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逻辑结构
本书以“权力视角下的公企业与国有经济治理工具”为中心，确立了以公企业制度变迁为主线，从权力结构角度建立公企业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我国与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组织性治理工具选择的差异。
权力是本书逻辑主线中的核心概念。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关于权力的研究几乎没有学术地位。特别是以科斯在《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中提出权利界定及权利安排的重要性为起点，阿尔钦、德姆塞茨及张五常等人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产权研究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产权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权利分析更是毫不费力地占据了经济研究的主导地位。但正如奥尔森（2005）所表述的，基于权利的自愿交换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经济发展还必须理解强制的逻辑，研究基于权力的强制性交换。权力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更具意义，甚至有学者将我国的经济称为“权力经济”，认为权力构成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一切问题几乎都与权力有关（伍装，2005）。因为非自愿交换的力量（权力）在国有经济治理和公企业制度形成与演进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体现为公企业治理结构、权力结构、法律调整模式的特殊性。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公企业制度更直接地体现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合作与竞争，权力分析具有广阔应用空间。
公企业在西方国有经济治理的实践中被广泛接受，成为重要的组织性治理工具。自20世纪80年代起发生了席卷全球的公企业民营化浪潮，学者们从公平、效率、民主、意识形态等各个角度分析评价公企业民营化。总体上肯定民营化在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方面的成就，但也对民营化对社会公平以及民主理念的践踏深表忧虑，并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思民营化的局限性（魏伯乐等，2006）。我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尽管我国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国有企业，但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公企业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大量借鉴西方国家的具体制度和做法，特别是建立了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导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相应法律体系。国有经济改革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公司化的过程。不仅在竞争性领域如此，在非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改革也形成了对公司制企业的路径依赖，使公司制企业成为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组织性治理工具。而治理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和，既包括规范经济活动的规则本身也包括规则的制定主体。经济交易不仅仅取决于市场、企业科层安排以及对生产手段的控制，还取决于大量维系经济活动与经济组织存续基本条件的制度安排，因此治理并不局限于企业为应对市场压力而以产权关系为基础所建立的内部治理，治理的研究必须将产权制度以外的政治、社会体制因素纳入其中。以公司制企业作为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甚至是唯一组织性治理工具则在强调产权关系的同时严重忽略了政治社会体制因素。
可以说，近几十年公企业在西方国有经济领域中历经兴衰沉浮。同时，公企业在我国国有经济改革中一直难以得到决策层的关注。本书从权力分析的角度构建公企业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解释上述公企业制度范畴内的政治经济现象。基于上述思路建立的公企业制度解释框架及对我国国有经济组织性治理工具的应用性分析，不仅从理论上开辟了权力视角下国有经济治理研究的新思路，而且在实践上对权力和利益格局剧烈变动的我国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的说明
经济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经济哲学、经济学研究工具等不同层次。哲学层面的经济学方法论可以决定作者看待事物的基本态度与方法并内化于逻辑结构的整体安排；具体研究方法则更实用和直观地贯穿研究始终。尽管这两个层面的说明对呈现清晰可读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前者可以更多地显示作者的思维偏好，后者则主要具有工具意义。
（一）谱系概念的运用
公企业制度中，涉及多组相对之概念，如政府与企业、政治性与经济性、公权与私权及公法与私法等。公企业的组织性质、制度特征、权力结构及法律调整方式分别对应于每一组概念。从组织性质上看，公企业是西方国有经济治理的基本组织形式，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现代公司制企业。在组织目标设定、组织存续、资源获取与管理各方面与政府及企业具有很大的差别，传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两分法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现实需要，也缺乏对公企业的解释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一企一法的调整模式，即使公企业自身在组织属性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有的更多地体现出公共部门特征，有的则更加接近私人部门。如果从制度特征上看，公企业兼具政治性与经济性双重特征，要兼顾社会性与商业性目标的实现，而目标的优先度和实现手段也体现出程度各异的差别。正由于公企业在组织性质和制度特征方面体现出的特殊性，使得公企业既具有政府机构的部分公权又享有公司制企业的私权。与政府机构相比，公企业具有私权使其在任务达成手段方面的优势无法比拟；与公司制企业相比，公企业所享有的公权使其在达成公共任务方面具有资源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公企业虽然兼具公权与私权，可以相互补充强化更好地达成公共任务，但相对于政府机构与公司制企业，公企业的公权与私权都是不完整的。