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走进公寓时，皮埃·居里正站在阳台门旁一扇窗前的角落里。他看起来很年轻，虽然事实上他已经35岁了。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眼睛中流露出的那种坦率的表情，以及他高高的个子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没有什么矜持的风度。我喜欢他那种从容不迫的谈话方式。我也喜欢他的淳朴，以及他既严肃又充满朝气的笑容。我们开始谈论科学……
在皮埃眼里出现的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年轻姑娘，她不仅体态优美，连那柔软的卷发、灰色的眼睛、宽大的前额也显得十分可爱；甚至连她那双散发着化学药品气味的手，都对皮埃很有吸引力。如果说两人见面后，玛丽对皮埃有好感，那么皮埃这位从来拒姑娘于门外的男子，却一开始就被玛丽深深吸引住了，当然其中也夹着相当大的好奇心：这位姑娘在巴黎苦读是为了什么？
他们两人很愉快地淡起了彼此都感兴趣的科学研究问题。也许是由于玛丽那种不懂就问的态度，和她那谦虚求知的情趣，使皮埃感到轻松、愉悦，并产生了一种尊敬，这位很少在姑娘面前说话的人，竟侃侃而谈。尤其是当他发现他用一些专用学术语言或数学公式谈自己的工作时，玛丽越来越兴奋，这时皮埃感到这个姑娘真非同一般。他还惊讶地发现，她甚至能够敏锐地发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并与他讨论。当皮埃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这种惊讶时，玛丽揶揄地说：
“先生，我不明白，妇女能力有限，这种奇怪的见解您是从哪儿学到的？”
皮埃一边讲一边觉得一切变得多么古怪：他，一位专心致志的学者，竟在一位年轻姑娘面前大谈艰深的物理学问题！而且还郑重其事地！他觉得有些荒谬，但他仍然高兴地说下去……当玛丽端起杯子喝茶时，皮埃看见她的手指变了形，他明白这是实验室的强酸灼伤的结果，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突然改变话题，问道：“您要住在法国吗？住很久，还是永远住下去？”玛丽被这突然转变的话题弄得有点发懵，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
“今年夏天考试结束后，我就回到华沙去。我想秋天再回巴黎，但不知道能不能够做到。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国家。”
这时，科瓦尔斯基夫妇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于是这3个波兰人开始淡到波兰的屈辱和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皮埃发现玛丽在谈到波兰的未来时，十分激动，认为自己对波兰的复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使皮埃感到生疏而不可理解。这位在自由国度生长起来的学者，认为科学家惟一的责任就是关心科学事业的进展，一切与科学无关的事情都不应该过问，可这位天赋很高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却要去阻止沙皇的暴政。皮埃的世界很大，但也很小，对科学以外的事情他以前很少去考虑。
不过，他仍然愿意去拜访玛丽小姐，而且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越来越迷恋这位波兰姑娘了。几天不见，他竟然坐卧不宁，想着法子去见她。有一次，他正好出版了一本书《论物理现象中的对称性原理》，于是他在扉页上工整地写道：“著者皮埃·居里谨以尊敬和友谊赠送给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然后以送书为托词，到李普曼的实验室去找她。
皮埃的礼物得到了报偿：玛丽允许他到她的小房间去做客。这可不是一般的允诺了，至少皮埃是这么认为的。
当皮埃看见玛丽的房间那么狭小、简陋时，心中十分难过，他本人也向来不愿意追求物质享受，但他没有料到玛丽的生活竟如此贫困，简直让人无法想像。他问玛丽：
“您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啊，我每月有100法郎，每天可以用3个法郎……”
“100法郎一个月？这么一点钱怎么能够您支付房租、伙食……”
“您少见多怪了，其实我的生活并不像您想像的那么糟。我很少待在家里，整天都在实验室，或者去大学听课；晚上我到图书馆去，一直到10点才回家。因此，我只需准备少许照明用的煤油就行了。”
皮埃虽然还是不大理解玛丽是怎么过日子的，但他懂得她有一种了不起自信仰和自信心，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令人肃然起敬。
皮埃带玛丽去找理化学校的校长舒琴柏克先生，请求让她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些实验工作，这个请求被允许了，因为舒琴柏克先生很器重皮埃。于是玛丽和皮埃可以天天在实验室里相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也逐渐由“浅蓝”转变为“深蓝”。
6月份的一个星期天，皮埃带上玛丽到他父母家去，他父亲想见一见二儿子的女朋友。这两位老人很高兴二儿子终于找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姑娘。
