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狼与婴儿”的传说
在今天的意大利罗马市政博物馆，收藏了一尊母狼哺育两个婴儿的青铜像。母狼四肢健壮，神态凶残，洋溢着野性的生命力。那颈部卷曲的毛，下垂的胸部和消瘦的腹部以及肋部都塑造得极为真实。母狼整体的神情警觉而威严，象征了罗马人坚毅冷峻的民族性格。在它的腹下，有两个可爱的男婴，正抬头吮吸着母狼的奶头。这尊铜像蕴含的是一段罗马建城的传说。
相传在特洛伊战争后，有些特洛伊人侥幸逃脱出来，坐船漂流到意大利半岛上，在中部台伯河出海口附近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亚尔尼龙伽。这里森林密布，阳光灿烂，土地肥沃，特洛伊人在此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亚尔尼龙伽国王有个弟弟叫阿穆留斯，他处心积虑，最终篡夺了哥哥的王位。因为害怕哥哥的后代报仇，他杀死了侄子，并强迫侄女西尔维亚去做女祭司，终身不许婚配。但战神马尔斯却爱上了西尔维亚，并使她生了一对孪生子。阿穆留斯得知后，怒不可遏，处死了西尔维亚，并下令将孪生兄弟放入篮筐扔进台伯河里淹死。谁知篮筐不但没有沉没，而且漂到河边。孩子的哭声引来了一只母狼。它把两个孩子衔走，但没有伤害他们，而是把他们带回了山洞，并用狼奶喂养他们。一只啄木鸟也给他们找食物。后来一位善良的牧羊人福斯图卢斯发现了这对孩子，把他们带回家中抚养，并给他们起了名字，哥哥叫罗慕路斯，弟弟叫勒莫斯。牧养人后来终于打听到两位孩子的身世，为了他们的安全，他发誓不泄漏秘密。兄弟俩从小苦练武艺，长大后变成了健壮勇敢、武艺出众的青年。在他们的身边逐渐聚集起一群牧人、流浪者和逃亡的奴隶。
一天，兄弟俩偶然中遇到了外公，这才惊讶地得知了自己的身世。阿穆留斯的残暴统治早就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于是罗慕路斯兄弟俩就带领无法忍受残酷压迫的牧人、流浪汉和奴隶，举兵杀死了阿穆留斯，然后把政权还给了外公。他们在自幼长大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城市，也就是罗马城的前身。
不幸的是兄弟俩为了确定新城市的名字和争夺统治权争吵起来，并发生了兄弟相残的惨剧。最终罗慕路斯杀死了弟弟勒莫斯，并用自己的名字将城市命名为罗马，成为罗马城的最高统治者。据后来的罗马学者瓦罗推算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53年4月21日，所以古罗马人将这一天作为开国的纪念日。
罗马城始建之初，居民以男子为多，身份多是逃亡者、流浪汉，甚至流氓、盗贼。他们崇尚武力，凶狠好斗。因为城中人口稀少，最高统治者罗慕路斯曾千方百计请求周围部落把姑娘们嫁到罗马城来，可是屡遭拒绝。于是罗慕路斯心生一计，他向邻近部落宣布：不久，罗马将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节庆的日子到了，城里一片欢腾。附近一个叫萨宾的部落来的人特别多，而且多半带着妻女。正当人们的注意力被奇妙的游戏吸引时，罗慕路斯发出了预定的信号。罗马青年冲进萨宾人中，每个人抓住一个自己看中的萨宾姑娘带回家中成亲。萨宾人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怒气冲冲地退出罗马城，发誓要报仇雪恨。
一年之后，双方军队在罗马城旁的一个峡谷中，准备进行决战。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山岗上冲下一群被罗马人抢走的萨宾妇女。她们披头散发，泪流满面，怀抱刚吃奶的孩子，哭叫着来到两军阵前，她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双方不要互相残杀。因为不管哪一方得胜，她们都是受害者，或者是失去父亲兄弟，或者是失去孩子的父亲，成为寡妇。仇恨的心被融化了，双方的战士终于停止了残杀，并且订下和约：两个部落合二为一，世世代代都居住在罗马城，互相关心，互相保护。
这则关于罗马城的传说故事，表达了罗马人民对自己历史的深厚感情，反映了罗马先民们创业的艰辛。实际上，根据后代史家考证，特洛伊城的陷落是在公元前13世纪，距离所谓的罗马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有五个世纪之遥。根据考古资料，大约公元前800年，操印欧语的拉丁人的一支，已移至后来罗马城所在的巴拉丁山丘一带定居，并逐渐以巴拉丁山丘为中心开始了部落联合的过程。在其中的一个部落伊特拉斯坎人的统治时期，建立了罗马城，时间约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晚于根据传说所作的推测年代。
影响世界的法律——《十二铜表法》
《十二铜表法》是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的颁布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反对贵族的成果。
罗马共和国时期，贵族不仅在政治上专权，而且在经济上也扼制平民。罗马自建城以来，不断向外扩张，夺得了大片土地，无地和少地的平民都希望能从新扩张的土地中分得一份，但贵族时常只拿出少量土地来分配，而把大片土地收为公有地，供自己享用。共和初年，战争频繁，平民因连年出征，往往向贵族举借以人身为抵押的高利贷。当时债权人可以任意把债务人拘禁起来，强迫他们作为债务奴隶以劳动偿还债务，有的甚至把他们卖往海外。政治权力、土地和债务问题构成了当时平民与贵族之间矛盾的焦点。
此外，平民在司法审判中也经常成为不公正判决的牺牲品，因为当时的习惯法是不成文的，而解释权掌握在贵族充任的执政官手里。这一切都触发了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长达二百多年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
