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发展，就会造成摧残。
进中求稳，稳中求进
李嘉诚说：“我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从我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得到。不过，我注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
李嘉诚一生坚守这样的经营理念——进取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进取。
李嘉诚初入地产业时，香港地产业还不冷不热。当时，卖楼花大行其道。李嘉诚却“逆”此“主流”而动——谨慎入市、稳健发展：不卖楼花、不向银行抵押贷款、物业只租不售。
当挤
兑风潮来临，靠银行输血的地产业一落千丈。地价、房价暴跌，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银行界亦是一片凄风惨雨，多家银行轰然倒闭，就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不得不靠出卖股权给汇丰银行，才侥幸逃过破产厄运。但李嘉诚损失甚微。
李嘉诚实力大增之时，仍未抛弃“稳健发展”：“聪明而谨慎的商人既然知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在经济过热、炒风过劲时，就应该认真研究整个市场趋势，要居安思危，该出货时，要毫不犹豫地出货。”
“要股票，不要钞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香港人的炒股狂热由此可见一斑……新股上市的热浪一阵高过一阵，许多人纷纷卖掉首饰、家产、店铺、土地，甚至有的地产公司将建造楼宇的资金也投入股市。恒生指数也升至1170点的历史新高。被称为“股市浪潮中掌舵的老手”的李嘉诚，在1972年10月趁股市处于高位之机，将长江实业挂牌上市，吸纳资金，并将其投放到大量物业的低价收购上。三年后，李嘉诚再发行新股，募集资金。这两次行动，集得资金1.8亿港币。他并未将这些资金入市投机，而是在香港地产处于低潮的时候……大批购买楼宇和地盘，为长江公司的发展积聚了扩张的实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香港经济在石油危机冲击下走低，股票立现熊市，股市暴跌，市值跌去高峰时七成以上。而此时的李嘉诚却收获颇丰，平稳前行。
“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李嘉诚做事深思熟虑，以诚经商，不好大喜功，也不急功近利，所以他的事业没有大起大落，这与他做事低调的作风有关，也与他深谋远虑、稳中求进的管理理念有关，这是他成功的商道宝典。
人弃我取，知难而上
李嘉诚说：“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五分钟后宣布十号台风警报，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就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李嘉诚的扩张史，无疑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以小搏大，层层控股。到1990年年初，李嘉诚以他私有的98亿余元资金，控制了市值900多亿港元的长实系集团。1972年长实上市时，市值才1.57亿港元，18年后市值增长近180倍。以全系市值计，比1972年膨胀了586倍。
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业一样，“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恒指急攀。李嘉诚借这大好时机，将长实“骑牛”上市。长实股票每股溢价1港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这便是典型的“高出”。
1973年大股灾，恒生指数到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50点的水平。1975年3月，股市跌后初愈，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就在这个时期，在李嘉诚的安排下，长江实业发行2000万新股予李嘉诚，依据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每股作价3.4港元。李嘉诚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既讨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心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赢得的实利远胜于当年牺牲的股息——是为“低进”。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他抓住卖家置地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一天前收盘价低1港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为和黄股东节省了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港元一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套现，净赚2.8亿港元，低进高出，两头赢钱。
