贵州的缘由和对故乡上海的眷恋之情，但更多地叙述了在贵州21年走过的人生之路，以及别离所带来的悬浮惆怅的心情。取名《别亦难》。
好像也没有其他的话讲了。
好像也没有不甚妥帖的事了。
但我仍然睡不着。于是索性坐起身子，和妻一起聊着当年到贵州来的情形：1969年3月31日，列车在一个寒冽的黄昏将我们送进小而简陋的贵定车站，一人发四只油饼一碗汤，当晚住在贵定中学腾空的教室里，地上铺的是谷草。第二天又由卡车将我们送到修文、息烽、开阳三县交界的山乡里，开始了艰辛、苦涩、累人的插队落户生涯……天渐渐亮了。
窗口爬进了曙色。家具什物搬空了的四室一厅的房子，显得空荡荡的。
8时许，约好的车开来了。去贵阳车站行李托运处想把一件昨天“漏网”、忘了托运的孩子睡的钢丝床托运掉。报出价来是68元8角。比床的身价竟高出一倍之多。于是只得说：我不托运了。
无精打采拖着钢丝床回到家。请司机去忙他的事，我顾不上发一声牢骚，便又马不停蹄地直奔电信局，往上海家里发电报，通知我们的归期车次。顺道又去了银行，办理一点旅行支票。去电信局和银行，自然又免不了无可奈何地排队静候，回到家已近中午11时了。
此次返归上海，除了书，除了家电，婚后我们陆续添置齐的一套土漆家具，以及小铁床、缝纫机等悉数送了人。没想到他们竟像约好了似的，全在中午时分赶来了。
东西未搬完，《山花》编辑部来人请我们，说是离开贵州了，编辑部邀我们夫妇吃一顿便餐。妻不愿去，我说我曾在《山花》当了四年半主编，冲这一点吃顿告别餐，大概误不了什么事的。
餐后小说编辑拿来几本第九期的《山花》，那里面刊登了我写的《小说三题》。几年没给《山花》写稿了，这一组稿，也是写来放在那里，作为告别之作发的。
回到家。家已真正的不成其为家了，所有的东西都已搬空，只剩几个随身携带的包裹和箱子。从此时起直至傍晚，来话别，来相送的朋友们只能站在屋里，幸好昨天在六七只可乐瓶里灌满了开水，还有口水可喝。
车是近7点的时候来的，送别的朋友、同事满满坐了一面包车；到了火车站，软席候车室里也挤满了来相送的人。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我不一一去告别，只是请《贵州日报》发一篇文章，就是不想惊动什么人。但现在他们都来了，而我的车票只能买四张站台票，怎么办呢？幸好软席候车室的两位检票员都是熟人，她们敞开了大门，让所有来送的客都上了站台。
车是准点开的，8点11分。
车开出站，我仍呆痴痴坐着，足有一两个小时，不想说话，不想动弹，似乎也没有思考什么。只是心绪波动。脑子里翻来覆去念叨的，只是一句话：生活了21年的贵州，别了。
最难忘的旅程
说起来是25年前的事了。
那是1969年难忘的夏天，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偏远山乡里的一次旅程。
记得，那回我是进省城贵阳去看牙。连续几个月的农忙劳动，插秧、挑粪、犁田、耙田、铲护田埂、下煤洞挖煤拖煤、上砖窑出砖踩煤巴、开引水沟，所有的活都是重体力劳动，每天收工回到集体户的茅草屋里，吃饭洗脚一类事都不想做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床上睡觉。和我同一知青点的一位男生，几乎天天一收工，就拿一干净毛巾裹在脚上，倒在床上就睡。如此繁重的劳动，对于我这个头一年下乡的上海青年来说，实在有点儿吃不消。但为了接受再教育，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连续几个月的连轴干，又加上吃得比较简单，牙痛病就犯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患过牙痛，头一回尝到这滋味，痛得我连夜连夜地睡不着。晚上睡不好，白天干体力活一点没精神，农民们就会觉得我的劳动态度不好，心里一急，牙痛就更剧烈。在村寨上找了一些偏方来治，毫无效果；去卫生院看医生，卫生院没牙医。拖一段日子，我终于下决心到省城里去看牙。
从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动乱的年头，省里面到处都在打派仗。长途客车开往省城的公路边，每走一程就要遇上卡子，查看随身带的证明。车子开进省城三桥时，驾驶员和售票员突然惊慌地大叫：“趴下，快趴下！”
话音刚落，“砰砰砰”传来了一阵枪声。一车的人吓得都缩到车窗下面不敢抬头。我长到十八九岁还是第一回听到真正交战中的枪声，可能是年少气盛吧，反而踮起脚跟往窗外望。瞅了一阵，才看清楚是盘踞在相对两座高楼上的“文攻武卫”战士们在对打。
当晚，借宿在省城市郊一座工厂的单身宿舍里，我那位同学的哥哥在这座内迁厂里当工人，他怕我这个外来者在混乱中出什么事情，第二天一清早，给我找了一点止痛药，说：
城里都在武斗，商店纷纷闭门谢客，很多单位都不上班了，估计去了医院也看不成牙，还是回到偏僻的乡下安全。他劝我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知道他是一番好意，匆匆吃过早点，顾不上进城去看牙，就往厂区开省城的公共汽车站赶。到了车站，才知道因为武斗，所有的公交车都停了。从厂区到城里有十二里路，步行大约一个小时，在乡间已经走惯了，我提着包往城里走去。一路走一路遇到各种各样盘查的卡子，对每一个行人都要查看证明，稍看不上眼就要拳打脚踢。我干脆把证明拿在手里，省了拿出拿进的麻烦。
这么查查走走，两个多小时才进入省城。一进城我就感到气氛骇人，马路两边所有的铺子都关着门，不高的楼层顶上都搭着临时工事，还有人头和黑洞洞的枪管子对着马路上。