公元前494年，罗马与厄魁人和伏尔西人发生战争，可是出征作战的平民战士和甚至有战功的军官都因负债而遭受残酷折磨，平民要求贵族停止不合理的债务法，否则拒不出征。贵族口头应允，但随即背弃诺言。于是在敌兵压境之际，平民撤出战斗，以抗议贵族背信弃义，抗拒不停止不利于平民的债务法。罗马因平民离去而兵力锐减，生产停滞，有被邻国打败的危险。贵族被迫向平民让步，答应减轻平民的债务负担并承认平民有权选出两名保民官（后发展到六人，最后达十人之多），他们有权否决不利于平民利益的行为、法令和选举。保民官无行政职权，但其在职期间，人身不受侵犯。执政官与元老院不能对他的行动自由有任何妨碍。他可以行使否决权，制止或否定国家官员的决定乃至国家机关的法案。由于保民官由平民选出，因而平民有了自己的集会。公元前471年，平民集会获得特里布斯会议的称号，但其决议仅对平民有效。
共和之初，罗马尚无成文法，习惯法的规范十分含糊，而且其解释权和司法权又完全操在贵族手里，贵族法官利用没有成文法典的习惯法为贵族谋利益。平民们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编纂成文法。罗马政府被迫于公元前451-前449年颁布了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
《十二铜表法》因传说刻在十二块铜表上而得名。相传公元前451年和前450年，罗马先后选出两个十人委员会，负责制订法典。前者制订了十个法表，后者补充了两个法表（但很多学者对第二个十人委员会及其续订法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这些法律条文后经森图里亚会议批准，公布于罗马广场。刻有法律条文的铜表于公元前390（或公元前387）年高卢人入侵时被毁，保存下来的仅为不完整的片断条文，散见于较晚时代罗马著作家和法学家的论著和文集中。
《十二铜表法》与现代法典不同，它不是各类法律规范的总和，而是法律规定、宗教教义、道德戒律、伦理习惯等的混合物。
《十二铜表法》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公法，也有私法；既有实体法，也有程序法；既有民法，也有刑法；既有世俗法，也有宗教法，兼收并蓄，诸法合一。条文反映了罗马奴隶社会早期的情况。明文规定维护私有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权益，保护私有财产，严惩破坏私有权者。债务法规定债权人可以拘禁不能按期还债的债务人，甚至将其变卖为奴或处死。家庭法给予家长对其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力，可把子女出卖为奴。该法典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继承法既实行遗嘱自由，又规定财产在氏族内继承；惩罚方法既采用罚金，又保存同态复仇。这表明当时社会中还存在氏族制度的残余。
《十二铜表法》对贵族滥用权力作了一些限制，按律量刑，贵族不能再任意解释法律。虽然《十二铜表法》中对于“诸法”的规定是极不完善的，但其结构形式和内在逻辑却比其他古代法典清晰合理。比如，其排列顺序是先程序法后实体法；先私法后公法。而私法之中又是先人法，后物法，最后是诉讼法；公法中又有世俗法和宗教法之分。《十二铜表法》是后世罗马法的渊源，而罗马法是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大陆法系的主要渊源，《十二铜表法》对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法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罗马与迦太基的争霸战
公元前3世纪早期，罗马人成为意大利的霸主之后，企图继续扩张，以称霸地中海。与此同时，西部地中海的强国——北非的迦太基也在扩张海上势力。双方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战争，其中包括三次大战。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一百多年，因为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所以史称“布匿战争”。
迦太基（今突尼斯）是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殖民地。到公元前6世纪时，它已成为地中海的一大强国，拥有70万人口，相当庞大的陆军和地中海上最优秀的海军，版图囊括北非西部沿岸、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意大利半岛只有一峡之隔的西西里岛也大部分控制在迦太基手中。双方的称霸野心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缘起于“墨西拿事件”。公元前265年，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城邦发生雇佣兵起义，墨西拿向迦太基和罗马两方求救。迦太基率先出兵干预，占领了墨西拿。罗马统治者唯恐迦太基人独吞整个西西里，于是于次年派兵侵入西西里岛，由此揭开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序幕。
经过一系列交战，罗马军队取得了陆上作战的一些胜利，但迦太基在海上一直处于优势。但善于模仿的罗马人，以一艘搁浅的迦太基战舰为样板，在希腊人帮助下，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船只结构同迦太基人的一样，也是桨式战船，但罗马人制造了一种搭有尖钩的活动吊桥，将它钩到对方战舰的甲板上，这样不习水战的罗马人就可沿长板冲向敌船，在甲板上打一场陆地战，充分发挥了罗马陆军的战斗力。
