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制胜于无形。
总拣别人走不到的地方去
超前意识可以说是那些商业巨子们共同的特征，要有“超前意识”，快半拍，就应“总拣别人走不到的地方”才去，要是看到别人去哪里你也去哪里，你就永远不会超前于别人。而李嘉诚自己的发迹史就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欧美国家兴起一股“塑胶花势”，借此，李嘉诚一发而不可收，开始大量生产塑胶花，赚下数千万港元，长江塑胶厂一跃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塑胶花生产工厂，李嘉诚赢得“塑胶花大王”的美称。
面对成功，李嘉诚预感到世界市场的变化，独具慧眼，当机立断，放弃当时还盈利颇丰的塑胶花业，重操起玩具旧业，李嘉诚又获成功，在玩具上又赚了上千万港元。而那些步其后尘仍在经营塑胶花的厂家因行情暴跌，纷纷遭殃。
“好花不会常开”。李嘉诚在接连大获成功的基础上依然以独有的“超前意识”，分析了香港人多地少发展快的状况，在1958年香港地价下跌70%、房价下跌30%，处于低谷时，以百万元资本开始了房地产生意，终于又抓住有利机会，成为一代香港地产大王。
在李嘉诚的经营投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无数的竞争对手，而在竞争的最后一刻，李嘉诚总能够用对方达不到的超前意识采取对手难以预料的行动将其彻底击垮，从而稳操胜券。
李嘉诚认为，做生意的过程既是钱与钱的交易过程，也是心理与心理的斗争过程，就像打牌的人，永远要具有超前的眼光预测下一步牌的走势，分析牌面可能出现的状况。做生意的人，同样也需要具备超前的意识，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这种做法不但有利于经商，而且更有利于锻炼商人，使他们懂得经商过程中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因此，李嘉诚总是对于任何投资计划都处之泰然，在拍卖地产的现场，在最后的关头，李嘉诚总是竖起他自己的“擎天一指”，以一个惊人的价格获得投资的决胜权。在进行企业收购的过程中，他也总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将对方企业的决定性股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永远不让对方知道自己底牌这一成功商业奥秘的巨大威力。
未雨绸缪，知己知彼
李嘉诚商业制胜的要诀就在于能够准确地分析自我的优势、敌人的劣势和市场的总体需求，采取未雨绸缪的方式进行经营。例如在李嘉诚所经营的塑胶花行业日渐没落的时候，他从香港人多地少、寸土寸金的趋势出发，判断出香港的地产业将成为商业发展中的重要的热点，因此，果断地将公司转向房地产业投资，从而为自己日后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事业基础。
这种商业眼光，在今天来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例如，昆明一个个体户，听天气预报说近几天要下雪，气温下降。他考虑到昆明是个春城，连年天气温暖，人们的御寒衣较少各大商店也很少进货，就趁机进了大批羽绒衣投向市场，果然天气一冷，人们争相购买。
要做到知己知彼，必须着眼于如下几个方面：
（1）知道何种产品可以上市？何种产品不可上市？如果要上市选择何时作为适当的上市时机？
（2）知道何种产品何时可大量进入市场？何时为该产品的旺季？
（3）知道竞争对手的产品质量及其优势何在，知道如何开发出战胜对手优点的产品。
（4）知道自己商品销售的历史情况、商品库存量和准确的货源量。知道物力、财力、人力和自己所处的环境。
（5）知道同行业的销售库存及经营特点、策略方法。
（6）熟悉商品的性能、质量、规格、价格等情况。知道生产与货源情况。
（7）禁忌看大不看小，小的不愿搞，大的搞不了，到头来大小都搞不好。
（8）禁忌挤“热门”，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9）禁忌不专一，见异思迁，样样想干，但最后半途而废或者经营不深入。
（10）禁忌因循守旧，步人后尘。
精细安排，把握成功
针对企业的商业竞争，李嘉诚曾说：“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使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对此，李嘉诚做了如下解释：“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划船也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确信我的能力不是仅可划到对岸，而是肯定有能力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
为了保证绝对有把握成功，李嘉诚通常会做出十分细致的安排。李嘉诚这样形容自己的管理哲学：“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做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
“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作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几倍于正常比例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当风向不定的时候，随时可以覆舟。”
李嘉诚在回答记者请教其房地产的经营心得时说：“我不会因为今日楼市好景，立刻买下很多地皮，从一购一卖之间牟取利润。我会看全局，例如供楼的情况，市民的收入和支出，以至世界经济前景，因为香港经济会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也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所以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审慎，会跟一切有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就不再变更。”
“我会贯彻一个决定，我在差不多99.9%的工程上做到这一点。譬如以过去数以百计的地盘而论，更改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不会今日想建写字楼，明日想建酒店，后天又想改为住宅发展，因为我在考虑的期间，已经着手仔细研究过，一旦决定了，就按计划发展，除非有很特别的情况发生。我知道香港有的人把几万尺一个地盘可以计划更改几次，十几年后才完成，有些人喜欢这样做，但我负担不起。”
以平和心态顾全大局
把一件事情做成功是不容易的，以平和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成功则更不容易。很多人做生意一旦有了一定的资本，就会自我膨胀，觉得自己了不起，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样往往会吃大亏。李嘉诚向内地投资时，已经是成功人士，但他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一切，自己做的事情都正确，相反，他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凡事应以大局为重，以利国利民为重。而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内地的一次投资活动中。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向外界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各大财团闻风而动，都想分得一杯羹。
众所周知，王府井是首都北京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地位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一般来说，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是难上加难。现在居然有希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众多地产大亨们喜出望外，谁也不想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要知道，如果能拥有王府井的一块土地，就等于拥有了一个聚宝盆。
