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主要研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经济转轨国家中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俄罗斯国有经济的改革是在“私有化”的框架下进行的。私有化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最基本的条件，在俄罗斯新经济制度的进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俄罗斯的私有化包括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在私有化过程中，俄罗斯强调保留必要数量的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为官办企业和公司化企业两种，公司化企业的形式为国家控股和参股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的管理采取代表制、委托制和黄金股。
一、前苏联单一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建立和管理体制状况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其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计划经济制度结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前苏联的确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理论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
1.列宁的探索时期。
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和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解，为革命胜利后的苏联经济制度绘制了一个基本蓝图：“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导致的浪费，消灭私有制以铲除剥削的制度基础。尽管列宁的这一设想早已形成，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马上展开。因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军事上消灭敌人。在1918~1921年苏联国内战争期间，残酷的战争环境迫使苏维埃政府放弃“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存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应当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第一，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有时甚至是一部分口粮——给国家；第二，大、中、小企业的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统一的分配，监督日用消费品的供应，加速实行工业国有化；第三，取消自由贸易，城乡一切的产品交换由国家垄断，实行实物工资制；第四，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迫使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一致，在国民经济管理问题上，列宁采用总管理局体制。其特点是，中央紧紧控制企业，主要依靠行政方法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统一管理，企业没有自主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保障苏维埃政权的战时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执行的时候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农村出现危机。列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推出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广泛利用商品关系及其规律来恢复和发展经济。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比，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开办小企业，鼓励商业贸易关系的发展，将已经收归国有的贸易和小型企业非国有化；它改变了经济管理的方式，虽然仍然是集中管理，但把实物集中供给制改为经济核算制，要求企业领导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取消了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农民的余粮可以拿到市场上自由出售。新经济政策使前苏联从战争和饥荒中复苏，并显示出普遍繁荣的景象。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成为苏维埃的最高领导人，新经济政策随之结束。
2.斯大林时期——苏维埃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形成时期。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斯大林废弃了新经济政策并通过全面的经济计划发动了工业化运动。1929年开始对农民实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通过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来建立前苏联的国力基础，以应付来自外部的战争危险，通过农业集体化来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获得对食品分配的控制，巩固农村苏维埃政权，这是当时的主要考虑。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经济落后以及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苏维埃只能实现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便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迅速建立自己的国防基础。同时，这种管理体制同当时苏联经济发展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是相适应的。
斯大林时期制度化并稳定下来的苏联型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生产资料的国家公有制。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第二，以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为核心的计划管理体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以及各个企业的经营活动都靠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来指挥，国家计划就是法律，完全否认和排斥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第三，管理经济以行政方法为主，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通过行政命令、行政干预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否认各种经济杠杆所可能起到的作用。第四，军事化色彩浓重，运用超级国家强制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和控制。客观上来分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前苏联时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内在的信息过载（信息承载量过低）、缺乏激励、反应迟钝等缺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必然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和国有经济实现形式
1.俄罗斯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改革——单一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转变。
（1）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俄罗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是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主要是将小型商业、服务业、运输业和建筑业出售或通过招标竞争拍卖。到1993年底，小私有化基本完成。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则是先将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然后出售股票。具体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证券私有化。从1992年10月1日起，俄罗斯政府开始向每个俄罗斯居民发放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企业职工可以用来以优惠的条件或竞买的方式购买股票，也可以将私有化证券交给投资基金会购买私有化企业的股票，获取红利和股息，还可以将私有化证券出售给私人、非国家机构，或赠送他人等。到1994年6月底，证券私有化结束，所谓的所有者阶层开始形成。第二阶段为货币私有化。从1994年7月1日开始，国有经济私有化开始从无偿转让国有资产方式为主转变为有偿出售为主，通过拍卖、商业竞购、附有购买权的租赁和股份化等方式将国有企业的股票出售。到1995年8月，俄罗斯私有部门超过国有部门，其比例为50.5∶49.5.