公元前241年3月，罗马的200艘战舰在伊干特群岛大败迦太基海军，迦太基不得不求和，赔款3200塔兰特，罗马取得了西西里及其他一些岛屿；后来又乘迦太基雇佣兵起义之机，出兵占领了科西嘉和撒丁尼亚两个岛屿。罗马取得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并掌握了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
罗马人并没有满足于这有限的胜利，而迦太基也不甘心于已有的失败。公元前219年，迦太基的卓越统帅汉尼拔发兵攻占了归附罗马的萨贡托城，罗马出兵干涉，次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公元前218-前202）。汉尼拔审时度势，决定先发制人，于公元前218年春，亲率9万步兵、1.2万骑兵和37头战象，从西班牙出发，沿地中海疾步东进，绕过了罗马派去堵截他们的军队，翻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口，如天兵天将般出现在意大利的波河平原，罗马人惊慌失措，屡战屡败。公元前217年，在特拉西美诺湖战役中，罗马4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执政官阵亡。公元前216年夏，汉尼拔率5万余人与罗马执政官瓦罗率领的8万多罗马军队会战于坎尼，即著名的坎尼战役。汉尼拔事先了解到当地每天午后会刮东南风，于是指挥部队紧急转移，处于上风方向，并采用半月形战阵，把罗马军队卷入口袋之中，重重包围起来，最后全歼罗马军队。坎尼战役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第一个合围之战，显示了汉尼拔的卓越军事才能。
坎尼战役震动罗马全国，罗马人把所有17岁以上的公民征召入伍，又编成两个奴隶军团共同对敌。罗马人一方面与汉尼拔周旋拖延，另一方面派军进攻西班牙，终于使汉尼拔陷入困境。公元前205年，罗马33岁的年轻将领西庇阿率军渡海到北非迦太基本土，于是战场从意大利转到了迦太基。公元前202年秋，双方在扎玛城附近进行最后的决战。汉尼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战场上被打败。次年，迦太基被迫与罗马订立了屈辱的“和约”：迦太基放弃非洲以外所有领土，除保留10艘舰船外，其余舰只全部交给罗马，赔款一万塔兰特。汉尼拔后因罗马人追捕而自杀。迦太基的海上霸主地位彻底被打败，罗马成了西地中海的霸主。
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罗马人对迦太基的仇恨从未消逝。迦太基虽在军事上无力再与罗马竞争，但其商业发展迅速，物质财富迅速增加，这引起了罗马的妒忌，罗马于公元前149年向不设防的迦太基城和居民宣战。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实际上是罗马军团对已解除了武装的迦太基居民的一场屠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侵略，迦太基措手不及，只得向罗马求和。罗马提出，要迦太基交出全部武器和300名儿童作人质。当迦太基满足罗马这一条件后，罗马又无理要求迦太基毁掉城市，移居离海15公里以外的内地。忍无可忍的迎太基居民在悲壮气氛中同仇敌忾，守城三年。直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以饥饿围困迦太基，才突破城外防线。残酷的巷战进行了6天6夜，最后许多迦太基人同庙宇同归于尽，战至死者达8.5万。原有60万人口的迦太基城，只剩下5万妇幼老残被卖为奴隶，罗马人在夷平迦太基之后，又深犁其土，种上庄稼。一座在古代世界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就这样消失了。
罗马在征服迦太基之后，继续向地中海东部扩张，接连征服了马其顿王国和小亚细亚的西部和中部。到公元117年，北到英国，东到波斯湾，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了几乎全部欧洲，非洲和亚洲很大一部分，都成为了罗马的领土，布匿战争为罗马打开了通往称霸世界的大门。
为平民献身——格拉古兄弟改革
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其势力范围不仅涵盖了几乎整个意大利，而且扩展到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并建立了许多海外行省。罗马作为一个奴隶制国家，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主的残酷压迫不免激起奴隶强烈的反抗。同时国内土地问题突出，破产失地的农民四处流浪，加剧了社会动荡。而且兵源不足也引起了公民兵制危机（在罗马，无产者不得服兵役）。为了振兴罗马，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格拉古兄弟毅然发动了一场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改革运动。
格拉古兄弟出身显赫，曾接受过希腊启蒙主义思想的教育，擅长演讲。长兄提比略·格拉古年轻时曾作战于迦太基，后来在努曼提亚战争中又担任过财务官，在平民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就职以后，他首次提出以限制多占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法案。规定佃户租用国有土地的限额，收回他们的多余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分给少地和无地的罗马公民。每户公民占有国有土地不能超过1000犹格（约合250公顷），超过部分由国家偿付地价后收归国有，然后分成每份30犹格的小块土地给无地平民。为了实施这一改革，提比略·格拉古建议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权他们处理有关收回和分配土地的一切问题。