巍城公司开发天水围的浩大地皮，由于香港政府的“惩罚性”决议，天水围开发计划濒临流产……众股东纷纷萌发退出之意。人弃我取，知难而上，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推出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是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香港股市一度低迷。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财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大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大股东“中信泰富”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
李嘉诚是股海的弄潮人，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股市的兴旺与衰退，大都与政治经济因素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云“功夫在诗外”，李嘉诚时机掐得准，是他不时关注整个国际间时势的结果。
李嘉诚巧借股市大肆扩张，其风险当然是巨大的，但李嘉诚却能运作自如、绝少失手。究其缘由，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未雨绸缪是李嘉诚在商道中制胜的一个“法宝”。
知止是智，非止成庸
知止是一种境界。《周易》有“艮”卦，即“止”之意。艮为山，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自下生，止于极而不进。意味着行止各有其时，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方顺理合义；万物庶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君子观艮止之象，当思引此为戒，正确估价自己，切合实际，不出其位，思安所止。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常乐，能忍恒安；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做人不知收敛，得寸进尺，一味地争名逐利，凶险和灾祸也会随之降临。做人就应当常修从业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这样才能避免灾祸，平安长久。
汉代贾谊《鹏鸟赋》说：“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顺利时出仁，遇挫时退隐，流行坎止，又何尝不需要智能和勇气。唐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身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身居高位莫贪求，在无尽贪欲中克制自己的行为，知止方能安人，也可自安。
中国古代有“盲人摸象”的寓言：象对于盲人过于庞大，难以全面把握；大千世界对于人们来讲也不可尽知。对待世间的一切都要有一个宽容、知止的心态。
庄子最推崇“知止”的境界，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用有涯的生命，永远不可能穷尽无涯的学海；以有限的人生，也不可能经历所有的荣誉和成功。
“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少思寡欲可得自在自由，“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何尝不是适意的人生。
《大学》中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志有定向，妄念不萌，外念不摇，以泰然的心情，一步一步地去做事，不急于求成，不躁而偾事；在纷杂的外物、妖娆的尘世之中，求一颗安定之心。以“知止”为始，方能以“得”为终。
李嘉诚在与长江商学院EMBA学员对话中，就谈到了“止”的问题。他的观点是——“知止”而后为。他说：“经营企业‘知止’两个字最重要。我从12岁就开始投身于社会，到22岁创业时就已经过了10年非常刻苦的日子，到今天我已工作60多年了。在香港我看过有些人成功得容易，但是掉下去也非常快，是什么原因呢？‘知止’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很多企业之所以失败，最少一半都是因为贪婪。”