我小心地绕着七弯八拐的小马路走了约摸四十分钟，终于来到了长途客车站，只见站上大门紧闭，所有的售票窗口全关上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连可以问个口讯的人都找不到。我东张西望地走出一截路，好不容易在一个院子里看到一个老人，进去问他。他对我打量半天，大约认定了我不是坏人，才对我说：客车站成了战场，车子全开出去打派仗了，十天半个月都不可能恢复。我怔住了，在省城除了那个同学的哥哥，我什么人都不认识，可以说是举目无亲。我该如何回到自己插队的那个名叫砂锅寨的小村庄去呢？
“砰砰！”远处的高楼上又在响枪。形势和时间都不允许我细加思索。我整了整提包带子，决定尽快离开省城，走回山乡去。
说走就走，我不敢耽搁时间。前头一二十里路，我走得非常轻松自在。除了出城的时候遇到一个卡子，再没其他人来盘问过我。路过一个叫作沙子哨的镇子（在当地称乡场），我还停下来兴味浓郁地赶了一会儿场，买了点东西吃。走出三四十里路，脚下就感到沉重起来。先是觉得太阳晒得头昏眼花，我把这归罪于昨天一整日的奔波和夜里听枪声没睡好觉，太疲倦了。继而迈步就有些费劲了，直想坐下休息。但我又想起惯于走长路的农民说的，在远行中尽可能不要坐下，一坐下再走更支撑不住。无奈，中午时分的太阳大，在认准走出了四十里路之后，我坐到路边的几棵大树底下休息起来。
开头只想休息个十分钟，哪晓得坐下以后就不想动，眼皮也沉重地耷拉下来，干脆躺倒在地上打瞌睡。刚躺下去的五分钟，只觉得浑身舒展，真是一种享受。可合上了眼睛，却又睡不着，想到还有漫长的七十里路在等着我，哪里还能安心睡下去。半个小时之后，我下了最大的决心站起来，继续我的旅程。开头走的那几步绵绵的，有一股头重脚轻之感，坚持走出了几十步，就好受一些了。但我一边走一边怀疑自己，能不能走完余下的七十里路。我开始有些盼望，听到一些声音就环顾张望，巴望着身后会开来一辆汽车，好心的司机会允许我搭车。可我一次一次地失望了。大约因为城里在武斗，没一辆车开出来，我整整走了四五个小时了，身后也没有开来过一辆车子。我已经感觉到自己比上半天明显地放慢了速度，一个小时再不可能走到十里路了。但我仍坚持走着，再不敢坐下休息。这样，拖着两条灌满了铅似的腿，我又走出了三十多里路。这时候已是傍晚的五点来钟，离开我插队的寨子还有四十里左右，要在天黑前赶到公社是不可能的了，但我至少可以赶到扎佐。这地方是黔北的重镇，离开砂锅寨还有三十里。而这三十里路，是我在这几个月里走过几回的，即使走夜路也不可怕。正这么自我安慰时，一场瓢泼大雨哗然而下，逼得我赶紧跑到路边的一幢茅草屋前去躲雨。这户农家和贵州山乡的大多数农户一样，显然很穷，但主人听我说了遭遇，还是沏了苦丁茶要我喝。当地的农谚：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落雨当过冬。虽然是夏天，雨一落下来，我还是觉得冷，坐在农家的板凳上，真不想站起来走了。可时间不等人，雨下小了，乌云笼罩山头，天眼看着就黑了。真走回寨子，恐怕要半夜了！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我看到公路上开过去一辆煤车，哦，这是扎佐煤矿的车，省城里在武斗，可乡间的煤矿仍在生产。我连忙放下杯子，向主人道谢了，直接走到公路上，一边慢慢往前走，一边期待着后面还有车子开来。一辆煤车开过去了，我向着车子招手，司机不理我。第二辆还是如此，以后的每一辆几乎都是如此。是啊，他们怎可能晓得我是一个快要走不动了的路人呢！我失望了，慢吞吞地往前走去，心里说，管他呢，就这样走罢，总能走到的。就在我已彻底失望的时候，我看到前面路边停着一辆煤车，我惊喜地跑过去，司机正在路边的小铺子里吃面条。我向他道出了自己的原委，并且打听明白他去的正是我插队的久长方向。于是我要求搭车，他向着我把手一挥，就同意了！
三十里路，煤车只用了二十分钟。我在久长下车的时候，下着霏霏小雨的天还没全黑呢！我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只硕大的毛主席像章，送给这个好心的司机。他笑了，向我连连点头。在那个年头，这是我能拿出的最好的礼品了。
这就是我的一段旅程，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朋友，你说呢？
我们的“爱之路”
孩子16岁，念初三，个儿长得已和我一般高了。瞅着日渐长成个小伙子模样的孩子，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和妻共同生活已有17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了。
妻嫁给我的时候是个工人，现在还是个工人。她从没要我设法替她调换过工作。我呢，脑子里倒是想过的，确实也不是不可能。但同她一讲，她就说：“算了吧，我的事你还是少费神，多花点精力在写作上吧。”
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我总忍不住久久地凝视着她，想了解她脑子里闪现的哪怕是稍纵即逝的念头。这是不是爱情我讲不清楚，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追溯起来，这习惯还是在我们相识的初期就养成的。
我们相识在插队时。至今我还记得连接我们两个生产队之间的那条小路，那条弯弯曲曲、时而落下谷底、时而爬上坡去的小路。在初认识的几年间，我们在那条小路上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雨声淅沥的夜晚，我们撑着伞，任凭雨点子稀疏地笃笃有声地打在油布伞面上，我们慢慢吞吞地沿着小路，绕过水田，绕过土坡，走进幽静的树林。路窄，我们不能并肩走，只能一先一后。明月在天的夜晚，我们在青桦树林子里徘徊，在地面绵软的针叶松林里默默地相对伫立，话在这时候是多余的，即便有，也都在白天讲完了。但我们仍不想分离，静静地悄悄地倾听着风掠过树梢，掠过山崖，入神地瞅着清幽的月光在树林子里投入浓密的、斑驳的影子，好奇地遥望离得远远的山寨上的朦胧灯光。秋末冬初的农闲时节，我们相约着去路边的林子里捡干枯脆裂的松果；雨后的黄昏，树叶子上还挂着露珠般的雨水，我们戴上斗笠去捡鲜美的香菇；烈日当空的酷暑，我们能坐在树荫底下，足足呆一整天……那时候我19岁，她17岁，我们都还很年轻，我们都把爱情看得十分庄严和神圣，也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朝朝暮暮之中加深了相互的理解。“爱，是理解的别名。”这话是不是泰戈尔的名言？