法案提出后，深得平民的拥护，却遭到了富人的反对。他们拉拢和收买提比略·格拉古的同僚保民官屋大维，怂恿他利用否决权阻止法案的通过。但后来土地法案以多数票获得了通过。屋大维被免职。提比略本人，他的18岁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和他的岳父——法案的创始人之一阿庇安·克劳狄被特里布斯大会选为三人委员会。
由于富人们的刁难以及土地关系的复杂，三人委员会收回公地的工作进行得很困难。当年夏天，提比略作为保民官的一年任期即将结束。提比略深知保民官的权限对于今后实施改革的意义，于是决定再度参选保民官。元老派贵族不甘失败，诬陷提比略是僭主，并将其活活打死，同时被杀的支持者达三百多人。
改革者的血并没有使改革事业完全停止，元老院慑于平民的不满，没敢公然取消土地委员会。在提比略牺牲后，土地委员会补充了新的成员，仍然继续工作。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罗马的小农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
公元前123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并承袭了提比略的改革。盖约比提比略小九岁，他同哥哥一样，为人耿直，处世严谨。但二人在性格和作风上颇有差异。提比略温文尔雅、严肃理智；盖约性情急躁、咄咄逼人，演讲时慷慨激昂，对民众更具吸引力，对贵族保守派更具危险性。盖约的改革已不限于土地法案，而是把改革运动加以扩大和发展。
盖约上台以后，推出了土地法和移民法。土地法大体是提比略土地法的重复。移民法针对罗马国内的国土已不适应国家人口增长的需要，规定在意大利南部的纳普图尼亚和北非的迦太基建立两个移民地。参加移民的成员一般由最殷实的公民组成。另外著名的法令还有：
粮食法。由国库以廉价或免费形式向城市贫穷公民定期提供粮食。
兵役法。这一法律规定不得征召17岁以下的人入伍。凡应召士兵所用的被服，皆由国家供应。
行省授命法。这一法律规定元老院必须在执政官选出以前指明其卸任后服职海外的行省。
此外，盖约在保民官任期内，还提出并实施了审判法和亚细亚包税法。根据审判法，法庭陪审官不得像以前那样完全由元老院任命，而改由从骑士和元老二个等级中任命，各出300名。亚细亚行省包税法规定，将新近获得的帕加马地区的征税权包给骑士，征收该行省年产量的十分之一作为税收。
然而盖约的改革也并非十全十美，他提出给意大利某些“同盟者”以公民权，其目的是想要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者。但这一激进提议不但遭到元老派的强烈反对，连那些不愿把权力分给意大利人的平民也表示反对。由于失去了平民的支持，公元前122年夏天竞选保民官时盖约落选。
于是元老贵族派早已策划的报复行动开始了。公元前121年在卡皮托林的一次会议中双方发生冲突，盖约及其支持者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最终经不住有组织的武装袭击，当场有三千多人遇害。盖约逃入丛林，在绝望中自杀。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最终失败了，但作为有胆有识、富于献身精神的政治家，他们深得罗马人的怀念和敬仰。改革的主观意图虽然是维护罗马奴隶制国家的长远利益，但是客观上多少维护和改善了小农的地位。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从一定意义上也说明，罗马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公民兵制的瓦解已不可避免。
马略军事改革和苏拉的独裁统治
格拉古兄弟死后，元老院疯狂反攻，宣布任何私人占有的意大利和行省公地皆属私产，大土地的占有不再受任何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小农纷纷破产，建立其上的罗马公民兵制也随之瓦解，罗马兵源逐渐枯竭，军纪败坏，士气涣散，导致罗马在对北非努米底亚国王的朱古达战争中屡次败北，雄风不再。就在这时，罗马著名的军事家盖约·马略进行了一番改革。
盖约·马略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不仅深得士兵爱戴，而且深深了解军队中存在的问题。
马略就任执政官之后，他放弃征召有产公民服役的公民兵制，改行募兵制，凡志愿又符合服役条件的公民无论财产等级皆可应募入伍。服役期为十六年，国家负担武器装备并发薪饷，退伍后分给土地。马略还把属于同盟者身份的意大利城市和农村的自由民征募入伍，加之大量的无产贫民皆可参加军队，罗马兵源问题得到解决。马略整顿军纪，严格训练，使士兵战斗力大为提高。公元前107年，马略以执政官身份率领他训练的新兵奔赴战场，扭转了战局，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马略乘朱古达战争胜利之余威，又击败了侵入波河流域的森布里人、条顿人，并连任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的执政官。
公元前105年，原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基姆伯尔人和特乌托涅斯人为找寻新的居住地，向西南迁移。这些日耳曼部落推进到阿拉乌西奥附近，歼灭8万多罗马军队。马略率军打败了日耳曼人的进攻，成了罗马最有声望的人。在对日耳曼人战争期间，马略全面完成了军事改革。在迎击日耳曼人途中，马略毫不放松军队训练，让士兵背负行囊，长途行军；为了保证供应，他还组织军队修建运河，使士兵习惯于土方工作。另外，马略改变了罗马军队历来相传的队形排列，扩大了战术单位，军团人数由4200人增加到6000人。