隋代大儒文中子有《止学》一书响绝天下，他在书中提出“大智知止”、“以智止智”两个令人深思的观点，说明了成功人生的另一谋道。而有清代“中兴之臣”美誉的曾国藩曾说过：“止学乃人生行为之约束，忽略此学，智者必有一失。”在曾国藩的一生学问中，有四个醒目的大字“克己止学”，令人豁然开朗，问题释然。
曾国藩讲：“人生之善止，可防危境出现，不因功名而贪欲，不因感极而求妄。”所以他常说：“富贵常蹈危机”、“盛时须作衰时想”，是极富有人生大智慧的止学经验，这意味着由富而贫、由盛而衰是人人都要刻在心里的人生大课题。“止”是聪明之举，可克服盲目和冲动，可克制失控和失手，解决你究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成败难题。曾国藩之所以功高名就又不惹人显眼而顺利一生，关键就在于：他时时以一个“止”字为行动之本，从反面考虑问题，绝不“越雷池一步”，表面更无张狂，该收住立即收住，把自己停止在一个安全的区域中，求得最大的人生保险。
当然，世上最成功的人，一定是最善于知己之行、知己之止的智者。曾国藩即为典型之一。君不见，大千世界，浪里淘沙，因行为过度而不能止于适当处，引发人生一连串大小失败者，实在是葬送自己的盲动和愚蠢之举。正鉴于此，知行者并不少见，知止者却少而又少。故在观照曾国藩成功一生时，人们对他再三标举的“知止之学”尤为叹服，可谓先见之明，富有教益！
“知己之止”与“知己之行”同等互妥。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世界上，你的自我努力是成功的一个方面，但是你的自我控制也是成功的一个方面，正如常言所说：“打天下易，守天下难。”遗憾的是大批人一旦登上成功之峰后，就开始身心忽悠，头脑发晕，得意忘形，处处都在“失控”的状态下为所欲为——大把地花钱，过度地享受，癫狂地刺激，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悬崖勒马免身亡”，都是对那些不知行之止者的忠告，虽然通俗，却为民间大智慧。但是对其置若罔闻者，满大街皆是。
人们应力争做到行当行之行，止当止之止；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
长远计划中的战略眼光
李嘉诚投资地产业是在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背景下展开的。当时，为了加快地产业的效率，霍英东售楼花的创举可说是加速了楼宇销售，加快了资金回笼，弥补了地产商的资金不足。因此，急功近利的地产商纷纷效尤，蔚然成风。但李嘉诚面对地产界的主流新风潮，作为一个新进者，他冷静地研究了楼花和按揭。
最后他得出结论，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银行。正所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因此，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为此，根据高利润高风险同在的简单道理，李嘉诚制定了如下方略：
资金再紧，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以加速建房进度；
尽量不在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不牟暴利，物业只租不售；
总的原则是谨慎入市，稳健发展。
1961年6月，香港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证实了李嘉诚稳健策略的正确。
廖创兴银行由潮籍银行家廖宝珊创建。廖宝珊同时是“西环地产之王”。
为了高速发展地产，他几乎将存户存款掏空，投入地产开发，因此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
李嘉诚从自己所尊敬的前辈身上，更加清醒地看到地产与银行的风险。他深刻认识到，投机地产与投机股市一样，“一夜暴富”的背后，往往是“一朝破产”。
作为地产界的新秀，李嘉诚始终坚持稳健的步伐。
除此之外，李嘉诚还在地产业的投资上采取了一种十分灵活的竞争策略。李嘉诚及其长实从此树立起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为取得银行的信任和股市的声誉、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随着与置地公司发生的地皮大战，他又根据这场历史性大战中的成功经验，总结出了如下策略：
沉着冷静，低调处理，以麻痹对手的警觉；
知己知彼，吃透置地公司和地铁公司两方面。然后，投地铁公司之所好，一举中标；
李嘉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牵动全香港地产界甚至全香港市民关注的地王大战，改变形象，树立声威。因此不能太多计较眼前利益，否则以长实实力难以中标。
实际上，李嘉诚在其物业发展上获利甚微，若以低于产业平均利润计，李嘉诚还亏了，但是，李嘉诚从此改变了在地产界的形象，可以说赢得太大太大了。此一役，眼前亏了，但从长远来看是大大地赚了。这就是所谓的战略眼光。
做好企业，心不可满
李嘉诚说：“‘知止’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很多企业之所以失败，最少一半都是因为贪婪。”