她是我妹妹的同学，在紧挨着我们寨子的隔邻大队当知青，放假赶场的时候，她常常来找我妹妹玩。我们常留她吃过晚饭再去，她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我妹妹送她呢，一个人走回来也怕。于是乎妹妹常让我送她，起先纯粹是送，后来我盼着她来，希望她晚上走，我好去送她，再后来我们便在这条山乡里的小路上幽会了。山乡里的劳动是繁重的，知识青年的业余生活是枯燥的。我之所以能在插队落户的岁月里坚持埋头写小说，一多半都是因为爱情的力量在鼓舞着我。
已经走过来了的这条生活的路，也像两个山寨之间的小路一样弯弯曲曲，崎岖不平。1972年冬天，她抽调到水电厂当学徒工去了，而我仍然还孤零零地生活在荒寂僻静的寨子里，直到1979年。我们之间仅靠书信相互联系，沟通感情。
我们是在1979年的元月结婚的。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工资，连粮票也没有人付给我。而她已是个带着几名学徒工的老师傅了。婚是在上海结的，借的我妹妹那间小屋，想到还将回到遥远山区，我们几乎没有添置任何东西，仅花一百几十元请了少数亲友。我当时也觉得很寒碜，不过我们更多的是觉得满足，分离了整整六七年之后，我们总算走到一起来了，总算可以一道携手并肩去走今后的生活之路了。……也算写自己
我们插队的村寨上有个铁匠铺子，铁匠铺子里有两个铁匠，年长的那个当下手抡大锤，年纪略轻的那个约莫四十来岁的大汉掌钎。春耕大忙季节铁匠铺子“红火得很”。四乡八寨的农民们都到铁匠铺子来打锄头、打镰刀、打犁铧，铁匠铺子一天到黑都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我插队落户的寨子既遥远又荒寂，大白天群山环抱之中的小村寨上都是静悄悄静悄悄的。平时除了鸡啼、狗吠、马嘶、雀儿鸣，很难听到更多的比流水比风啸更妙的声音。于是，有节奏的打铁声就成了我们这些来自喧嚣嘈杂的上海的男女青年们听到的最好的音乐。特别是清晨，由于农活繁重而酣睡不醒的男女知青们常常被打铁声惊醒，于是我们便相互招呼，懒汉们该起床了。
贫下中农已在那里奋战，我们不能偷懒，这正是锻炼我们意志的最好机会……我插队的知青点集体户是个先进点，那份儿虔诚在当时完全是真诚的。由于这原因，我们对铁匠铺子自然而然地有了感情。遗憾的是没过多久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响了，害得我们一连几个上午出早工都迟到受批评。我们心里纳闷，两个铁匠都搞什么去了？
那一天是赶场，在乡间赶场天是个好日子，所有的男女劳动力都可以休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人们习惯于把男女社员称作男女劳动力，上面下来的干部开口闭口终要问，这个寨子男劳力多少女劳力多少。想想这个词真是名副其实，因为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身体健壮的人都要出工劳动，而且干的全都是体力活，叫作劳力一点不错。
赶场天农民们都往街上跑，拿鸡拿蛋拿些农副产品，换回可怜的一点钱来买盐巴、打酱油、带回一点针头线脑。累得不行了，我就在知青点里休息，睡够了看到天气好，我便去堰塘旁边洗衣裳。这堰塘非常美，塘边栽了五棵粗壮高大的柳树，春夏天柳叶儿长丰满了，柳丝儿摇曳着，远远地站在垭口上望过来，五棵柳树恰像五朵生气勃勃的火焰。我把它写进过小说，这会儿提到它忍不住又要多写几句。
我在柳荫下洗完衣裳站起来，看到寨路上一个人用高挑担着石灰走过来了。走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掌钎的大铁匠。他姓冯，和我们集体户的小冯是同姓，因此照当地规矩认了兄弟。这个冯大哥可比我们的小冯能干，他已经有了从大到小七个娃娃，最大的十七岁，是个胸脯隆起的大姑娘，即将出嫁了。最小的那个还背在冯大嫂肩上吃奶哩。这位冯大嫂恰恰又姓叶，于是她又同我的妹妹认了姐妹。冯铁匠一家不但是贫下中农，不但用好听的打铁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冯铁匠一家子还和我们知识青年沾亲带故。见冯铁匠挑石灰走来，我拿着洗净的衣裳迎上去，打过招呼我便开门见山地问：
“连续好几天你怎么不打铁了？”
冯铁匠把扁担换了个肩转脸望着我，他的脸色如同大病初愈，把我吓一跳。他定睛望着我，那双眼透出的两股青虚虚的光让我一辈子无法忘记。咽了一口唾沫，他用虚弱得低而轻微的嗓音说：
“我打不动铁了。我已经连续吃了十一天洋芋了。”
“那你还挑担？”
“不干咋个办呢？挑石灰比打铁轻松多了。”
晾完衣裳，我把我和妹妹两个人分到的十斤包谷装进簸箕，双手端着送到铁匠家去。走到半路，正看到他双手捧着十几个烤熟的洋芋问一户家境略好的农民要苦丁茶喝。看到我，他不好意思地说，连天吃洋芋实在难下咽，要罐苦丁茶来喝着好吞一些。苦丁茶在我们偏远的乡场上当时只卖一角钱一斤。他见我愕然的脸色又苦涩地一笑说，所有的钱都拿来买粮食吃了。
我把包谷拿到他家，连簸箕一起放下转身就走。铁匠家从大到小七个娃娃挨门板站着，饥饿的眼睛全朝我脸上扫来，我忍受不了这些目光。
那以后连续几天我情绪都忧郁寡欢，像在患病。我只有十几岁，从上海来到乡间还没一年，稚嫩的心灵尚未经过这么沉的重压。