马略的军事改革结束了罗马公民兵制度，解决了因小农衰微导致的兵源枯竭问题，使大量的无产贫民加人军队，既巩固了罗马政权，又稳定了罗马社会。但是马略的改革使原有的公民兵变成了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士兵成了雇佣军人，必然严重依赖将领，军队日益成为将领个人实现政治野心、夺权政变、制造内乱的工具，为军事独裁政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91年，保民官德鲁苏斯重提给意大利同盟者以公民权的法案，遭到暗杀，意大利人愤然掀起“同盟战争”（公元前91-前88）。战争的结果使大多数的意大利人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在同盟战争中，马略的部将苏拉屡建军功，声望逐渐超过了马略，并取得了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苏拉出身于元老贵族家庭，在当选为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之后，俨然以元老派的代表与马略相争。年迈的马略不甘寂寞，奋起同苏拉争夺。骑士、平民、新公民和马略手下的老兵也反对苏拉，拥戴马略为统帅。
在马略的策动下，公元前88年，保民官卢福斯利用自己控制的一支号称“元老院反对者”的武装，强行通过法案，剥夺苏拉的指挥权，转而交给马略。苏拉闻讯，率军进攻罗马。罗马军队向自己城市进军对罗马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苏拉很快进入罗马。马略被迫逃亡北非。苏拉掌权之后，取消了平民会议，限制保民官权力，元老院被宣布为最高权力机关，不经元老院批准，公民会议不得通过任何法案。他还指派300名党羽充任元老，使元老院成为他个人权力的工具。
公元前87年，苏拉率军出征离开罗马后，马略卷土重来，联合执政官秦纳，控制了罗马政局，恢复卢福斯的法案，取消部分债务，增加粮食分配，实行币制改革。与此同时，他们实行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宣布政敌不受法律保护，搜捕苏拉党羽，屠杀持续了五昼夜。
不久马略去世，领兵在外的苏拉在巴尔干和小亚战场屠戮16万人后重建罗马的统治，公元前83年，苏拉率大军奔返罗马，随即展开激烈的内战。此时秦纳已死，但他和马略的余党尚在，战斗十分残酷，死者达到10万之多。公元前82年，苏拉攻入罗马，90名元老、15名高级长官和2600名骑士列人苏拉的公敌名单。一时血雨腥风笼罩罗马，无数的贵族和平民遭到屠杀，财产被掠夺。这可能是罗马城内，罗马人对罗马人的最大的一次屠杀。
苏拉从此获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被“选举”为终身独裁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苏拉却没有建立帝制，执政官仍在选举，在立法和司法上，元老院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已形同虚设。苏拉开创了罗马历史上军事独裁的先例，实际上迈出了否定共和原则、取消共和制度的第一步。公元前79年，就在苏拉权势如日中天之时，他在一次公民大会上突然宣布放弃所有的权力。苏拉的引退，是一个历史之谜。引退后的第二年，苏拉病死，但其党羽凭其余威依然控制着罗马，这种黑暗僵死的局面直到斯巴达克起义时才被打破。
英名永存——斯巴达克起义
古罗马在长期的征战中，掠夺了大量土地、财富以及人口。在古罗马，到处都是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奴隶失去人身自由，沦为“会说话的工具”，在市场上任人买卖，在皮鞭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公元前2世纪，罗马奴隶制度达到了全盛时期，对奴隶的压迫也达到了极致。公元前73年，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爆发了。斯巴达克起义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残酷压迫的一大壮举。
斯巴达克（？—前71）是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色雷斯人。罗马进兵北希腊时，在一次战争中斯巴达克被罗马人俘虏。因为他体魄强健，又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于是被卖为角斗士奴隶，送到卡普亚城一所角斗士学校。
古罗马的奴隶主们为了取乐，建造了巨大的斗兽场，最大的能容纳5万观众。角斗开演前，举办人会贴出广告，招揽观众。成千上万的贵族、奴隶主、大商人和平民蜂拥而来。观看角斗最刺激的莫过于下注赌博。角斗士在场上的胜负直接关系到这些赌徒的进账，因此场上的局面往往十分狂热。
角斗士们一般都是奴隶，多为色雷斯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也有非洲人和其他地方来的战俘。在角斗士学校里，斯巴达克和他的伙伴们过着或与野兽相拼，或者自相残杀的生活。终于，斯巴达克和其他角斗奴隶们不愿屈服于任人宰割的命运，决定以暴动方式赢得自由。斯巴达克向他的伙伴们说：“我们宁为自由战死在沙场，也绝不为贵族老爷们取乐而死于角斗场。”正在斯巴达克秘密筹划起义之时，有叛徒走漏了风声。斯巴达克果断决定马上行动，角斗士们拿起了厨房里的刀和铁叉，冲向校门，杀死了警卫，奔向牢笼外的广阔天地。
当时跑出来的角斗士共有78个。路上他们夺取了一些武器武装了自己，并袭击了几个奴隶主庄园。斯巴达克率领角斗士们在维苏威山上建立起一个巩固的阵地。角斗士们推举斯巴达克为首领，克里克苏、恩诺麦伊为部将。许多逃亡奴隶和农民都纷纷前来投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约一万人，并多次战胜罗马非正规军。斯巴达克便按照罗马军队的形式将自己的部队进行了改编，除有数个军团组成的步兵外，还建立了骑兵、侦察兵、通信兵和小型辎重队。除夺取敌人武器外，起义军兵营里还组织制造武器。对士兵进行训练，并制定了严格的兵营和行军生活规章，不久就控制了整个坎佩尼亚平原。