1992年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在上海闸北联手搞定一块土地后，共同乘机飞往北京，于26日与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意向书。签约的双方分别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和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
郭鹤年身为香港嘉里发展公司主席，在香港的名气虽说不如李嘉诚，却是马来西亚首富。李、郭两人能如此神速搞定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5.11公顷，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
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在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逐渐把李嘉诚看成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临此境，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一时间，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实”手中。
李嘉诚依然信心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使得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但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和去年大不相同，能达成这一协议，已经很不容易。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超过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正好相反。
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本来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难题。李嘉诚将这道难题交给北京市政府去做，即由他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政府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搬迁过程非常顺利，很快就基本完成了。李嘉诚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不可想象。”
但是，搬迁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王府井麦当劳分店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计2.8万平方英尺，设有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万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盈利之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依照其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锏，即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而现在才经营两年多。此时，王府井这块地盘已快夷为平地，只剩下麦当劳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废墟上。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他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麦当劳。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包括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
李嘉诚一出手，立刻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全球性的风波就这样平息，兴建东方广场的障碍终于扫清了。
终于，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开始动工了。按照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就连稍远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对于见惯百米以上摩天大楼的香港人来说，70米的高度实在不算什么；但在首都北京兴建如此高的建筑，非同小可。很多人都担心如此高大的建筑会破坏北京的人文景观。李嘉诚觉得，建筑现代化与保护古都风貌并不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嘉诚显然没有考虑周全。正式方案公布后，北京各界人士一片哗然。
人们的担忧的确是有原因的。根据国家规划委员会规定，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向外望360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渐升高。而国务院批复的1991～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街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
除此之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也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的，而且过大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必然会夺去附近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著名建筑的风头，从而影响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
因此，专家们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做出了要求，即缩小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合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建。
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断，处处以大局为重，知错就改的行事作风。
李嘉诚明白，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做出半点让步的。但又知道，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也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奇怪。3月12日的《联合报》做了如下报道：“有报道指出‘长实’公司因工程延期及面积比率减少而有些损失，李嘉诚对此的回应是：‘鬼才有损失呢！’他说，面积多少完全无关系，内地地价与香港地价是天与地比。香港地价贵，香港最高时地价与起楼价为十比一，内地则全倒过来。”
李嘉诚既然“开心”，“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价并没有多少波动。
东方广场的项目不可能永远停顿下去。其现址已经夷为平地，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不久，双方决定重新合作。新方案这次自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拟订、申报与审批，一切都慎之又慎，以免再出差错。