香港华润集团副总经理乔世波持有同样的认识。虽然许多商界人士都知道，总资产达一千三百多亿元的华润集团近年来在国内大举并购企业，堪称企业界的航空母舰，但是，华润管理层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乔世波认为，“止”是最重要的问题，可惜许多企业没有这个意识。
他说，宁高宁在华润工作时，一直强调“企业人在上”，因为“企”字的上面是“人”。那么，我们进一步观察，“企”字的下面是个什么字？是“止”，它是企业稳固的基础，与上面的“人”字组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圆满的“企”字。所以，做企业懂得“止”非常重要，尤其是企业做大以后。
“企业‘止’为安。懂得了‘止’，也就懂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之道。”乔世波补充说。
凯马特的失败，就是一个不知“止”的典型案例。
美国大型零售企业凯马特曾经声名显赫，对于零售业而言，它就相当于汽车业的福特公司，堪称业界的“教父”级企业。凯马特被视为“折扣营销模式”的祖师爷，在20世纪70～80年代位居美国零售业榜首，创造了世界最大的连锁超市和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并且是世界上首家使用现代超市收款系统的企业。1981年，凯马特的店铺总数超过了2000家，网点覆盖了美国50个州。
就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凯马特足够大了，水几乎已经满了。但是这时，它的管理层开始失去理智，头脑中完全没有“止”的观念，错误地认为做大就是做强，只有不断地做大才能保持自己独有的强势地位。所以，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再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它的核心竞争力——折扣营销，而是把本应该投资于新技术、新设备以及改善后勤物流体系的资金，全部用来收购书店、体育用品店、家庭用品店及办公用品店，试图通过向8个不同领域的扩展使自己更加强大，成为零售领域的“全能冠军”。1984年，它收购了家装连锁店BuilderSquare。1989年，它收购了PACE会员制仓储超市。1990年，它收购了拥有10家店铺的体育用品连锁超市SportsAuthority和办公文仪零售商OfficeMax。1992年，它又进军欧洲，收购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的13家店铺，以及Borders图书连锁超市企业。1994年，它在墨西哥和新加坡建立合资零售企业。到了1997年，凯马特还倾力推出了所谓“大凯马特”（BigKmart）店模式，比传统的凯马特店更大、商品更多。
但是，折扣商店和其他商店的顾客群体不同，服务方式也不同，凯马特的竞争优势无法延伸到这些领域。结果，这些耗费大量资金和精力辛辛苦苦收购来的企业，最后都亏损，不得不忍痛“割肉”，一一悉数卖掉。并且，“大凯马特”店的模式也令人大失所望，最终于2001年弃之不用。
而在凯马特四处扩张的时候，沃尔玛已经悄悄地后来者居上，并取代凯马特成为美国零售业的霸主。从2001年开始，凯马特试图扳回霸主地位，与沃尔玛大打价格战。但这时，凯马特已经雄风不再，一位零售业咨询师这样说道：“凯马特和沃尔玛打价格战，就相当于卢森堡和美国开战。”结果，凯马特的赢利大受影响，到期的欠款无法支付，最终只能申请破产保护。
所以，大不能代表强，大也不代表安全。相反，心满了，理性丧失了，大就成了趋弱的先兆，成了危险的预警。
华远地产一度是北京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公司。宁高宁曾回忆起他在1994年第一次到华远地产时看到的情景。当时的华远还没有大厦，是在复兴门桥附近的一片平房里办公，是一个很朴素的公司。员工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就在后院的食堂吃饭，一个部门有一间房办公。那个时候，因为公司没有多少钱，所以钱用得也很有效率。后来，香港华润与几家海外股东一起成了华远的大股东，公司想的就大了，要市场份额，要回报率，要增长前景，要少开发土地、多开发房子。不久华远就搬家了，搬进自己的新楼——华远大厦。
宁高宁谈到，几乎与搬进新楼的同时，华远的境外股在香港上市，就是华润北京置地。华远公司开始有钱了，几乎全北京都知道。合资时有了点小钱，后来上市，又发可换股，又发新股，总共集资了四十多亿元，这些钱在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也是大钱。人有了钱会变，公司有了钱也会变。钱的使用效率不高了，回报率一路下滑。当时的美国人董事保罗说，公司有太多的钱是很危险的。不幸被他说中了，公司连续两年经营出现亏损，而且产生了许多有钱公司的老毛病：不良资产和应收款过多。
再后来华远发生了很多事，管理者变了，股东也变了，报纸上炒得很厉害，于是有人想从中推论出一些哲理来。宁高宁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就是要把一家有钱的公司当没有钱的公司来管。