玛丽在皮埃家中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皮埃的父亲居里医生也是一个高个子，深蓝的眼睛炯炯有神。
听皮埃说，他父亲脾气暴躁，但人很聪明，而且非常善良；皮埃的母亲身体多病，但仍然有精力操持家务，居里医生在她的妥帖照顾下生活得相当愉快。玛丽惊讶地发现，这个家庭与她的家庭竟然极为相似，只要将某些细节稍加改变，居里的家就俨然成了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家。两个家庭都重视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追求，都热爱大自然，都有和睦的家庭，也都有家庭成员间睿智、幽默的谈话……玛丽喜欢这个家庭，两位老人也承认玛丽是“一位了不起”的姑娘。
1894年7月，玛丽按计划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数学学士学位的考试。她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任务终于胜利完成了！但是，考试合格就意味着要离开学习了3年的巴黎，离开认识了3个月的皮埃。
玛丽离开巴黎时，皮埃送她上火车，临分手时，他郑重、深情地对玛丽说：
“你要答应我，10月份一定要回来。答应我，你留在波兰就不能继续研究了，你现在没有权利抛弃科学。”
玛丽心里很乱，各种思绪纷至沓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答应你。”
“我有信心，你一定会回来的，巴黎的实验室需要你，我……”
最后的几句话，被火车汽笛声湮没。皮埃向玛丽挥挥手，心中顿然若有所失地望着火车在“轰隆”声中远去，直到它消失在远处的建筑物后面……
皮埃说得不错，巴黎实验室的确需要玛丽，日后她为法兰西共和国（当然也为波兰）增添了无上荣光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皮埃有“信心”等待玛丽的回来，他没有说错，因为玛丽在10月份果真再次回到了巴黎。
1895年是皮埃的双丰收之年。由于玛丽的督促，皮埃克服了那种单身男子通有的懒散的毛病，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在各种温度下物质的磁性》。博士论文顺利地在3月份通过，而后他立即被任命为理化学校的教授。这年7月26日，玛丽经过一年多的迟疑和考虑，终于和皮埃结了婚。
他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们相信读者看了艾芙的描述后，一定会深受感动。艾芙动情地写道：
7月26日，玛丽最后一次在她租的小屋子里醒来。天气好极了。这个年轻女子的脸很美，露出一种她的同学们没有见过的神气。今天，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就要成为皮埃·居里夫人了。
她梳好她那极可爱的头发，穿上她的结婚衣服，这件衣服是德卢斯基大夫的母亲送的礼物，她现在也住在德意志路她儿子那里。玛丽对她说：“我只有每天穿的这一件衣裳，如果您好意要送一件给我，我想要深颜色、实用的，将来我还可以穿着它到实验室去。”裁缝格莱夫人在布罗妮娅的指导下，给玛丽缝制了一套海军蓝的毛料衣裳和一件蓝底浅蓝条纹的上衣。玛丽穿上显得又美丽又年轻。
……没有白礼服，没有金戒指，没有“喜筵”，没有宗教仪式……也没有公证人，因为这对夫妇除了前一天用一个表亲寄来的礼金买的两辆崭新的自行车外，几乎一无所有。那一年夏天，他们就骑着那两辆自行车在乡间漫游。
是的，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婚礼，参加的没有漠不关心、好奇或嫉妒的人。在西奥镇市政厅里，在萨布隆路皮埃的父母的花园里，有布罗妮娅夫妇，还有几个十分亲近的朋友——大学里的同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海拉也从华沙赶来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用最正确、最文雅的法语和老居里医生谈话，他把这看成是颜面攸关的大事……
他首先很动情地低声对老居里医生说了句发自善良心坎的话：“您会发现玛丽是个值得疼爱的女儿。自从她降生以来，她从没有使我痛苦过。”
1896年8月，玛丽通过了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师的资格考试，而且她还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皮埃很为玛丽骄傲，作为奖赏，他带她游历了整个法国。随后，玛丽在舒琴柏克的支持下，在理化学校谋得了一个职位，与皮埃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
1897年，玛丽怀着身孕完成了论文《淬火钢的磁特性》，这显然是李普曼教授原先那个课题的研究方向。这项研究告一段落后，玛丽面临的第一个任务：第一，她要做妈妈了，9月12日，她的大女儿伊伦娜·居里出生了；第二，她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
相比较而言，恐怕第二个任务更艰难，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选择正确的研究课题至关重要。有人说：方向选择对了，就成功了一半。这话颇有道理。好在这时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正处于激动人心的科学时代，有才干的人找研究方向并不太让人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