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同乡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人际关系态度，那么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就不可忽视它的作用。北洋政府时期前后有7个总统及执政首脑，他们中有6个是行伍出身，唯有徐世昌是无一兵一卒之文人。徐世昌以翰林起家，攀附袁世凯，投其所好，因缘际会，扶摇直上，最终跻身总统宝座。徐世昌，清咸丰五年九月（1856年10月）生于河南开封，城内的双龙巷是他出生地和少年时代活动的地方，算是他的第一个籍贯；据徐氏家谱考证，徐世昌的远祖明朝末年居住在浙江勤县，这是他的第二个籍贯；乾隆年间，徐家又从北京大兴移居天津。徐认为大兴是他的第三个籍贯，天津是他的第四个籍贯。别人也许会觉得有这么多籍贯是个麻烦，而徐世昌却利用这多个籍贯大做文章：他跟袁世凯论河南同乡；跟冯国璋、曹锟论直隶同乡，与钱能训、孙宝琦论浙江同乡。涉足社会，处处得到同乡的帮助。当今社会人口流动性很大，许多人离开家乡，到异地去求职谋生。
身在陌生的环境里，拓展人际关系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不妨从同乡关系入手，打开局面。“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项羽入咸阳后，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然后回他的楚国老窝去，有人劝他在关中称王，他便理由十足地说了上面这句话。富贵了，就是要让乡亲们看一看。这种炫耀乡里的心态，固然显示出的是无大志无见识，但是浅薄之中，还是能显出对乡里的情意的。中国人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同乡人有一种天生的热情，尤其是到外地上学或谋生之时，这种同乡感情就愈发强烈。在大学里经常可以见到有某地学生组织有同乡会性质的“联谊会”，有人觉得这些人落后狭隘，后来发现有些教师也参加其活动，更感到不可思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那“抱成团”的宗旨确实给大多数同乡带去了“实惠”，解决了不少困难。再后来，这种同乡会性质的团体几乎到处都能见到。它的形式虽是松散的，但“亲不亲，故乡人”，这种同乡观念，有一定的凝聚力，它在“对外”上保持一致性，团结一致，抵御困难和外来的威胁；对内互相提携，互相帮助。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当时山西就流传出一句话：“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韩德勤是江苏洋河人，他当江苏省主席时，那里的百姓则说：“会说洋河话，就把洋刀挂。”阎锡山重用五台同乡，山西省政府的重要位置大多被五台人所占据。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人，他做了广东都督后，大用海丰人，省政府内到处都能听到海丰话。孔祥熙是山西人，他在金融系统重用山西人，理由则是“只有山西人会理财”。蒋介石是奉化人，他倒并不在乎别人讥讽他重用奉化人。他的侍卫长多用奉化人，如俞济时、蒋孝先等。而侍卫官则几乎一律是奉化人，因为在他眼中，奉化人是最可靠的。他的秘书中，有9任是奉化人，是不是只有奉化人的文章最好，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但是奉化同乡可信，奉化并不出武夫，也不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区，但国民党军界里，奉化出过55位将军（其中中将以上20人），这种“人杰地灵”，与蒋介石的提拔不无关系。在一个地区中出过一个显赫人物，往往就会带出一大帮。到了近代，这个现象似乎特别明显。大批的同乡做了官，形成一定的势力圈之后，这个地方自然要被说成是“人杰地灵”。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制约着用人制度，影响着用人之风。既然“人治”的痕迹还很深，任用人才还不得不靠少数人举荐的形式，那么出于保证行政效率，保证意见比较集中，一句话，保证权力不被其他势力所威胁，任用同乡就成为非常现实的事。只不过这种做法的最终后果，是给时代打下“乡党政治”的落后的烙印。某人顺便问起一位干部的籍贯，不想问一答百，引出他一番自豪的陈词，他掰着指头数，某书记是我们县的，某副省长是我们县的，某厅厅长、某市市长、某局局长……都是我们县人！一口气数出百十个。我们无意探讨这种“乡党政治”的种种害处，也不想对借乡情观念拉帮结派的行为作深入的批判。引用上面例子只是想提醒大家，既然同乡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人际关系态度，那么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就不可忽视它。最起码可以为你在有求于人时提供一条“跑关系”的线索。对于同乡关系，只要不搞歪门邪道，没有到“结党营私”的程度则完全是可以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