大企业常常被形容为恐龙：凶猛、强悍，让人畏惧。但是，大企业也容易像恐龙一样，对外界反应迟钝，行动笨拙不堪。考古学界对恐龙的灭绝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恐龙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其神经系统相当简陋，大脑发出一个行走的指令，这个指令需要两分半钟才能传达到它的足部，而足部的一个感觉反射到大脑，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对环境反应迟钝，也是被形容为恐龙的大企业常见的病态。因为不只是机构庞大造成信息传递时间长，最主要的是，大企业有太多成功的经验、固有的偏见以及非理性的浮躁，使得心满了，对外界不断变化的新鲜信息接受起来会比较困难。这样，对环境的判断和趋势的把握就会迟钝和不真实。
杰克·韦尔奇曾对“大企业病”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染上“大企业病”的企业，就像一个穿上了很多层毛衣的人，不但体态臃肿，行为愚钝，而且感受不到市场的温度变化。韦尔奇的比喻十分形象生动。可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是：即使这样，许多大企业还是试图套上更多层的毛衣，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大。在局外人看来，这样的行为几乎超出了理性的范围，但似乎已经无法自控。为什么？因为企业的决策者不知道“止”，只知道“进”。他们的心满了。
做大，会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只要是问题，就有解决的可能。可是，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心做大了，做满了，问题的解决就难上加难。所以，比尔·盖茨说，对于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其事业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竞争对手，而是来自于他们自身。
春秋时期，帮助楚庄王建立霸业的楚相孙叔敖的一段经历，对我们很有参照意味。
楚王知道孙叔敖贤德，就任他为相，孙的亲朋好友以及朝廷的大臣都来向他祝贺。随后，来了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老者，头上戴着白帽子，好像是来吊唁孙叔敖。
孙叔敖见了，赶紧整理衣冠，很恭敬地出来见老者，问：“别人都是来向我祝贺的，只有您是来吊唁我的，有什么说法吗？”老者说：“身份已经很高贵并且骄矜傲慢的人，百姓一定离他远去；地位做到很高却乱用权力的人，国君一定厌恶他；俸禄已经很丰厚还不知道满足的人，他就随时处在危险中了。”
孙叔敖再向老者叩拜说：“我一定听从您的教诲，希望您进一步补充。”
老者又说：“地位做得越高，对人的态度越要谦和；官做得越大，待人之心越要恭敬；俸禄已经丰厚，就要把持自己不去获取不义之财。坚守这三点，就可以治理楚国了。”
楚国老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保全的途径：做大做高以后，心要收敛、要谦卑。所以，心不能满。
股市巧断时间差
李嘉诚指出，商战中的“延”，就是利用“时间差”赚钱，其依据是，当某种商品由于外界条件的严重影响跌入低谷时，如果看准了这类商品有市场前景便可买入，当市场出现转机，此类商品利润成倍往上翻的时候，便立即抛出。许多从事股票生意和房地产生意的商人往往是通过“时间差”来赚钱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时间差与股市运用的基本关系，李嘉诚十分欣赏并推荐了“日本股市之神”川银藏纵横股市60余年，而总结出的炒股“乌龟三原则”：
（1）选择未来看好但目前尚未被众人了解的股票，低价买进，长期持有。股市之道即绝不可附和雷同，应彻底地孤独。在万人抢购的时候，要反其道而行之，“千山我独行”。
（2）了解经济与股市行情，在“次最优”时买进卖出，如果将股价波动曲线从“谷地”到“巅峰”划分为10个起点，那么买股票在第二、第三个起点，距离谷地不远处买才合算。当报刊登出牛市的消息时，股价就往往已涨到八九个起点了，即距离峰顶已经不远了。所以，买卖在“次最优”时做，就可以了。
（3）不做过大的投机，以自有资金操作。“不可用借来的钱或融资买进，要用闲钱玩股买进”。这是避免不安情绪，以防追底杀出的办法。“受到不安的侵袭，因忍不住而低价杀出，结果会大赔。”事实上，川银藏本人有过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另外，川银藏还一再警告：“贪多必败”。将股票脱手，非得趁市场活跃、行情上扬，而且大家认为还有得涨的时候不可。如果心里想的只是“还会涨、还会涨”，必将大输无疑。所以，在人气最旺，大家都没有察觉时，暗中脱手，这是出货的秘诀。
当股价涨到你当初设定的目标时，就要满足于所获的利益。川银藏有句名言：“已经，就是还会；还会就是已经。”而李嘉诚的名言则是：“低买高卖。”
稳健与进取中把握平衡
李嘉诚说：“扩张中不忘谨慎，谨慎中不忘扩张。我讲求的是在稳健与进取中取得平衡。船要行得快，但面对风浪一定要捱得住。”