公企业的上述特性在法律调整上体现为公企业不适合单纯公法或私法的调整手段，而是契合了公法、私法融合的趋势，接受单独立法的法律调整。公企业单独立法所体现出的公法性与私法性随具体公企业之不同而呈现出程度各异的差别。公企业研究的复杂性在于这一特殊组织形式很难完全用传统的两分法分析，而是更多地处于对应概念所容扩的中间地带。只有以这一务实的姿态去了解和观察，才有可能还原事物本来之面目。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公企业在组织性质、制度特征、权力结构以及法律调整方式上的谱系化特征，很难对这一制度形式予以全面客观的分析。其实，很少有事物能纯粹地享有某种非黑即白的极端特征，而是程度各异地处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本书贯穿并延伸了谱系概念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二）法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经济学家对制度，特别是正式制度中的法律规则问题的关注，表明其已经将视角延伸到传统的法学研究范围之内（孙同鹏，2004）。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出版标志了以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法律经济学的正式诞生。传统的法律经济分析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方法，包括三个紧密相关的部分：预测特定的法律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法律会存在、确定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弗里德曼，2004）。但本书并没有采取单纯基于效率的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传统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原因在于，公企业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远远超越单纯的效率理念，是成本收益分析所无力企及的。正如麦乐怡（1999）所指出的，在法律经济分析当中，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被视为一种既定的模式，而现行或提议制定的制度仅仅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中予以分析。因此，虽然这种传统的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使我们能够对一个具体法律制度作出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判断是否应保留或改变特定制度，但公企业制度所需要的是一个在更广阔视角下的体制层面的研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显然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因此，与其说本书采取的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法和经济学的比较视角。法律的经济分析仅仅是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法与经济学的研究要求我们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并探索这种选择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后果，即是通过围绕各种“公平”社会模式的政治和经济谱系来对比与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法律的经济分析仅仅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界定特定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而法与经济学的首要目的，则是发现变化中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怎样影响特定的价值观以及原则。这种方法会导致比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更见哲理和人性（麦乐怡，1999）。作为文化积淀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所拥有的经济哲学基础之上的，并且反映在所在社会的法律和正义观念之中，就这个意义而言，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应当开始关注通过意识形态所显示出来的法律、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动态关系（麦乐怡，1999）。从公企业的组织性质、权力结构以及法律调整方式出发，以权力、权利与制度的关系为逻辑基础来构筑公企业制度的理论解释框架，是对法和经济学比较视角的一次尝试。
（三）具体研究方法的说明
从具体研究工具的角度看，主要采取了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这些具体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此处仅结合本书研究内容进行简要说明。本书是政治学、法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的综合运用。规范性分析在政治学与法学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公企业实证研究在样本、数据及可对比性方面的困难使笔者客观地采取了规范性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则贯穿于我国与西方社会权力结构及国有经济治理的研究，以更好地解释西方公企业制度演进并评价我国国有经济组织性治理工具的选择。为增强应用性价值，作者还分别选取了我国、澳大利亚两国的电信与铁路产业作为具体案例，以初步检验权力——公企业——国有经济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主要研究内容
第一章导论确立了公企业作为基础性、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对本书的研究背景、理论基础及逻辑结构进行简要介绍，形成了研究的整体框架。随后各章基于此展开社会权力结构、公企业制度变迁与国有经济治理的分析。第二章展开对公企业基本特征的分析。在对公企业概念辨析的基础上，从公企业制度融合了政治性与经济性、公权与私权以及公法与私法调整的经济法律特征来剖析公企业制度的特殊性，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三章从权力、权利与制度关系的角度来重点说明权力分析的逻辑基础，指出权利是制度化的权力、权力结构决定制度供给。基于该逻辑基础的理论分析分布于第四、第五、第六章，分别针对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与国有经济组织性治理工具——
公企业制度演进的关系展开。第七章通过我国和澳大利亚国有经济改革的案例分析对权力——公企业——国有经济治理的理论解释框架予以检验。第八章提出结论及研究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