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阎肃林先生，是从读过他的一篇署名“史直生”的文章开始的。那篇文章谈论当时红学界的论争以及红学论争中的种种非学术现象，见解颇有独到之处，且很为切中要害，而那文风之质直、明晰，文笔之犀利、泼辣，敢言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者，这是在当时的红学界所不易见到的。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史直生”何许人？我那时却一无所知，于是就通过朋友打听，终于得知他的真名叫阎肃林，早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后在建材地质系统驻陕西的一个部门工作，遂成西安人，是位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搞“红学”原来是他的业余爱好。
1996年，拙著《曹雪芹祖籍考论》出版，因为报刊上刊登了一些报道和评价文章，阎肃林先生看到后很想购一本而不可得。在我将拙著寄赠给他后，我们的联系就多了起来，从此也有机会读到他更多的文章，对他的红学观点了解得也更多了一些。在他的文章中，常有一些在他人书文中所少见的新奇、独到的见解。然而，这都还停自在书信与文字之交上。直到1998年冬，在北京召开的“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我才得以和他第一次见了面。初次见面，我立刻就想到了“文如其人”这句话，他的质直、热诚、执着是无所掩饰的。从他的脸上，你读不到作为一位六十几岁老年人的“成熟”与“老练”，他的质直表明他从没有做那种“人情练达”的文章；他的热诚显露出他为人处世的真情实感；他的执着显现出他保持着少年的天真。一个人，能够到老葆有一颗童稚之心，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想象不出阎肃林先生在他所经历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是怎样度过来的，但他的确至今仍然葆有一颗童稚之心。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如我辈中那种“成熟”得有些圆滑了的人汗颜。也正因此，在以后我读他的文章的时候，常常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
阎肃林先生的“红学”研究，涉及到的方面很广泛。本来，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之所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红学，就因为与其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相比，它有着其繁难复杂的特殊性。仅就文本方面而言，《红楼梦》的创作、问世过程（包括书名的演变过程），它的原作者，八十回后的续作者，手抄本（脂砚斋评注本）与刊刻本（程甲与程乙）孰前孰后、孰真孰假，有无脂砚斋其人？如有，脂砚斋究竟是谁？是男是女？作品“假语村言”的内容与“真事引出（或隐去）”的真事真人（“本事”）的关系，“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所蕴涵的作者创作意图与作品的意旨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与解析？作品所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价值的特殊性与其历史、社会、文学、美学价值的特殊性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即被称作“红学”中的“内学”问题，多得难以计数，而且大都至今仍然存在争议。还有被称作“非文本”的研究，这主要是指有关作者曹雪芹（以及续作者高鹗）的家世、身世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与相关文献、文物的研究，更有与作者、作品密不可分的“本事”研究，这构成了所谓“考证派”与“索引派”红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被有些人称为“红学”中的“外学”，但从早年“考证派”胡适的“自传说”与“索引派”蔡元培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之本事索引论战开始，直到后来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曹雪芹的生年与卒年，曹雪芹的画像、书箱、佚诗、墓石等问题的争论，以及《废艺斋集稿》的真伪，《春柳堂诗稿》中有关曹雪芹诗作的可靠性，曹雪芹上世祖系、家世、籍贯、旗籍，曹雪芹的身世等问题的论争等等，几乎构成了“红学”研究的主体，而那些关于“文本”或曰“内学”的研究，则相对来说显得有些逊色。究其原因，就在于《红楼梦》的研究不同于一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研究的特殊性所致，也就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红学”之所以形成的特殊性所致。而关于这一种看法，竟也构成了“红学”中的一场论争。一种意见认为，“红学”不同于一般小说学研究，它是包括“文本”研究在内，同时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等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的特殊性学问；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学”应该回归“文本”，即它应该是《红楼梦》的本体研究。当然，红学不能只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等而完全排除《红楼梦》的文本研究，但红学若只局限于文本研究，就等于抹煞了红学的特殊性，实际上也就等于取消了红学，因为红学从它开始形成，就已突破了关于《红楼梦》的文学与美学研究，而涉及到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文物，文献学，宗族、家谱学等等。现代红学奠基人王国维、胡适、蔡元培、俞平伯、周汝昌以及吴恩裕、吴世昌、徐恭时、戴不凡，再至陈毓罴、邓绍基、冯其庸、刘世德等人的红学研究，都不全是，或主要地不是，或完全不是《红楼梦》的文本研究，但他们都对红学作出了或者具有开创性与突破性的，或者具有重大意义的，或者具有一定价值的贡献。相反，仅就红学的文本研究来看，虽然也有不少红学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取得了巨大的或相当可观的成绩（如何其芳、吴组缃、王朝闻、李希凡、张毕来、蒋和森等），但若说关于《红楼梦》的文本研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巨大的超越，或仅此足以建构起红学这一特殊的、独立的学科，这恐怕是不符合红学史的实际情况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应该正视红学形成与发展的特殊性，没有这种特殊性，也就没有红学这一学科的独立存在。