公元前72年初，斯巴达克军队已增到6万人。他将部队开向阿普利亚和路卡尼亚，在那里人数达到12万（据有些史料记载为9-10万）。被起义的巨大规模震惊的罗马元老院，派遣了以执政官楞图鲁斯和盖里乌斯为首的两支军队讨伐斯巴达克。这时，起义军内部在战略进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大部分奴隶，其中包括斯巴达克，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认为在意大利本土建立政权比较困难，主张离开意大利，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势力尚未到达的高卢地区，摆脱罗马统治，获得自由，或者返回家乡。而克里克苏和参加奴隶起义运动的当地的牧人和贫农则不愿离开意大利，希望继续与罗马军作战，以夺取失去的土地。由于这种意见分歧，克里克苏率领3万人的队伍脱离了主力部队，在伽尔伽努斯山下（阿普利亚北部）被罗马军队击溃（死2万人）。斯巴达克原拟北进，遭到罗马军队的堵截，转而回师南下，将追击的两股罗马军队各个击破，并杀死了300名罗马俘虏，祭奠了阵亡战友的“亡灵”，继续率军北上。这时的斯巴达克队伍已臻于极盛，据说达12万人。
公元前72年，斯巴达克的军队沿亚得利亚海岸穿过整个意大利。在齐扎尔平斯高卢省（北意大利）的摩提那会战中，斯巴达克的军队击溃了卡西乌斯总督的军队。此后起义军并没有按原计划翻越阿尔卑斯山，而是掉头南行，这引起了罗马城内的一片恐慌。但是斯巴达克认为进攻罗马时机尚未成熟，于是直奔意大利半岛南端，打算渡过墨西拿海峡，占领西西里岛。由于事先允诺提供船只的海盗违约，渡海未成。此时元老院已任命大奴隶主克拉苏统率大军，镇压起义军。克拉苏在起义军兵营后方挖了一条两端通海的壕沟（长约55公里，宽和深均为4.5米），并筑起土围，切断了起义军撤回意大利的后路。但是，起义军仍然突破了这道工事。在突击中，斯巴达克的军队损失了约3/2。斯巴达克在军队很快得到补充后（达7万人），于公元前71年春试图以突袭的方式占领意大利南部的主要港口——布林的西，乘船渡海驶向希腊，进而到色雷斯（今保加利亚、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这时，克拉苏获得了从西班牙返回的庞培大军的增援，实力大增。在阿普里亚省南部，双方展开了实力悬殊的生死决战。斯巴达克身先士卒，决心杀死克拉苏，但由于大腿受了重伤，只好在地上曲着一条腿继续战斗。在罗马军队的疯狂围攻下，6万名起义者战死，斯巴达克也壮烈牺牲。约5000名斯巴达克起义军逃往北意大利，不幸在那里被庞培消灭；6000名俘虏被罗马人钉在从罗马城到加普亚一路的十字架上。但是，一些分散而没有统一领导的起义队伍在意大利许多地区仍然坚持战斗达10年之久。
轰轰烈烈的斯巴达克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统治阶级，加剧了罗马奴隶制的经济危机，也使罗马政治体制的弊端更加暴露出来，加剧了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民主派和元老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共和制度的瓦解。
从“前三头同盟”到恺撒独裁
公元前146年，罗马进入晚期共和国时期。这一时期罗马危机四起，奴隶起义和平民运动风起云涌，共和制统治形式已经过时，帝制的建立是奴隶制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罗马共和国为元老贵族所垄断，改制的阻力极大。不过在苏拉和马略的党争中，许多共和制的支持者被杀，反对共和的势力日益强大。在这种背景下几个军事政治强人相继登上了罗马政治舞台。他们就是靠镇压斯巴达克起家的克拉苏、凭借剿灭海盗和胜利结束米特里达提战争的庞培和野心勃勃的没落贵族恺撒。
三人之中，克拉苏有雄厚的财力，庞培有强大的罗马军团，而恺撒只有慷慨好施之后留下的巨额债务。克拉苏与庞培很快一同当选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上任之后马上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力，并把司法权和包税权重新让骑士分享。不过二人之间却存在着不可化解的矛盾——二人都想压倒对方，成为罗马国家的操纵者。这给了恺撒可乘之机，他才智过人，善于笼络人心，经常为平民举办盛大的演出并提供免费的饮食。另外，恺撒有胆有识，敢于揭露元老贵族的贪污行径，因此在骑士和平民中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2年，恺撒步入罗马政坛，得到了下一年出任西班牙总督的肥缺，但他在经济上却陷入困境。债主们的逼债使他难以成行。这时克拉苏慷慨解囊，替他还债做了担保，恺撒这才得以赴任。克拉苏此举的目的在于拉拢恺撒对抗庞培，同时也想借助恺撒提高自己的地位。
恺撒在西班牙用心理财，收获颇丰。公元前60年恺撒回到罗马。这时的庞培正与元老院明争暗斗。由于庞培在东方战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灭亡了本都王国，吞并了塞琉西王国，攫取了许多战利品，这一切引起了元老院中各方权贵的妒忌。元老院拒绝了庞培拟定的东方政策并不给其老兵分配土地。庞培怨恨元老院，又对参与作梗的克拉苏十分不满，于是和恺撒交好。在恺撒的周旋下，庞培和克拉苏暂弃前嫌，公元前60年三人出于各自的政治图谋结成秘密同盟，与元老院共和派抗衡，史称“前三头同盟”。在庞培和克拉苏的支持下，恺撒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恺撒上任后，设法批准了庞培在东方的全部决策，并实行土地法，分给庞培老兵和多子女公民以土地。另外，恺撒还减免在亚洲的包税金三分之一，以笼络以克拉苏为代表的骑士包税商。
