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与古代日耳曼人有着历史渊源。在3000年前，古代日耳曼人就已定居在波罗的海沿岸及一些岛屿上。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南迁，逐渐生活在位于北海、波罗的海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欧洲心脏地区，由各日耳曼部落组成。起初，这些日耳曼部落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日德兰半岛、威悉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北德低地平原。公元3世纪起，日耳曼人中产生了部落联盟。这些联盟不仅摧毁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在莱茵河、美因河和多瑙河以北地区的统治，而且移居到莱茵河左岸以及莱茵河、美因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公元4世纪中叶，匈奴人西迁，引发亚、欧广大地区的民族迁移浪潮。日耳曼人随之涌入西罗马帝国，并在公元476年结束了这一帝国的统治，在其境内建立起许多王国。
在日耳曼人诸王国中，以克洛维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影响最大。而在法兰克王国的列代国王中，又以卡洛林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查理大帝最重要。他经过长期征战，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东到易北河和萨勒河、南起意大利北部、北至北海的大帝国，并且于公元800年在罗马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在查理大帝的继任者统治时期出现了多次分裂。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其中，德意志人路易分得帝国东部地区，建立起东法兰克王国。这一王国包括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士瓦本和图林根等公国，是未来德意志国家的核心地区。
911年，东法兰克王国的最后一位卡洛林王朝君主
路德维希去世后无嗣。东法兰克王国各部落公爵推举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为国王。新的德意志国家的历史由此开始。但是，这一新王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因素。首先，由于国王是由各部落公爵推举产生的，部落首领的权力因此得到提升，并且出现了要求与国王共同统治王国的形势。王权受到包括萨克森公爵、巴伐利亚公爵等在内的地方部落首领的挑战。其次，在康拉德统治时期，德意志王权受到匈牙利人等外来侵略威胁。康拉德的力量相对较弱，结果，到这位国王去世时，他在对外和对内的斗争中几乎都没有取得胜利。在边境地区，匈牙利人的威胁依然存在；在内部，地方部落在抗争中也获得对王权的胜利。康拉德的权力只能行使于自己的法兰克尼亚部落范围内。虽然康拉德国王的统治是失败的，但他在临终之前却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他说服自己的兄弟放弃继承王位，并推举自己的对手中最强大的萨克森公爵亨利为国王，因为只有这位公爵才有能力使德意志国家得到安宁和秩序。
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被推选为德意志国王。亨利一世吸取了前任国王的教训，用实力说话，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其对内加强王权和对外进行扩张的工具。对内，他先后以武力迫使士瓦本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俯首称臣，然后又对各部落采取怀柔笼络政策，通过某些让步换取他们的支持；对外，他通过战争先后占领了西法兰克王国的洛林公国、易北河以东的勃兰登堡等地，并最终击败了强大的匈牙利人，从而巩固了他对整个德意志王国的统治。
936年，亨利次子奥托登基成为新的德意志国王，称奥托一世。奥托一世一方面继承了亨利一世的对外扩张政策，另一方面利用基督教会势力对抗世俗贵族，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他将大片土地以及行政、司法权力等赐予教会，以此获得教会支持他反对世俗封建主的独立企图，同时通过武力和联姻的方式加强了王室与各部落公国的关系。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将扩张重心置于意大利。他不仅占领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等地，击败了匈牙利人的入侵，而且于961年应罗马教皇约翰十二世的请求，出兵镇压了罗马贵族的反抗。962年，奥托一世仿效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成为得到教皇宣誓效忠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首领，其势力可谓如日中天。从此，德意志王国被冠以“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达8个世纪之久。此外，奥托一世还大力向东拓展，结果使帝国的势力扩展到奥德河一线。
“神圣罗马帝国”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帝国”。在神圣罗马帝国初期，统治者采取扶植教会压制世俗封建主的政策，将国家管理大权从一心想扩大世袭领地的世俗领主手中转到没有血统继承关系的教会主教们手中。教会由于大得其利而支持和服从皇帝，世俗大封建主势力则受到抑制。皇权因此较为强大和巩固。
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最初起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第一，由于封建贵族的封地是世袭领地，封建领主们为了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权利，反对强有力的王权。第二，德意志国家形成之初就确立了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王权实际上操纵在各部落公爵手中，国王或皇帝由选举而不是继承决定。结果是，各诸侯为了确保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往往反对皇权过分强大。他们通常选举中等势力的诸侯为皇帝，以便加以操纵。于是，德国的皇帝成了“一个由诸侯们组成的共和国的终身主席”。第三，虽然教会在平衡世俗封建主的势力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加强王权。但是，在皇帝与教皇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拥有双重身份的领地主教（教会诸侯）就必须做出抉择，而一旦他们偏向教皇，危害性比世俗封建主更大，因为他们拥有严密的教会组织的支持。第四，德国的政治发展从一开始就缺乏民族凝聚力，表现出一种非民族的特性。亨利一世开始的对外扩张以及奥托一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向人们表明，德国统治者继承的是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一方面使皇帝经常把注意力放在国外，无暇顾及国内事务，诸侯乘机加强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则使得德国人难以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