其次，红学自然不应排斥文本研究，但更不应将红学限定于文本研究。既然红学有其特殊性，那么，一切相关的研究就应属于红学的范畴。有的红学家指出，红学有内学与外学之分，但内学与外学终归都属于红学，它们之间有其相互关联性，又有其相对独立性。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说某些属于“外学”的红学研究离开文本太远了，对于《红楼梦》本身的意义不大了，或已经没有意义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即如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之争，由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始终未有定论，近年来这一争论更呈激烈之势，已构成红学中人们关注的热点，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学术专题，对它继续进行深入探讨，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由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涉及其他许多学科领域的问题，所以乍看起来，它似乎离开《红楼梦》的文本远了些，但对于学术研究的特点来说，这常常是必需的，也是无可避免的。陈诏先生早在1981年就说过：“有人说，对曹雪芹的研究似有必要，但对曹雪芹的祖先的研究是不是也有必要呢？回答也是肯定的……诚然，对曹雪芹一门的始祖和远祖的研究，与《红楼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从曹学、从族谱学的角度来考虑，却也并不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见《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关于这一问题，邓绍基先生在1996年10月又写道：“《上元县志》记曹玺的上世祖先‘著籍襄平’，意谓原来不是辽阳人。由此就涉及追溯曹雪芹的世系问题。曹雪芹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研究他的世系当然是有一定意义的，而且这也是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常见的研究课题。即以伟大诗人杜甫的世系问题来说，曾经引出了诸多的考订。我曾在《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一文中说：前人作杜甫年谱，大抵要考订杜甫世系，由此引出许多争议……在这过程中，各家免不了相互讥弹、指责，但各家的功劳都不应埋没。”（刘世德著《曹雪芹祖籍辨证》一书“序”）事实上，此种情况，无论是在红学的索引派研究与考证派研究，也无论是关于著作权，本事，曹雪芹生，卒年，画像、墓石等诸多问题的讨论中也都是存在的。为什么红学研究中有“内学”、“外学”或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概念的提出？就是因为在繁难复杂的红学范围中，存在着既有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不同领域的缘故，而解决某一领域中的某种具体问题，采用何种途径与何种方法，不能仅仅视其与文本之间关系的远近、疏密而定是非，要义在于推进此一学术问题研究的前进与解决。我曾借助于陆放翁“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两句诗，提出过“汝果欲研红，功夫在红外”的看法，即是意在说明，任何遇到较大疑难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人们把眼光放得宽广一点、深远一点，若过于粘皮着骨，则必“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了，这样的研究，也就难于深入。
红学研究的领域本来很宽泛，阎肃林先生写过不少属于文本范畴的文章，但是他也和我一样，并不认为只有回归文本的研究才是红学。他既关注“内学”，但他所思考的问题，也有很多属于“外学”。他反对把《红楼梦》仅仅看作一部小说来进行研究，他认为索引派、考证派、评论派在红学研究中都有他们的价值，不仅不能在这些宏观方面搞任何一个方面的“惟我独尊”，即在这任何一个方面中也应该允许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存在，而不能搞“罢黜百家”，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红学界有人把自家还存在很多疑问的观点说成是“百世不移”乃至“万世不移”的“定论”，而对不同观点进行攻讦、打压、谩骂、中伤，并通过召开会议与控制刊物对对方搞“缺席审判”，竟至通过“会议纪要”的形式把自家的观点制作成“定论”来向社会强行兜售，这不仅是对学术真理、对“百家争鸣”方针的亵渎，其实也是对自家并无信心的“定论”的讥讽。以此种思想、方法来指导红学研究，怎么能指望学风端正？怎么能使红学研究有所前进、有所突破？好在红学界的大多数人并不盲目跟从此种有悖于学术研究原则的做法，也但愿此种现象成为红学研究中非学术的、不良学风的一个范例而成为历史，不再重演。
阎肃林先生写了不少论辩性的文章，他在论辩中心中只有学术是非，从不畏惧权威，也不顾忌什么人际关系，所以他在许多问题上敢于仗义执言，无所讳忌。由于他的文风的敏锐与大胆，也由于他的近乎天真的执着，因此有些激烈、尖锐的话，读来不禁令人为之捏一把汗。至于他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作为一家之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赞同或不赞同的权利，但他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正直、坦荡、疾恶如仇而又心存仁厚的人格精神，是能够使读者直接感受到的。这与某种人的世故、圆滑乃至迎合、谄媚的品格与文风，是一种鲜明的对比。
阎肃林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将研探与思考的成果近50万字结集成书，今日即将出版，实在可喜可贺。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一种独特的论述方式中，得到不少启发与教益，并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到红学发展中的一个掠影，它的价值，相信历史自有公论。至于可能引起争议甚至“批判”，那或者在所难免。既然学术倡导“百家争鸣”，引发争议与辩论绝不是坏事，而对于某种非学术的攻讦与中伤，相信红学界中正直的学人与广大读者一定会予以唾弃的。
王畅
2001年元月5日于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