（2）俄罗斯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基本完成。国有经济的大型企业在实行私有化的时候，主要是推行股份制，向劳动集体提供三种优惠方案。在实行过程中，劳动集体大多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到1993年年底，在已实现股份制的企业中，有3/4以上的企业选择了第二种方案，1/6的企业选择了第三种方案，选择第一种方案的企业很少，只占约1%。此外，还有约3.3%的企业是通过租赁把企业改造为股份制的。
第一，俄罗斯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基本趋势。在俄罗斯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的过程中，前一阶段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即劳动集体大多趋向于欧洲所实行的那种劳动集体持多数控制股的模式，而不愿选择美英所实行的分散股模式。俄罗斯在1994年7月1日前实行的私有化模式是，把商业方法同优惠出售与无偿转让部分国有财产相结合，到1994年4月底，已收回了1.05亿张私有化证券，到6月底全部结束。在这之前，俄罗斯开展了广泛的私有化证券拍卖，全国平均每月进行700~900次拍卖。通过私有化证券的拍卖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财产空间。在拍卖过程中，一个城市的居民可以购买另一个城市企业的股票。
俄罗斯官方认为，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促进了市场基础设施的建立。在私有化证券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证券投资基金会的机制，在证券投资基金会中工作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专家和财政学家，他们很清楚把私有化证券投向什么地方最适宜。另外，通过私有化证券也大大推动了对俄罗斯公民的市场教育。
私有化进展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平衡。伏尔加—维亚特地区发展最快，私有化企业达到60%。其次是中央黑土地带、西北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私有化企业达到50%。在西西伯利亚、远东、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东西伯利亚为30%，在北部地区为20%~27%。加里宁格勒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私有化进展最缓慢，私有化企业仅占16%。私有化进展较快的是罗斯托夫州、卡卢加州、弗拉基米尔州、下诺夫哥罗德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下诺夫哥罗德州是俄罗斯政府和世界银行选定的最先实行私有化的试点城市，在1992年4月份的第一次企业拍卖中，就有321家国有商店被拍卖掉。先进地区的私有化问题已基本解决，主要是吸引投资的问题。
第二，所有制改革的初步结果是，已经使所有制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一定的私有者阶层，这主要是在商业领域、服务领域以及消费品生产领域出现的私人经营者和私有企业家。全国有70%的小企业转入私人手中，这主要是8.5万个商店、餐馆、咖啡馆和生活服务企业的所有者，全国小私有者人数约100万人。二是以前实际支配国有企业财产的人，从法律上确立了他们合法所有者的地位。在小私有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化过程中，企业领导人可以购买自己企业的大额股票。在某些情况下，私有化实际上成了企业领导人所有。在国有财产的再分配中，他们获得了很大的实惠。根据1993年的抽样调查，多数企业领导人赞同私有化，全国70%的企业领导人支持政府的私有化纲要。三是产生了一个广泛的股东阶层，全国已有的6 000万股东，其中一半是证券投资基金会的股东。通过第一阶段的私有化，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将企业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有1万~1.2万家企业，它们通过了证券私有化阶段，并出售了自己75%的股票。此外，这些企业还有属国家所有的国家控制股，或者还有应出售但未出售的股份。
第二类是有不到1 000家军工综合体和燃料动力综合体的企业，在它们私有化时，控制股应属国家所有。
第三类是约1 000家改造为开放型股份公司的企业，这些企业还没有出售自己的股票。
第四类是几万家中型企业，由于某种原因还未改造成开放型的股份公司。
所有制的改革也促使一些企业的行为发生了某些变化。决定企业选择行为模式的客观因素很多，但其中主要是所有制形式和企业的规模。企业在改造成股份公司后，追求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把增加产量和销售额作为目标，而是把追求增加利润作为目标，定价原则也发生了变化，许多企业不再按消耗原则定价，而是以需求为指导，引入竞争价格。另外，据1998年3月9日《参考消息》报道，俄罗斯国有财产部认为，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进程即将结束。据这个部的统计数字，截至1998年1月1日，股份公司总共约有3.1万家，已实现私有化的企业有12.6785万家，占私有化初期国有企业总数的58.9%。1997年有3 353家企业实现了私有化，比1996年少32%。该部认为，这证明了大规模私有化进程即将结束，而且在一些地区私有化几乎再无潜力可挖。在石油、冶金、海运和河运行业，私有化实际上已经结束。
2.俄罗斯私有化后国有经济实现形式。
（1）俄罗斯国有经济的地位。在经济转轨的较长时期里，俄罗斯政府只讲私有化，不讲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1996年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强调国家要控制大型国有企业，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经济虽然将以私营企业为主，但仍保留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股份，同时将对属于国家的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在其他讲话中还指出，“国家应占有51%的国有大企业的股份”，“我赞成一个新的口号：合理管理国有资产”。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中期纲要也强调：“必须保持必要的国有资产总量，这一总量应该包括那些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股份公司的股票控制额（国家掌握50%以上的股份）和区段额（国家掌握25%~50%以上的股份）。”基里延科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对于天然垄断部门的企业必须保持国家所有或国家掌握控股权；战略性国有资产不能实行私有化，不允许出售大型战略企业的股份控制额，如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统一动力系统股份公司和石油运输公司的股份控制额。普里马科夫政府也指出：“对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制股份、联邦不动产、未完建筑工程和国外资产要进行有效控制。”
