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议新成互市开，
忽教平地起楼台。
三吴繁盛行消歇，
渐见东瀛估客来。
明清时期，由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江南成为经济中心“天下财赋，江南居其七”。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活跃的苏州市场，吸引了不少市民也加入到商贾买卖的行列中。与此同时，外地巨商也蜂拥而至，在苏州坐地经商，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融入苏商，发展成为苏商的一部分。另外苏州一直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地也进行着十分活跃的海外贸易活动，真可谓：“海内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远货物，毕集于吴市”。《经世文编（补卷）》中记载：“市廛鳞列，商品麇集，集中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魏校《庄渠遗书》中记录：苏州“地不能方二百里，而财赋当天下少半，郡城繁华，四方商旅辐辏，过者啧啧羡富饶”。苏州的外向型经济不仅包括粮食，还包括各种手工业品、工艺品和特种农产品。据经济史学家统计，明清时期苏州的手工业有丝织、丝经、刺绣、织布、染布、踹布、金线、张金、金银丝抽拔、包金冶金、冶铁、钢锯、锡器、铜器、翻砂、打铁、剪刀、白铁、化铜、造纸、印刷、染纸、蜡笺、刻字、成衣、硝皮、寿衣、牛皮、缏绳、制帽、弹花、绒线、戏衣、贡带、制鞋、蜡烛、水木作、漆作、石作、红木巧木、红木梳妆、织席、眼镜、玉器、竹器、藤器、制扇、制枕、制香、制砖、盆桶、制茶、香粉、裱画、烟器、冥器、制药、酿酒、榨油、钟表等60多个行业。其中丝绸、刺绣、金银饰品、柑橘、茶叶等均为国货之精华，成为每年苏州的标志性贡品，深受皇室青睐。
各地到苏州从事工商贸易的外地人，往往以“乡情”为纽带结成商帮并设立会馆，同心协力，共同参与市场竞争。说起会馆，中国古代城市的会馆设立始于北京，盛于苏州。北京会馆主要因政治需要而设，可称仕宦会馆。苏州会馆的设立则主要出于工商贸易发展的需要，可称为工商会馆。会馆不但有利于外地商人在此联络乡情，团结同乡力量，祭祀其本地神灵和先贤。当时苏州城中商帮林立，著名的有徽商、晋商、陕商、浙商、闽粤商、江右商等。经研究，明清两代，外地工商业者在苏州建立的会馆有50多个，其中广东商人的9个，福建商人的8个，浙江商人的11个，安徽商人的5个，此外还有关东会馆、陕甘会馆等等。当时苏州的一些行业完全控制在外地工商业者手中，如徽商控制布号和典当行业的买卖经营，而蜡烛业则完全由绍兴商人专营等等。
入清以后，棉布织染及其深加工中心也由松江转移到了苏州，于是许多大布店也迁到苏州开业：“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销布百万匹。论匹盈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大的利润啊！在当时，苏州城简直成了工商业投资者的天堂。
正因为苏州在明清之际的商业繁盛冠于江南，所以此时的苏州一跃成为与京师、汉口、佛山并称的“天下四聚”之一。据一些史料所载，真是“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具，四方径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转”。在苏州众多的坐贾店铺中，一部分为苏州本地商贾经营，而其余的都由外地客商经营，在行业竞争作用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讲究商品质量、注重商业信誉的著名商店，如孙春阳南货店、雷允上药材店、汪益美布号等，这些商号凭借他们过硬的商业信誉，在全国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而苏商正是在这种重商誉崇商德的大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在工商业竞争中优胜出的富商大贾们，他们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资本市场的发育成长，于是苏州的高利贷经营也在明清时期发展起来。据说在清代嘉庆年间，在苏州靠押典放贷过活的高利贷者已达“数十百家”。他们的重利盘剥使一些借贷者倾家荡产，曾一度严重扰乱了当地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使得民心惶惶，社会经济动荡。所以官府不得不对放贷的利息加以明文限制。据《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提供的资料，当时官府规定：“嗣后如有外来流民，在苏放私债者，一两以内，三分取息；五两以内，二分八厘取息；五两以外，二分五厘取息；十两以外，二分取息。其在百两以上，本钱愈重，其利亦当递减。且只许按月计利，不准本利滚盘”。当然，高利贷客观上刺激了市场经济因子的形成，为劳动力成为商品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