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经起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人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以自己为中心，不顾整个大局的整体局势和要求，仅从自己出发，最终给自己和整个局面带来不良的影响。要努力做到时时以大局为重，忍一时之所失带给你的将不光是一时的沉浮，而是将引领你走向更大成功的通天大道。
拥有分享的心态
李嘉诚常说：“对人诚恳，做事负责，多结善缘，自然多得人的帮助。淡泊明志，随遇而安，不作非分之想，心境安泰，必少许多失意之苦。”
李嘉诚身为香港首富，却经常出席慈善宴会亲事躬行地搞慈善事业，这也体现了李嘉诚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精神，还有那种分享的心态。
有这样一则故事：从前，有两位很虔诚、很要好的教徒，决定一起到遥远的圣山朝圣。两人背上行囊、风尘仆仆地上路，发誓不达圣山朝拜，绝不返家。
两位教徒走啊走，走了两个多星期之后，遇见一位白发年长的圣者。这位圣者看到这两位如此虔诚的教徒千里迢迢要前往圣山朝圣，就十分感动地告诉他们：“这里距离圣山还有10天的路程，但是很遗憾，我在这十字路口就要和你们分手了。而在分手前，我要送给你们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就是你们当中一个人先许愿，他的愿望一定会马上实现；而第二个人，就可以得到那愿望的两倍！”
此时，其中一个教徒心里一想：“这太棒了，我已经知道我想要许什么愿，但我不要先讲，因为如果我先许愿，我就吃亏了，他就可以有双倍的礼物！不行！”而另外一个教徒也自忖：“我怎么可以先讲，让我的朋友获得加倍的礼物呢？”于是，两位教徒就开始客气起来，“你先讲嘛！”“你比较年长，你先许愿吧！”“不，应该你先许愿！”两位教徒彼此推来推去，“客套地”推辞一番后，两人就开始不耐烦起来，气氛也变了：“你干吗！你先讲啊！”“为什么我先讲？我才不要呢！”
两人推到最后，其中一人生气了，大声说道：“喂，你真是个不识相、不知好歹的人，你再不许愿的话，我就把你的狗腿打断，把你掐死！”
另外一个人一听，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居然变脸，竟然来恐吓自己！于是想，你这么无情无义，我也不必对你太有情有义！我没办法得到的东西，你也休想得到！于是，这个教徒干脆把心一横，狠心地说道：“好，我先许愿！我希望我的一只眼睛瞎掉！”
很快地，这位教徒的一个眼睛瞎掉了，而与他同行的好朋友，两只眼睛都瞎掉了！
原本，这是一件十分美好的礼物，可以使两位好朋友互相共享，但是人的狭隘、贪念与嫉妒，左右了自己心中的情绪，所以使得“祝福”变成“诅咒”，使“好友”变成“仇敌”，更是让原来可以“双赢”的事，变成两人瞎眼的“双输”！
同样，有两个重病人，同住在一家大医院的小病房里。房间很小，只有一扇窗子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其中一个人，在他的治疗中，被允许在下午坐在床上一个小时（有仪器从他的肺中抽取液体）。他的床靠着窗，但另外一个人终日都得平躺在床上。
每当下午睡在窗旁的那个人在那一个小时内坐起的时候，他都会描绘窗外的景致给另一个人听：从窗口可以看到公园里的湖。湖内有鸭子和天鹅，孩子们在那儿撒面包屑，放模型船，年轻的恋人在树下携手散步，在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地方人们玩球嬉戏，后头一排树顶上则是美丽的天空。一个孩子差点跌到湖里，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漂亮的夏装。
另一个人倾听着，享受每一分钟。他朋友的述说几乎使他感觉到自己亲眼目睹了外面发生的一切。
然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后，他心想：为什么睡在窗边的人可以独享看外头的权利呢？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他觉得不是滋味，他越这么想，就越想换位子。他一定得换才行！有天夜里他盯着天花板瞧，另一个人忽然惊醒了，拼命地咳嗽，一直想用手按铃叫护士来。但这个人只是旁观而没有帮忙——尽管他感觉同伴的呼吸已经慢慢停止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到的时候那人已经死了，只能静静地抬走他的尸体。
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人开口问，他是否能换到靠窗户的那张床上。护士帮他换了床位，使他觉得很舒服。护士走了以后，他用手肘撑起自己，吃力地向窗外望去……窗外只有一堵空白的墙。
许多人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和自己狭隘的心态具有很大的关联。狭隘，只会让我们步入生命的低谷，在人性阴暗的“无间道”中经受着炼狱般的痛苦与煎熬，永远得不到阳光与雨露的滋润……
投资股市，斗智斗勇
李嘉诚能有今天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于股市有着深刻的分析，正是靠着这种分析，他才能够斗智斗勇，成为股市投资中的佼佼者。
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股市，李嘉诚有如下看法：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70年代以后……”
“在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其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由于与中国内地的特殊关系，内地政治的任何波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香港前途；第二，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海外市场能为香港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至少，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比香港市场要丰富些；第三，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
当然，李嘉诚的成功是建立在他对行市的独特判断力的基础上的。举个例子来说，他看好九龙仓股票，是因为该集团不善经营造成股价偏低。那时，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过一笔细账：1977年末和1978年初，九龙仓股市价在13～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它的股票总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九龙仓处于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每平方英尺6 000～7 000港元计算，九龙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即使以高于时价的5倍价钱买下九龙仓股也是合算的。
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动声色，买下约2 000万股散户持有的九龙仓股。当时，这个数目，无论对李嘉诚还是对怡和，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界线。
李嘉诚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通过智囊了解到，一贯被称为怡和两翼的九龙仓，与姐妹公司置地在控股结构上并非平等关系。怡和控置地，置地控九龙仓，置地拥有九龙仓不到20%的股权。而现在李嘉诚吸纳的九龙仓股，约占九龙仓总股数的20%。这意味着，九龙仓的最大股东将不是怡和的凯瑟克家族，而是李嘉诚。因而，这为李嘉诚进而购得九龙仓，与怡和在股市公开较量铺平了道路。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由包玉刚收购了九龙仓，但作为包玉刚同盟者的李嘉诚却因为这种判断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