1987年11月27日，香港官地拍卖场，在股灾大熊渐去，地产渐旺之时，多年未露面的李嘉诚格外引人注目，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皆摄入记者的镜头。
政府拍卖的一幅官地位于九龙湾，24.3万平方英尺，底价2亿港元，每口竞价500万港元。
李嘉诚与对手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二亿五百万、二亿一千万。
“二亿一千五百万！”拍卖场的一角响起熟悉的声音，是有“飞仔”之称的合和老板胡应湘。李胡两人有过多次合作，胡应湘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李嘉诚初涉地产，还曾请教过他，两人交谊甚密。李嘉诚回头一笑，胡应湘亦报之以微笑。此时地价已竞抬到二亿六千万。
“三亿！”李嘉诚“擎天一指”举起，连跳8口，一时掀起竞价高潮。“三亿五千五百万！”胡应湘如河东狮吼，一口急跳11档，再掀高潮，四座皆惊。俗话说：商场无父子。那么在商言商的商界朋友，在商业竞争中，自然也会将朋友之谊暂且放到一边。
一时，郑裕彤等地产好友加入竞价。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悄悄坐到胡应湘副手何炳章旁边，与他低声耳语一番。胡应湘不再应价，退出竞投。当叫价飙升到四亿港元时，全场哑然，叫价也高出底价一倍，是拍卖场敏感的临界线。一阵短暂的沉默，竞投各方都在心中打算盘。
“四亿九千五百万！”李嘉诚“擎天一指”再次举起，四座瞩目。无人竞价，一声槌响，尘埃落定，成为此幅官地的成交价。李嘉诚当时宣布：“此地是我与胡应湘先生联合所得，将用以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
一位地产分析家评论道：“依本人估计，李嘉诚把此幅官地的最后投价定为五亿。”这个价，可以说是参与竞价的各方心定的最高价。有人会定在四亿，有人会定在四亿五千万，各家有各家的算盘。李嘉诚是地产金指头，他染指的土地，开发物业所得盈利，往往可高出同业。故他出价四亿九千五百万，仍有厚利可图。
有记者采访李嘉诚，问道：“都说您是拍卖场上‘擎天一指’，志在必得，出师必胜，可您有时还是中途退出？”李嘉诚道：“这已经超过我心定的价。你们没看到我想举右手，就用左手用劲捉住；想举左手，就用右手捉住。”
李嘉诚说：“做生意一定要同打球一样，若第一杆打得不好的话，在打第二杆时，心更要保持镇定及有计划，这并不是表示这个会输。就好比是做生意一样，有高有低，身处逆境时，你先要镇定考虑如何应付。”他还经常强调：“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这些都是李嘉诚总能抓住机会、利用机会，并稳操胜券的决胜法宝。
在商场上，李嘉诚始终坚持自己的底线，宁可做输家也不因意气用事失去理智，逞一时之气而延误大局。经商的目的是为了谋利，而非赌气，没有必要把对手强压下去，某种程度上的退让，也是一种胜出。
见好即收的策略
在投资市场上，有很多人刚开始赚了很多钱，到最后却赔得倾家荡产。这种情况很普遍，这种投资者有很多。为何他们不能够成功，为何他们不能够赚大钱？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见好即收”的道理。见好即收，是李嘉诚在商场经常运用的原则，也是我们应该视之为致富的原则。
有些人在股票市场，买入了一只股票，譬如买价是1美元。之后，这只股票真的上升，投资者当然满心高兴。这股票假设由1美元升至1.3美元。这位投资者赚了30%，算是不错。但很多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之下，都会认为，倒不如让股票继续升，岂不是赚得更多？于是这些投资者通常会继续持有这些股票。假设这只股票真的又再上升，由1.3美元升到2美元。投资者会更加高兴，自己赚的又增加了。投资者总是以价位升得越多越好。于是，这位投资者又不愿意将股票卖出。
假设这个时候股价开始回落，由2美元回落至1.5美元，这一位投资者认为，既然自己在2美元也未有将这只股票沽出，现时是1.5美元，当然不会沽出。况且，这只股票之前曾经升到过2美元，说不定很快又会回升至2美元，甚至3美元、4美元，越升越高呢？抱着这种心态，这位投资者仍然不肯沽出。但股价可能会再回落到只得1美元，投资者等于没有赚过钱，当然更加不愿意沽出了。但股价却可能会继续回落，回落到只得0.8美元、0.3美元，之后0.2美元。这位投资者，在这样的低价下，更加不愿意沽出。本来他是可以赚到一倍利润的，但现时不仅没有赚，反过来蚀了很多。
正如以上举过的例子，李嘉诚曾经经营塑料用品，之后，在这个市场最兴旺之时，就见好即收，转到塑料花。之后，在塑料花市场最兴旺之时，李嘉诚也见好即收，转为香港的房地产业。在香港的房地产业最兴旺之时，虽然李嘉诚仍然继续发展房地产，却将一部分资金转到世界其他各国，发展不同的行业，包括电讯业、零售业等。尤其是在电讯业，1999年，李嘉诚将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手中持有的英国Orange的股份，售予德国一家公司，当时的售价是最高的，之后电讯行业的股价随着科技股热潮爆破而大幅回落。但李嘉诚已经在Orange公司最高价之时，就将其股权沽售。这也是“见好即收”的最典型例子。
见好即收，使李嘉诚获得无数次成功。
“对于一个渔人，恰时收网比撒网更重要。”李嘉诚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