关于国有经济应保持多大比重，俄罗斯官方没有明确的规定，学者的主张则不尽相同，范围为国有资产应占国民经济固定资产总量的20%~40%。俄罗斯主张保留必要数量的国有经济的理论依据主要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理论（特别是网络生产理论）、国家经济安全理论（或战略企业理论）、国家公共职能理论（提供公共产品理论）等等。
（2）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产权重组大体分为三类部门，采取三种做法：在竞争性部门，国家基本退出，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在天然垄断部门，实行国家控股，国有企业改组成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在市政部门，实行国有国营，国家将市政企业（例如清洁公司）转交私人承包经营，以减少亏损。俄罗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西方国家的做法。
俄罗斯将国有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办企业，它们的经营按照市场原则是无效或者是低效的，但对社会又是必需的。其活动不以商业标准为方向，经费靠预算拨款来提供。官办企业的数目根据国家预算的能力来决定，俄罗斯主管部门主张大体为700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认为不应超过100~150家。官办企业由国家独资经营，直接管理。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国家有关部门要同国有企业领导人签订合同，规定有效利用国有资产应达到的目标，利用国有资产应完成的具体任务和应负的责任，以及在违反财政纪律和不按预定用途使用国有资产时应负的责任。国有经济的另一类为公司化企业。这些公司化企业主要是天然垄断部门的企业，如电力、天然气、石油、铁路、航天航空、港口、邮政和市政等部门的企业。它们要改组成为开放性的股份公司，国家对其实行控股或参股。控股指联邦或市政掌握的普通股票（有表决权的股票）不低于公司股票总量的50%加1股；参股指联邦或市政掌握的普通股票不低于公司股票总量的25%加1股。截至1997年，俄罗斯对天然气部门国家控股为90%（有人说为35%），铁路为100%，民航为51%。
（3）俄罗斯新的国有经济实现形式下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于官办企业由国家直接管理且不以赢利为目的，因此俄罗斯国有经济的管理主要是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和国有股份的管理。俄罗斯联邦私有化法规定，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应是开放型的股份公司，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处的结构，实行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股份的管理采取政府委派代表的制度，国家代表进入股份公司的管理机构，成为股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成员。代表的人选可以是国家或市政机关的公务员，也可以是依法从事个人活动的其他人。不管原来的身份如何，一旦成为联邦、联邦主体或市政机构在开放型股份公司管理机构中的代表，他们就是国家或市政的公务员，不应在开放型股份公司中以货币或其他形式获得报酬。但是，实践表明，政府委派代表的制度往往效果并不好，因为作为代表的官员缺乏专业能力和责任心，不能胜任这种管理职能。因此，俄罗斯又提出实行委托管理的制度，即按照商业条件将国有股份转交自然人或法人管理。被委托人的选择要通过投标的办法来确定，中标的被委托人将成为国家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中的代表。俄罗斯政府认为，国有股份委托管理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为国家控股和参股企业的管理提供一个新的推动因素，提高其管理效率。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新私有化法规定，政府对国家不掌握股份的重要企业可以采用国家特别参与管理权（黄金股）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掌握黄金股、行使特别参与管理权的政府，要委派国家在开放型股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成员。黄金股行使职能的特点不是多数票通过，而是“一票”否决，以此保证股份公司的重大决策能符合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共同利益。黄金股是保证股份公司把企业利益原则与国家政策协调起来的重要管理方式。在国有经济的管理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国有企业与主管部门的关系。俄罗斯的做法是将管理国家财产的职能与管理企业的职能分开。管理国家财产的职能归俄罗斯联邦各部和主管部门履行。这些职能主要限于监督企业的赢利和债务，在国家工业政策的范围内帮助它们，同企业领导人签订合同。在企业亏损和无支付能力时，采取预防企业破产、改组和撤销企业的措施。企业有义务向国家预算上交专项税（国家红利），税额取决于国有资产的价值。
股份公司中国家股权体现形式发生变化：在俄罗斯的公司中，国家股权初期以委派代表进入董事会的方式予以体现，这一代表可能是国家或市政机关的公务员，也可能是其他人，但他们不能从公司获得报酬，实践证明，这些代表没有能力和积极性捍卫国家股份的权益。现在实行的是“委托管理”制度，即按照商业条件将国有股份转交自然人或法人来管理，竞标成功者成为国家在股份公司董事会中的代表。另外，政府还在某些（国家没有股份的）公司拥有特别参与管理权（黄金股）。通过这些办法使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趋于有效。
三、俄罗斯国有经济私有化改革及其成效分析
1.俄罗斯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消极后果。
在俄罗斯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同时，俄罗斯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大多改组成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农民经济协会、农民生产合作社等，对农业也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国有经济私有化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