我老在扪心自问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儿？
农村是什么？农村对我来说就是河网密布，就是鸟语花香，就是高压电线杆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地平线那边，就是广袤的土地上一片生机盎然的庄稼；白的是棉桃，沉甸甸的是谷穗。我自小在画报上看到的农村是这样的，我在电影里杂志上看到的农村也是这样的。我真正地相信社会主义祖国的农村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相信“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农村也不例外……可这会儿，我不知所措，我茫然若失，我心情沉重。
过了很久很久，我也曾经历了饥饿，经历了艰辛的岁月，我才明白我是从这件小事开始真正了解农村，了解我的祖国，了解了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那是插队落户的第四年，经过了又一次“大丰收”，我作为农村的一名强劳力分到了九十斤湿谷子和一百四十几斤包谷，几斤油菜籽外加十来斤黄豆。这便是我一年的口粮，要吃三百六十五天。我利用自己的“知识”精确地作了计算，发现这些粮食刚够我吃半年。另外半年吃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也不很担心，因为我是知识青年，我可以到公社去要救济，救济不够我还可以写信去上海让家里让亲戚朋友寄粮票来接济，实在不行我还有两条腿坐上火车可以回上海。但是，我忍不住又要想那么多农民怎么办，他们拖家带口，长年累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没人寄粮票，也无法跑上海，他们唯一的指望便是那年年如期派下来的救济粮、回销粮。
那有吃的半年对我来说过得也很艰难。我必须细心地掌握每天吃去多少粮食，煮饭时用秤称一下。大米当然好吃，但九十斤湿谷子如果天天吃只能连续吃一个半月。我只得吃一天米饭，然后连吃二三天包谷。我不会煮包谷饭，只得把包谷磨成粉，每天调糊糊吃。包谷糊糊吃起来又香又有点微甜，那滋味儿特别好，因为吃它时我都饿得很厉害了。可这玩艺儿毕竟是稀的不像米饭那么顶事，常常饭后两三个小时就饿了。
闲下来我忍不住总要同农民们发几句牢骚，农民说这算啥，饿饭年头你还没遇到。农民们讲习惯了，他们说的饿饭年头就是我们时常提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那个时期饿得才叫“恼火”。“恼火”是一句西南土话，形容事情很厉害。大概是为了安慰我，让我对眼下的日子满足，他们给我讲了很多悲惨的可怕的饿饭年头的事。我只举一个例子，他们说那年头公路两旁所有的树干都是白生生的，树皮被饥火焚烧的人们剥光了。这些树来年都死了倒掉了，它们经过一冬寒风的劲吹劲刮，终于枯萎了，它们完成了历史使命。农民们真会做思想工作，听了他们大量的叙述，我确实感到了庆幸感到了满足。我庆幸三年自然灾害时生活在上海。三年自然灾害留给我的唯一印象便是每到月末的24、25日便有大堆大堆的居民围在粮店周围找营业员吵找经理吵，要求买下个月的定量粮。而营业员和经理常常舌战群儒并陷入重围，因为按规定下一个月的粮食最早只能在月末的26日开始卖。于是乎每月的26日清晨粮店门前必然排着长队，尔后要持续三五天。那时我确实太小，其他什么都记不住了。但我知道排队虽然不舒服，但总比剥树皮充饥强了几万倍。于是乎我的人生哲学便由此产生了，那就是：要知足。因为知足，我在那遥远的村寨上插队落户整整十年又七个月，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因为知足，我在那里写出了好几本书稿。后来一本一本出版了。因为知足，我领上这一辈子头一份工资时欣喜若狂，一家伙便用了个精光，那是二十八元整，我是三十岁那年领的。因为知足，1982年刚刚搬进省城贵阳时，我栖身在一间八九平方米的小屋内照样读书写字。因为知足，后来我总算有了两间半高楼层的房子，但那里时常十天半月的停水，日子还在往下过，我的书也还在出版。因为知足，我逐渐地变得很超脱，自然生活得也很自在。哦，仅仅是知足吗？似乎也不是……离我插队的寨子三里地有个水库，赶场天或是连阴雨天闲得乏味我们会去水库大坝上玩，看看山连水水连天的景致。
农民们给这水库起了个名字叫“烂提篮水库”。有句话叫“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竹篮子烂了那还能蓄什么水？农民们也爱夸张，其实这水库是漏的，但还能蓄上一半的水。我这人爱刨根问底，问：漏了为什么不堵？当年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地址选好？明知喀斯特地形下头复杂，时常有溶洞暗流，为什么不细致勘察？农民们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当年没人问为什么，只晓得上级喊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往深处一问才知道这水库是“大跃进”年头修的，红旗飘扬、口号阵阵、生龙活虎，热火朝天，况且这水库修好了周围的村寨都受益，况且到水库上来干活的农民们可以敞开肚皮吃粮不限量，况且山坳坳里挖个凹塘多少总能蓄一点水。水库修好了才知不能达到设计要求，水蓄到一定的高度就渗进阴河里流走了。尽管如此，农民们仍怀念地说，你当初不在，当年那个干劲是没有话说。我是知道一点农民们的干劲的。我和他们一齐修过两年湘黔铁路：下着瓢泼大雨，青壮年民工们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排着四人一行的队伍，大声吼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集队去土石方工地。雨下一整天干一整天，雨连续下几天干几天。天天集合出发时那“下定决心”的吼声都喧天震响，气势壮观。我虽是其中的一份子，但对这么盲目地修水库还是摇头。