恺撒深深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还需要更多的业绩和实力。于是他看中了高卢行省，出任该地总督，将其作为自己的发展基地。古代高卢在地理环境上通常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分为山南高卢和山北高卢两部分。山南高卢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之交归入罗马版图，作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山北高卢则处于罗马控制之外，居住着自由的高卢人。山北高卢地域辽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征服这里是恺撒多年来的梦想。恺撒上任后，以四个军团的兵力，利用高卢本地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步之蚕食，逐渐征服了高卢全境。
恺撒在高卢的胜利大大刺激了庞培和克拉苏的贪欲。公元前56年，三头为巩固其政治联合在伊达拉里亚北部的路卡举行会议，决定恺撒续任高卢总督5年（公元前54-前49），庞培和克拉苏出任公元前55年执政官，任满后庞培出任西班牙总督五年，克拉苏则为叙利亚总督五年。三头都在为自己积蓄力量。克拉苏在东方轻敌冒进，于公元前53年在帕提亚被杀。三头从此剩下两头。
早在三头掌权之初，恺撒就与元老院关系不睦，他曾指使保民官克劳狄指控以西塞罗为首的元老贵族在挫败喀提林阴谋时，未经审判就处死了罗马公民，致使西塞罗被放逐。克拉苏死后，恺撒在高卢继续扩张，将罗马疆域扩展到今天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区，并渡过莱茵河，深入日耳曼，还两度侵入不列颠。他把在高卢的业绩写成《高卢战记》一书，为自己树碑立传。恺撒在高卢的势力迅速膨胀，引起元老院的恐慌。元老院遂与庞培联合，拥戴庞培当上了史无先例的“单独执政官”。公元前50年，元老院和庞培决定，恺撒应在下一年总督届满时交出兵权并解职回国。恺撒闻讯，毅然率领身边仅有的一个军团，跨过卢比孔河，进军罗马。庞培和元老院猝不及防，逃往希腊。在公元前48年的法萨卢战役中，恺撒彻底击败庞培，庞培逃至埃及被杀，恺撒追至埃及，趁机干预托勒密王朝的王位之争，扶立美丽的克莱奥帕特拉为埃及女王。公元前46年—公元前45年，恺撒又平定了庞培在非洲和西班牙的残余势力，从而胜利地结束了内战。
公元前48年，恺撒被选为终身保民官，并担任五年执政官。公元前45年，又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继苏拉之后，恺撒又一次建立了独裁统治，这时的罗马共和制已经名存实亡了。恺撒掌权期间，彻底改组了元老院，将元老的数目增至900人，使元老院成为他的统治工具。恺撒还采取了许多新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包括：增加行政官员数目，提高行省地位，扩大罗马公民权范围，建立移民城市以安置老兵和贫民等等。
然而恺撒的独裁未能完全消除共和传统的习惯势力，他未料到元老院的旧元老已利用这种传统势力把他的一些亲信转变为共和派，并在反对独裁、恢复共和的旗帜下密谋将其杀害。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的一位亲信布鲁图斯与同伙卡西乌斯在元老院会议厅向恺撒连刺二十三剑，一代天骄就这样死于亲信的剑下。
“后三头同盟”和奥古斯都·屋大维
恺撒被刺身亡后，罗马政局又趋于动荡。许多民众在恺撒掌权时得到了好处，他们纷纷指责共和派元老贵族心目中的“杀暴君者”——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为凶手，为恺撒复仇的声浪此起彼伏。这时的罗马政坛上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权力争夺。一个年轻有为的政治明星冉冉升起，这就是盖乌斯·屋大维。
屋大维是恺撒的侄孙，被恺撒收为养子并指定为继承人。屋大维当时仅是一个18岁的青年，既没有军队，也没有政治势力。但他胸怀大志，颇具政治头脑，依靠恺撒的财产和声望，逐步建立自己的地位。这一时期安东尼成为恺撒派主要头目，由于恺撒派缺乏对夺权斗争的统一筹划，以“罗马散文泰斗”西塞罗为首的元老院的地位有所增强。西塞罗和元老院看中了屋大维的能力，想利用他对抗安东尼。而屋大维也很聪明，他先和元老院合作，迫使元老院补选他为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一旦羽翼丰满，他就转而和反元老院的势力联手。同年秋，屋大维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历史上所谓的“后三头同盟”。三方协议分治天下五年：安东尼统治高卢；屋大维控制非洲、西西里与撒丁尼亚；雷必达得西班牙；意大利和罗马则由三人共治。至于东方，由于尚在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控制之中，归安东尼与屋大维处置。
与“前三头同盟”秘密结盟共同对付元老院不同的是，“后三头同盟”是公开结成，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认可，取得五年间处理国家事务的合法权利。后三头掌权在为“恺撒报仇”的名义下，在罗马发布了公敌宣告，在这场报复的浪潮中，包括西塞罗在内的30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丧命。公元前42年，安东尼和屋大维进军希腊，与共和派军队进行了腓力比战役，结果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兵败自杀，共和派的势力被彻底摧毁。
公元前40年，后三头在肃清政敌后再次划分势力范围：安东尼控制罗马东部地区，屋大维统治意大利和高卢，雷必达统辖北非。屋大维坐镇罗马，逐渐和元老、骑士等上层统治分子取得妥协，又以公民领袖自居，渐渐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公元前36年，屋大维在肃清了庞培之子小庞培在西西里和撒丁尼亚的势力后，顺势兼并了北非，解除了雷必达的军权，至此“三头同盟”变成了两强对峙。