第一，导致国有经济的解体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以及国家对经济管理体制的破坏。在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法律保障的条件下，无偿分配和廉价出售国有资产，结果私有化收入只有5%上缴给了国家财政。价值2 000亿美元的俄罗斯500家大企业实现的私有化收入只有72亿美元。这就没能实现当初提出的靠出售国有企业来增加财政收入、对居民进行社会保护和发展社会性基础设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等目标，同时，国家也失去了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和扶植、发展民族经济的能力。
第二，私有化没有形成经济增长和刺激投资的激励机制，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得到提高。俄罗斯国有经济私有化实际上变成了少数人发家致富的工具，他们热衷于金融、贸易等投机活动，一旦获得巨额外汇就汇往国外。劳动者虽然依法取得了一定份额的股票，但并没有感到自己的所有者地位而表现出任何分享企业所有权的愿望，更不愿意投入经营、冒风险。俄罗斯企业目前普遍存在资金短缺、行为短期化、管理水平低下、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问题，企业改革步伐仍然十分缓慢，困难重重。
第三，私有化没有实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稳定社会的目的。实际上，国有经济私有化造成了两极分化，培植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而大部分居民陷入贫困，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社会治安因此也每况愈下。
2.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客观评价还需假以时日。
我国和俄罗斯改革路径比较的研究，一直是转型经济学关注的热点。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以推行“休克疗法”著称的激进改革派及其支持者一度趋于沉寂。然而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机，200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居世界第一，GDP增幅达8.3%。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形势下，俄罗斯经济仍保持了5.8%的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理论界对以我国为典型的渐进改革和以俄罗斯为典型的激进改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孰优孰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国际以及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对的意见。一种是以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1999 ）、默西米兰（Mcmil-lan，1992）、诺顿（B。Naughton，1992、1994 ）、钱颖一（1994）、许成钢（1994 ）、林毅夫（1993、2002 ）、张军（1997、1999）、樊纲（1991、1993 ）、盛洪（1991、1994 ）等为代表的渐进改革的支持者，他们以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经济绩效作为他们观点的支持，过多地强调了改革的稳定性和短期内改革成本的降低，而忽略长期经济中成本—收益对称的基本原则；同时对我国经济增长率长期下降的趋势未予以应有的重视。而另一种是以萨克斯（Sachs，1993、1994、2000a、2000b、2001）、胡永泰（2000、2001 ）、杨小凯（2000、2001 ）、科尔奈（Kernei，2000）等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显然，争论中优劣势的决定与中俄两国短期内的经济绩效直接相关。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言，争论双方仅凭短期内现象归纳出变革路径孰优孰劣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制度演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仅凭短期内制度绩效的差异断定长期制度绩效的差异是缺乏逻辑基础的。普京政府执政以来，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强化政治秩序并稳定政局。尤其是在处理总统、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之间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并同时改革财税体制、加强中央集权、增加政治经济领域的透明度、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反贪污受贿和官僚主义，在制度建设和维护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与之同时的是2000年俄罗斯 GDP增长8.3%，在2001年全球经济下滑的形势下俄罗斯仍保持了5.8%的高增长率。从长期而言，这种改革迅速的建立以宪法政治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护了私有产权和市场自由，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并为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在长期博弈中自我演进，提供了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制度建设原则。当然，中俄改革取向的选择都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两国中央政府也都基本实现了自己的取向目标。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经济绩效的差异而轻率地褒此贬彼。
无论从世界各国国有经济空间范围来看，还是从历史沿革的时间维度来看，国有经济都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同样，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当中。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大生产条件下的，尽管马克思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展新世界”，但是，由于历史和客观内外部条件的局限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经历了从盲目的教条化阶段到重新认识国有经济的过程，研究我国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