农民们见我摇头自然不高兴，他们说我还是娃娃，什么都不懂。他们说反正我们得干活，今天干明天干后天也干，有饭吃的时候干，饿饭以后活下来的人还得干。我实在听不懂，只好不以为然地苦笑一下。
后来遇到了大旱。在我插队的十年中遇到了两次大旱，其中一次还是六十年不见的大旱。寨子上八十来岁的老汉告诉我，六十年前的那次大旱几乎把周围寨上的人都旱死了。可我和农民们一齐经历的这次几乎没受啥损失，那个“烂提篮水库”下游的四个大队全都没受啥损失，因为这四个大队恰好是那点库容的受益者。
过去了十多年，我来到贵州省最好的农业县份湄潭，这里出世界评酒中得奖的“湄窖”，这里的茶叶、烤烟、油菜在省内都是出了名的。我沿着静静的湄江溯流而上，一直找到它的源头湄江水库。这地方现在不仅蓄水，还有船供人游览，成了一处名胜。我沿着水库大坝慢慢地走，终于在一个已显冷落的角落里找到一块大石碑，这石碑上记载着修建湄江水库的历史过程。这造福于后人的如今驰名世界的“湄窖”酒都取用的湄江水库，同样始建于“大跃进”年头，石碑上详细记载着那几年里为修此水库死去的人。我站在那里，发现前后几年都死人，有的年成死的还不少，但下面决无气馁颓丧的字句，农民们照样修，继续修，终于把这水库建成了。
读着这块石碑，我突然之间懂得了当年村寨上农民们和我争论时所说的话。他们要表示的意思就是石碑上写下的字句。这石碑记下的是历史，但这历史体现着一种精神，农民们要说的，正是体现他们的意思和精神的话，而这意思和精神岂止体现在农民们身上，它恰恰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充满活力和永远昌盛的源泉。
这下子我大概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哲学讲清楚了，那就是：
不时地知足，不断地进取。
知足能使人平心静气，知足能让人豁达超脱，知足又是在精神领域勇于进取的基础。整天怪话连篇、牢骚满腹、浮躁骚动，当然是一种宣泄，但决不是创造，更难激发起进取之心。
因为知足和进取，我从不和任何人计较职位的高低，从不和任何人比较条件的优劣。在乡间泥墙开裂的茅草屋里，我写作；如今在冬日的阳光下有一张写字台，我仍写作。
因为知足和进取，我的家庭总是充满和睦和欢乐，在高楼层没水的日子里我们互谅互助，现在住的房子里有水了，我们更多了一份安定。连我不足十岁的娃娃也生活得豁达而自在，他早懂得了严以律己、与人为善的信条。
自然，生活中不可能永远是温暖和笑声，正如同诗里写到的，什么都会有的啊有泥泞也有风雪……但是有着知足的情绪，有着不懈的进取心，在泥泞和风雪中我们照样可以跋涉过来。
人生是不易的。我即将迈入四十岁门槛的整个经历，都说明了这一点。它不易在为人处世，不易在给这个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创造一些什么，不易在命运有时突然地会把人推上浪尖掀下深谷。正因为不易，我才觉得更需要知足与进取。
人都说写自己是很难的，要么自谦过分以示清高，要么自谥过头感觉良好。如我这样鼓吹知足和进取大约也不会受人欢迎，好在此文约定只是写自己，于是我便可以讲实话。
我自小生活在上海，十九岁之前从未离开过大城市，我和我的很多同时代伙伴一样，总认为生活在上海有种优越感，总认为住在这座大城市里见的世面大、经历得多、读的书也多。到了乡间农村，我才明白我们这种优越感是多么幼稚多么苍白。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考虑问题只会以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为点，以上海的马路为半径去思索，我们只看到窄窄的长长短短的马路上面那片天。后来在山乡里住久了，我才略微知道了一点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农民。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不是马上发脾气火冒三丈，我总是想一想农村里度过的日子，想一想尚在不那么发达不那么富裕的村寨上生活的农民们。这是一剂良方，确实有点儿作用。亲爱的朋友，不信的话，你试一试。
我的稿子是从冯铁匠一家子写起的，在结束这篇稿子时，我还愿意提到他，让人感觉有头有尾，冯铁匠现在老了，他们老两口六十多了，真正的打不动铁了，不过他生的儿子现在接上了班。他一共生下八个娃娃（我插队时又添一口），除了女娃娃出了嫁，两个大一点的儿子都在打铁，一个在寨子上打铁，另一个的铁匠铺子设在公路边。两人的生意兴隆，由于有祖传的手艺，来找他们的农民确实多。我不想夸大其词，到贵阳来找我的农民亲口对我讲，现今他们的日子过得“很红火”。我猜那意思大约是有口饱饭吃了，有零用钱花了。农民说：对，就是这意思！
《悠悠落月坪》题记
我插队落户的地方叫修文久长。它是川黔公路与铁路的制高点。一片屏风般的山峦高耸于连绵的岭巅之上，因而到了冬腊月间就格外地寒冽和凄冷。多少使得它在周围有点名声的，也是因了这一缘故。四百多年前被谪贬的学士王阳明先生就栖居在离此西面不到三十里地的栖霞山阳明洞。至于离久长八九里地的阳朗坝，到我离开的时候（快进入八十年代了）还没有电灯。那里曾关押过杨虎城将军。近年来重被甄别的女烈士张露萍等七人，也牺牲在这里的松林坡上。而北去三十里，便是名声算不得小的息烽集中营。这么一描述，自然可以让人联想它那山势的险峻，泉水的清凉和路途的遥远。荒寂与贫困自不用说。
