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多诺万坐在战略情报局总部的办公室里，双眼望着远处沉思着。他很器重和欣赏的一位副手，也是好朋友，安彻斯特少校走到他身边。
“我看到今天那篇报道了。”多诺万点点头，没有说话。
“战略情报局的命运会怎样？”
“我想，没办法了，结束了。”多诺万叹了口气，很无奈也很痛苦地回答。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努力为这个问题争取一个不同的答案。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1945年初，罗斯福让多诺万制定一个有关战后长期情报机构的规划，这正是多诺万一直想做的事。他很快拿出一份绝密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总统直接控制，机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共同组成顾问委员会，协调各大情报机构，完成谍报、反谍报、研究与分析、对外政治颠覆和总统可能交给的“与情报有关的其他工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
不久，多诺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份计划走漏了风声，随之而来的是四方的抵制、批评和反对。本来就对战略情报局不满的国务院、参谋长列席会议、预算局和陆、海军情报机构都对这一想法表示强烈反对，胡佛更是愤怒至极，因为他正在起草让联邦调查局控制所有国外情报工作的计划。这次，他决心和多诺万大干一场。
1945年2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都以醒目标题登出多诺万的这一计划，说他“要建立战后超级间谍系统”，“监视公民生活”，并称这一机构将是“美国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心里清楚，能搞到这个绝密文件又把它泄露给外界的正是他的老对手胡佛。不过，他现在没工夫去吵架，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不绝于耳。他开始多方寻求支持者，并竭力地说服总统。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哈里·S·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大告战略情报局的状，包括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腐败无能、严重亲英等等，媒体也开始新一轮的抨击。这一切都令多诺万感到大事不妙，他清楚地看到，战略情报局在战后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他试着挽回这一局面，并为之四处奔走，但此时他对白宫的影响力已经和往日不能比了。
1945年9月，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他对多诺万长期的杰出表现表示感谢和赞赏，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才能已经不再需要，”但安慰他说，“政府的战后情报机构将以你创立的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
9月28日，在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颤抖着声音，向下属们宣布解散。他感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优秀工作，赞扬他们的勇敢与献身精神，并肯定这一工作对美国今后还将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再次望了一眼这栋熟悉的大楼，独自离去。
战略情报局结束以后，没有了中央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陷入混乱和分散中。杜鲁门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毫无条理，各个机构发出许多未经分析和相互矛盾的报告，让事情更加混乱。这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这时他开始意识到，解散战略情报局是一个错误。
1946年1月，杜鲁门下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成员由国务卿、陆、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美国对外情报活动。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来战略情报局在海外的情报活动。
中央情报组完全不能与当年的战略情报局相提并论，它没有自己的独立预算，无权雇用和训练自己的人员，夹在几大有权势的部门中间，干些综合各家观点的活儿——但是这项差事却并不轻松，因为各方的观点往往是矛盾的，而且有些情报军方机构根本拒绝提供。中央情报组首任组长西德尼·索尔斯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各借了两个人来帮助开展工作——他的属下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没有任何材料基础。
在霍伊特·范登堡担任组长期间，中央情报组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出身名门，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作支撑，做事极有胆色与魄力。他为中央情报组争取到了更多的经费和编制，并且利用国务院挫败了联邦调查局，夺取了该局在国外的全部情报网。在他的带领下，情报组开始独立秘密搜集情报，研究分析。情报组交上的第一份独立的专题情报评估是有关苏联的实力和动向，深得杜鲁门的好评，也为情报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第三任组长罗斯科·希伦柯特就不如其前任有气魄，在很多事情上争不过其他几个大情报机构。但他工作勤恳，坚持为情报组招进来一大批有才华的新人，为这个机构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随着冷战态势的加剧，从1946年开始，美国军事指挥系统开始作大调整，建立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被提上日程。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直接向总统）汇报”，“执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
1947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诞生，希伦柯特任首任局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两大阵营对立的加剧，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CIA“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职能迅速撕下了伪装，直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推进的急先锋。
除了经济上的空前成就和军事上的辉煌胜利，第一次将触角伸及全世界的美国政府的战略安排很清楚：光依靠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能确保其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他们急切地需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苏联阵营展开一场攻势，取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优势以保证其霸权的持续。正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建立起来的CIA，虽然说表面上的职责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面的情报，但实际上，它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快就超越了这些。
著名的“八千字电文”的撰写者、冷战的设计者之一、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凯南曾明确地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这句话是对CIA地位的一次重要定性，等于直接告诉人们，“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在“自由世界”也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最大的赢家，可是站在保守固执的欧洲文化堡垒面前，新大陆仍然被看作是一片文化沙漠——美国人再有钱，也还是一群嚼着口香糖、开着雪佛莱车、满口美式俚语的暴发户和市侩。
因此，中央情报局在其成立之初，就十分明确了其文化宣传的目的：一是反共，“遏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二是塑造美国的新形象，也就是“系统地、科学地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塑造形象”，开展“长期的思想运动”来输出美国的生活价值与世界观。
中央情报局的基本框架和设置基本与多诺万当年的构想吻合。多诺万的行事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中情局的好几辈人。他没有在中情局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人们公认他是“中央情报局之父”。每逢中情局的重大活动，会场里都会挂上他的画像。他的照片一直挂在中情局的大厅，照片上的他永远注视着他的门徒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