到11世纪，上述因素开始起作用。势力日盛的罗马教会力图摆脱世俗王权的控制，首先向德国王权提出了5挑战。教皇格利高里七世和皇帝亨利四世之间展开了争夺教会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皇帝失去了对主教职位的控制权。世俗诸侯则利用皇帝用兵意大利的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在反对皇权的基础上日益接近。德意志皇权因此衰落。1346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继承皇位。他在诸侯们的压力下，于1356年颁布“黄金诏书”，不仅正式确认了诸侯选举皇帝的权利，而且承认诸侯在自己领地内的绝对君主权力。于是，在德国形成了一道很独特的政治景观：原先强大无比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了众多独立邦国的松散结合体。
政治上的分裂
割据不利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1517年，德国出现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旨在建立不受罗马教会控制的德意志民族教会，排除教皇对德国事务的干涉，加强德国的皇权。然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德国分裂成了新基督教和旧天主教两大集团。于是，德国在原先皇权、教会诸侯、世俗诸侯等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又新添了宗教分裂的因素。
1519年，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他自恃力量强大，试图利用路德宗教改革在德国诸侯中造成的分裂局面，以打击新教诸侯为借口，消除诸侯分裂势力，在德国加强中央集权。然而，就在查理五世即将取胜的关键时刻，利益受到威胁的德国新教和天主教诸侯们捐弃宗教前嫌，都起而反对查理五世，他们甚至不惜出卖帝国领土，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查理五世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结果，在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胁迫之下，查理五世最终放弃其中央集权计划，并于1556年无奈退位。
17世纪初，皇帝鲁道夫试图利用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之间的矛盾，通过限制新教来争取天主教诸侯的支持，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在德国境内形成了新教诸侯组成的“新教同盟”和天主教诸侯的“天主教同盟”相对抗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时“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之间的斗争已经超出德国的范围，表现出复杂深远的国际背景。当时，“新教同盟”得到丹麦、瑞典等新教国家以及法国的支持。丹麦、瑞典不愿看到天主教势力深入新教控制的德意志北部，更担心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德国向北欧扩张。法国虽为天主教国家，却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因而也站在“新教同盟”一边反对德国的“天主教皇帝”。“天主教同盟”则得到德国皇帝、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德国两大宗教集团之间的斗争演变为欧洲两大国际集团之间的对抗，并最终导致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
1618年，德皇任命狂热的天主教徒斯提利亚公爵斐迪南为新教波希米亚的国王，遭到波希米亚的反对，并由此引发反对皇帝的起义，三十年战争开始。1619年，斐迪南继位为德意志皇帝。他依靠“天主教同盟”和西班牙的军队（当时统治西班牙的王室与德国皇室同属哈布斯堡家族，二者因此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于1620年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皇权的加强既不符合德国诸侯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法国、荷兰、瑞典等邻国的利益，因而引起外国的干涉。
从1625年起，在法国的怂恿下以及英国、荷兰的财政支持下，丹麦、瑞典等国先后出兵德国，联合新教诸侯，反对德皇，但收效甚微。1635年，法国亲自出马，与瑞典共同反对统治着德国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40年代，法国和瑞典两国开始在战争中占据优势。1642年，瑞典军队在莱比锡大败德皇的军队，1643年，法军在洛克瓦会战中大败西班牙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哈布斯堡家族被迫求和。德皇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再次受挫。
1648年，交战双方签订《威斯特发利亚和约》。其主要内容为：（1）瑞典获得德国北部地区的西波莫瑞，并以帝国封地的形式取得不莱梅大主教区、维尔登主教区和威斯马城，从而控制了德国的奥德河、易北河和威悉河等通往波罗的海和北海的重要河口。（2）法国得到阿尔萨斯大部，并确认其在1552年占领的麦茨、图尔、凡尔登和洛林地区。法国有权参加德国的帝国议会。（3）德国的诸侯完全独立，享有内政、外交上的完全主权。德国皇位不得世袭，帝国的重要事务由诸侯参加的帝国议会决定。（4）荷兰、瑞士正式独立。（5）承认战争期间各诸侯得到的新领土。（6）实行“教随国定”的原则。天主教、路德教和卡尔文教等在帝国境内享有同等权利。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发利亚和约》对德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发利亚和约》确定了德国的长期分裂局面。德皇加强中央集权的企图彻底破灭。300多个德意志邦成了事实上的主权国家。它们通过“帝国议会”保持对皇帝的控制，使德国处于一种无政府的“封建混乱”状态，德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时间也因此推迟了200多年。其次，德国的社会经济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破坏。德国人口在战争中减少了1/3，有些地方甚至减少了1/2以上。战争之后的德国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到处荒芜的土地和成群出没的野狼。有学者推测，德国需要2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的经济水平。最后，三十年战争中，勃兰登堡等新教诸侯获得了大片领土，力量进一步壮大，从而为日后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也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通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和瑞典在打击和肢解德国的基础上，使自己的领土得到显著扩大。法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瑞典则开始雄霸北欧。第二，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发利亚和约》大大改变了德国和欧洲的关系。德国的大片属地被法国、瑞典割占，荷兰、瑞士原先是德意志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其主权国家地位得到国际确认。帝国边界因此大大缩小。更重要的是，由于《威斯特发利亚和约》规定法国和瑞典有权参加德国的帝国议会，它们因此获得了干涉德国内部事务的合法权利。换言之，德国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意味着，日后德国的统一已经不再是德国内部的事务，它已经变成一个欧洲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