离开山乡十几年了，数次路过那里时总要下车去走一走、看一看，会会寨邻乡亲。在前些年的几篇随笔散文中，我慨叹过它的偏远闭塞，慨叹它的变化实在慢了一点。总是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夹杂着萧萧飒飒的风声，总是春种秋收，总是暴烈的酷暑和落暮般的冬阴……谁知很突然的，这块土地上冒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百万富翁。拿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冒出了一个卖石头发大财的人物。这以后，关于这个人的传闻就经常传入我的耳朵里了。有人说他到北京去住宾馆受了气，一怒之下把一百六十元一天的高级宾馆包了一个月，却只住了三天就扬长而去；有人说他捐款修了区卫生院，有人讲他买了北京吉普，坐坐又不过瘾换了一辆伏尔加；有人不无妒忌地说他狡兔三窟，非但在久长盖了堂皇的住宅楼，还在黔北重镇扎佐、在风景胜地花溪、在贵阳闹市街头，都买得房子。直到我离开贵阳，还从报上读到，他因捐款多而被选为整个地区几百万人口中唯一去北京观赏亚运会的人士。
至于他的头衔，他的奇闻轶事，到我提笔写这篇小说的创作谈时，还有人传给我听。说他现在成了电视台的特约记者，贵阳周围出了什么事儿，架子不小的电视台记者还没到，他早抢先到了那里，并把那事儿拍成了电视。因而晚间播出的新闻中，便时有电视台特约记者某某报道的新闻播出来。他的名声于是也更响亮起来。
总而言之，在我离开贵阳前两年中，已不止一次听人说，你们久长出人物啊，一个会耍笔杆写小说，一个是肥得猪脚杆上流油的百万富翁。说到最后一句时，语调声气全然不同，顿时提高了八度。可见财富之威力。给我形容百万富翁种种传奇的人，那眉飞色舞的兴奋之态，时常逗得我憋不住想笑。
其实他们谁都不知，我和这位人物不但算得认识并有一些交情。那些越传越重的流言我无从去落实，但是当年在久长火车站当矿石装卸工时，他捡了我们一位知青丢弃的绿叶牌的确良衬衣，被那流里流气的知青硬敲去一元七角钱，才允许他把衬衣交给婆娘洗净补好穿在身上白净了几天，那是确确实实的往事。而且我还知道，他今日之所以能卖石头赚钱，就是因为当年做装卸工时多少懂得了一点矿石的知识。自从在贵阳的一个会议上相遇，他得空就去我的家里坐坐。一旦做成了一笔买卖，生意上又赚了一大笔，他的兴致势必更高，喝一碗甜酒粑，他会兴致勃勃和我摆上半天龙门阵。不是谈他如何摆阔，不是给我吹他的生意如何发达，虽然他究竟有多少钱从来也不瞒我，但他大约也晓得我不喜欢听这些东西，他给我讲的，倒是真正的心里话：他们这些当年穷得叮当响的汉子，在致富以后精神上的苦恼，郁闷，在伦理观念上的变化和困惑，讲着讲着会道出好些故事，举出不少实例，当乡间的汉子们在离开故土以后，几乎人人都遇到了如何对待原先的婆娘娃崽，如何应付城市里各式各样的女人，他们中出了些什么样的笑话和风流韵事，桃色新闻……看我听得入神，他更谈得细致。他虽文化不高，写的字像“蟹爬”，但他确乎懂得我的职业，知道讲得越细对我越有好处。听得多了，我便渐渐地往深里去思去想。特别是贵州省威宁县城东一百六十公里远一个叫“松发”的小山寨里，发生的姑娘邹美湘心甘情愿当偏房，而原配发妻竟然像煞有介事地与丈夫签订合同，更是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那些荒僻偏远的乡村，初得温饱的农民汉子们，挣脱了土地和公社的羁绊，热血沸腾地怀着满腔致富的欲望，开始潮流般地涌向都市，他们步出乡土，他们告别妻儿对象，他们出来闯荡世界，有的地方称他们劳务大军，有的地方叫他们为农工，在贵州那里人们习惯地呼之“川军”，他们充满活力地莽撞地闯了出来，把故乡的一切暂置脑后，把妻儿家小相好对象的缠绵和依恋也搁置一旁，于是乎古朴的、传统的婚恋观念遭受撞击，于是乎便有了我这描绘断线姻缘的《悠悠落月坪》。
……花江坡看山
那一天，车过黄果树，观赏过大瀑布的雄姿，时间还早，同行者中有人提议，去花江街子吃午饭，顺便尝尝名声响遍西南的花江狗肉，管保吃得你放不下筷子。于是，吉普车轰鸣着开始爬坡。用“轰鸣”两字，不是因为车子破旧，而是车轮子一路上都在费劲地缓慢地滚动着往上爬。早有人说，贵州省除了地势险恶的72道拐，就数花江坡难上。今日车到山前，果然尝到了这滋味。只见盘旋而上的山间公路，一面挨着陡峭的山岩，另一面就傍着悬崖绝壁，路侧全用一排排粗实的隔离墩阻挡着，防止车轮子打滑出事故。
上得坡来，足足用了四五十分钟。水箱烫得要换水，我们几位坐车赶路的人，也被废气憋得急切地跳出车子，想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万没料到的是，只见眼前千座山、万座山朝着我们扑面涌来。乳白色的雾岚浪一般波动着，指天戳云、千姿百态的山峰轻盈地在漂浮。那浑圆的山头，那坦荡的大山的胸怀，那雄峙巍然的山体，那奇秀高耸的山峰，那连绵无尽的山峦，那屏风般的山脊……哦，在文章中我引用过“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在作品中我写过“气象万千”这一成语，可我只觉得，在如此壮丽的群山面前，在大自然如此神奇的鬼斧天功面前，一切的形容词和描绘都黯然失色了。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任伙伴们几次催促，也不想上车。我想起了一句话：“文似看山不喜平。”
在不少文章中，这句话常被引用来针对情节的安排。其实，无论是作品的语言、作品的结构、作品中的人物乃至细节……都该是“文似看山不喜平”嘛。
哦，花江坡看山，让我领悟到，伟大的作品就该像眼前如海的苍山般泼洒挥写。
两副目光
19岁那一年，我离开了上海，去到遥远的对我来说仅仅只在地图上读到过的贵州乡间，拿当时的话来说，走的是一条上山下乡的道路。更准确地说，是到偏僻的村寨上去插队落户。
也许因为我在上海居住在繁华的市中心，也许因为我读书时几乎天天要在人流不息的南京路上至少走个两回，我对城市的景观太熟悉了，故而乍然来到群山连绵、层峦叠嶂的高原，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别。
那些年里，我在学做一个农民的同时，情不自禁地睁大了不无忧郁的双眼，好奇地观望着山乡里的一切：幽深的河谷、吼啸的山风、连绵无尽的群山和一座一座大大小小的村寨，还有稀疏的或是密密的树林子。尤其是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少农民们，他们的风情俚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衣着服饰、饮食习惯，都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那时候，我自觉不自觉地用一双城市人的眼睛，观察着山乡里的一切，并且力图去理解那些陌生的有时甚至困惑的人和事。也是在这种观察、理解和思考的基础上，我提起笔来写下最初的一些作品。无论是写到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小说，还是写到农民们的生活形态，甚或是那些描绘少数民族诸如苗族、侗族、布依族生活的小说，我得承认，那全都是我用一双都市人的目光观察山乡生活的结果。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在山乡里浸染得愈来愈久。我会讲一口流利而道地的乡间土话，我的衣着在农民们中间几乎和他们浑然一体，我的脉搏已经随着农民们血液的流淌而勃动，我习惯地用一双乡间农民的目光，留神节令的变化，关心气候对庄稼的影响。春天里为旱象犯愁，夏日里因山洪暴发而怕涝，秋天里担忧西北风刮得太早，冬季里盼一场下得透透的大雪——特别是在区里、县上的干部下来催粮、催款时，我的思想感情，几乎完全是站在农民们一边的。偶有机会外出，坐在火车上，我总是习惯地交叉起双手，用一双局外人的眼睛，观察那些拿工资吃饭的人如何行事。他们的言谈举止，经常还会逗起我内心深处不屑的情绪。跑进了城市，我更是用一双乡下人的眼睛，疑讶而愕然地瞅着省城、瞅着北京、瞅着上海一年和一年不同的新景观，并且把这些新的人和事带给我心灵的震颤用小说的形式写下来，竟然也会给读者们带来欣喜哩。
后来，命运又使我回到了城市，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自小熟悉的但如今又有点陌生的上海。于是我不知不觉就用一双乡下人的眼睛来观察上海这座大都市里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惊喜地看到自己有那么多新的发现。我贪婪地呼吸着城市里的空气，这空气虽然没有山乡里的清新宜人，多少遭了点污染，但我认真地让自己去适应，让自己已显迟钝的脚步适应都市的节奏。在融入这个城市的同时，我又开始用一双都市人的目光，来回顾我在乡间已经历和体验过的一切。稀奇的是我顿时觉察到了很多原先并没意识到的东西。我觉得一些艺术的光点光斑在闪烁，在激励着我拿起笔来——就是这样，我渐渐习惯了用一双当代大都市人的眼睛观察遥远山乡里的现实；用一双偏僻乡间山民的目光看待今天的城市。当这样两双眼睛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心头又有新的写作欲望在萌动。而这种碰撞又是那么多，几乎不用我费劲去寻找。谁都知道上海是我们国家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大城市，谁都知道贵州经济文化发展在我们国家的排列上是居后的，如此鲜明的对比造成的落差使得我经常能观照得和别人不一样。这是命运的恩赐呢还是我的局限，我讲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是摆脱不了这一切的了，就让我生命的环，在都市和乡村的两极之间摆动碰撞罢。
孩子想念贵州
回上海4年了，孩子想念贵州。
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初初回上海时，他对上海的环境、上海的住房和上海的学校，都不怎么满意，情绪忧郁低沉。我写过一篇短文《爱的教育》，详尽地叙述了针对他的思想我所做的一系列耐心的教育工作。报上发表以后，好几份报刊转载了。这以后，我看到孩子随着回上海时日的增长，有了一批新的小伙伴，开始适应了新村里的生活，脸上有了笑容，特别是他写下了一篇短文：《我爱浦东》。我心里便想，孩子终究是孩子，他会对童年生活过的环境渐渐淡忘的。他的童年情结算是解开了。
今年暑假，他要升初二了，他们班主任布置了16篇作文，其中一半是读书笔记，另一半是随意命题。当他如期完成以后，我说你的作文能不能给我看看，爸爸是个作家，在写作上比你的经验多一点。他起先没拿出来。后来他妈妈又耐心说了一阵，他不大情愿地把作文簿拿出来了。我随意地看了一遍，发现了他的这篇作文：《忆黄果树瀑布》。我不觉哑然失笑，他才15岁，竟然写起忆什么什么的作文来。细细读完以后，我觉察到了，孩子仍然想念贵州。
带他去黄果树瀑布，是他还在读小学时的事了。由于工作关系，陪同客人我不知去过多少次黄果树了，久而久之也觉平常了。哪晓得孩子仅仅去过一次，却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可见他还在想念贵州，想念山乡，还有着他的童年情结。
他写下了在公路上看到的大瀑布景观，写下了进入瀑布后水帘洞的感受，可见这两个景点对他的印象之深。可能他现在来回忆游黄果树的往事，毕竟已经15岁了。他忘了自己当时的天真和童趣。如果把这一点表现得更加细致和真切些，这篇作文会更有味一点。黄果树瀑布是个有名的景点，每年不知有多少客人去游览。古往今来，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游过之后要留下一些诗文。仅仅如实地写下一些景观，那是不够的。
还得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中学生来写她，更得写出中学生感觉里的黄果树瀑布来。这一点在孩子的作文里显然体现得不够。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孩子通过这篇作文，还是表达了他的童年情结。他几次对我说过：“贵州那地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火车头，有火车尾。”我总以为他只是在叨念童谣，没料想，他所说的“有山有水”实际上是有具体内容的。这篇作文就可算一个证明。
回上海4年了，孩子仍然想念贵州。给他讲一些道理也不起作用，我真有点吃不准了，长久地保留这种思绪，究竟好不好？读者朋友们，你们说呢？
岁月蹉跎志犹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全社会为之瞩目的事件。我们曾经说它是新生事物，说它是开创了一代新风，必将引来社会变革的新纪元，说它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伟大实践。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知青运动更是风起云涌，掀动了整个社会。在整整一代人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烙印。
当风华正茂的知青们扑向广阔天地的时候，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陌生的环境和不可知的未来。
当饱尝艰辛的知青们重返故土时，曾经熟悉的城市向他们露出了陌生的面孔。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前期，这场运动连头搭尾经历了整整二十七年。二十七年中，伴随着共和国坎坷的步伐，走过了跌宕沉浮的历程。人们说，这一事件牵动了十亿人的心，震撼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这话实在是不为过的，庶民百姓的子女，高层领导的后代，包括小平同志的女儿，全下了乡。
一代人的青春，顶着酷暑的太阳，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雨季的泥泞，用汗水和眼泪，希冀和追求，心血和体验，还有虔诚和狂热，给中国的历史留下了一幅最凄惶也是最为壮丽的人生风景，留下了一段色彩斑斓浓浓淡淡的人生轨迹。
重温那酸甜苦辣的已逝年华，多少人含着泪沉吟着说：
不堪回首，却又情不自禁地要去回首。多少人感慨万千地说：艰难困苦的生活既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幸。从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义上来说，那恰恰又是特殊年代赐予我们的无价财富。
我理解，《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这本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编辑出版的。
今年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念念不忘的三十周年。各式各样的知青书籍相继面世，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激起社会的回响。比如知青老照片，比如记忆往事的回忆录丛书，比如往日的笔记和书信，比如个人难以忘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甚而隐私，还有大事记，还有某一事件始末，还有知青档案和命运列车……我本人甚至收到过一位老知青用素描的艺术手法，画下的当年许多场面的画片。
《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则独辟捷径，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配以照片，用不多的精练的文字，选择一代知青在进入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后，对逝去岁月历历往事进行冷峻的分析，其中不少人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对往昔的所作所为进行客观评价，并用哲理性的语言概括自己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和对沧桑岁月的反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部朴实无华的心灵史。
知道事物的原始风貌，说明我们正在聪明起来，知道事物的本质，说明我们正在变得逐渐有了经验。
知道怎样使事物变得更美好，说明我们正在增长才干。
历历往事堪回首。
岁月蹉跎志犹存。
愿每一位当年的知青朋友和今天的青年朋友，都能喜欢这本浸染了整整一代人心血的书。
是为序。
叶辛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