这时的安东尼坐镇东方，却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他与曾经迷倒恺撒的克列奥帕特拉结婚，且宣称要把他治下的领土赐予克列奥帕特拉之子，这些丑闻为屋大维反对安东尼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公元前32年三头分治协议五年期满，屋大维和安东尼公开决裂。屋大维以武力迫使亲安东尼的两位执政官和300名元老东逃，怂恿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宣布安东尼为“祖国之敌”，并向埃及女王宣战。公元前31年9月，屋大维与安东尼大战于希腊的阿克兴海角。此役双方旗鼓相当，交战初期胜负难分，但督战的克列奥帕特拉却在战斗最激烈时率埃及舰队撤退回国，安东尼跟随而去，全军遂告瓦解。阿克兴的胜利奠定了屋大维主宰帝国全境的权势，成为恺撒事业的真正继承人。公元前30年夏，屋大维进军埃及，安东尼和克列奥帕特拉双双自杀。托勒密王朝灭亡，埃及被并入罗马。
公元前29年秋，屋大维返回罗马，成为罗马内战时代唯一也是最后的胜利者，并揭开了罗马历史上新的一页——共和制走向覆亡，帝制在罗马建立起来。
屋大维专权的建立事实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23年，屋大维连任十年执政官。公元前30年，屋大维被授予终生保民官的职权。公元前29年，屋大维凯旋罗马后，又获得了“元帅”称号，同年被赋予监察官权力。公元前28年，屋大维荣膺首席元老。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在元老院发表演说，假意放弃权力，恢复共和，结果获得了元老院赠予的“奥古斯都”（拉丁语，意为至尊、神圣）尊号，并恳请他直接管辖高卢、西班牙和叙利亚三个行省，统率二十个军团，为期十年，后来这个期限又被延长。以后，屋大维又获得了大祭司长这一最高宗教职务，并获得“祖国之父”的最高荣誉称号。从此，屋大维集罗马国家的政治、军事、宗教等一切大权于一身，他个人也被神化，在意大利和行省建造了供奉他的祭坛和神庙。共和国时期的各种官职和政治机构此时虽然依然存在，但屋大维的权威已凌驾于元老院和其他所有官职之上。屋大维之所以要建立这种元首政制，是因为罗马近500年的共和传统根深蒂固，尽管时局的发展迫使人们不得不逐渐习惯于新的个人权力。苏拉、恺撒建立独裁统治之后，谁也不敢公开称王称帝，恺撒刚刚露出一点儿想当国王的迹象，就招致杀身之祸。屋大维是一个富有远见、少年老成的人，因此他并未直接称帝而是采用了“元首”的称号，建立了元首政制的独裁统治形式。不过，元首制还不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因为元首的权力从理论上，来自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而且元首并不世袭。元首制从公元前27年一直延续到284年，这一时期在罗马史上被称为“早期帝国”。
屋大维统治期间，依靠和保护元老贵族和骑士及行省贵族，保护有产平民，镇压和笼络流氓无产者，对奴隶实行严厉的统治。此外，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整饬日益腐化堕落的社会道德，复兴罗马传统的淳朴风尚，健全家庭关系，奖励生儿育女，提倡节俭生活。他还恢复罗马古老的宗教崇拜，大兴土木兴建神庙，他热衷于罗马公共工程的建设，兴建了众多剧场、水道、浴池，把一座砖造的罗马变成了大理石造的罗马。
屋大维还建立了新的货币制度；增设在他亲自监督下的中央集权制法庭；多次赐给一些城市和行省地方自治权；坚持以知识经验作为录用行政官吏的依据；借地方总督的权威直接监督控制行省官吏，并对贪污受贿和横征暴敛者严加惩处；废除了能够导致上述腐败的行省包税制，任命一些有固定薪水的人做收税人。
公元14年8月18日，屋大维去世。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中，罗马帝国出现了安定局面，并持续两百年之久，史称“罗马和平”。
基督教的源起
基督教、佛教与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大约于公元1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在散居小亚等地的犹太下层人民中间，不久便迅速传播于罗马帝国全境。基督教相传为拿撒勒人耶稣所创立，因此基督教的人信仰上帝，崇奉耶稣为“救世主”。“救世主”的本意为上帝敷以圣膏油而派遣来拯救世人的使者，在希伯来语里一般称“弥赛亚”，希腊语称“基督”，该教就由此而得名。
基督教最早出现于犹太的下层人民中间是有其历史根源的。犹太人在历史上曾历经劫难，饱受艰辛。他们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8世纪受到亚述重兵的蹂躏，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灭亡了犹太王国，大批犹太居民被掳往巴比伦（其中一部分犹太人沦为奴隶），这就是所谓的“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38年，波斯灭亡新巴比伦，允许犹太人返回故土。波斯帝国灭亡后，犹太人又沦入塞琉西王国的统治之下。公元前165年起，犹太人曾在犹大·马卡比领导下掀起斗争，一度赢得独立。公元63年罗马征服巴勒斯坦，犹太人又在罗马统治下受苦受难，于公元66年、132年一再发动大起义，都遭到残酷镇压。犹太人或遭屠戮，或背井离乡。亡国和失败的命运使犹太民族备感绝望，早在公元前2世纪，犹太下层居民中流行一种宣扬“救世主”将要来临的秘密教派，在小亚各地的犹太居民中出现许多传教的“先知”。基督教就是从这种新的教派中形成的。
基督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有其特定的思想来源。在教义和教规方面，基督教继承和吸收了包括犹太教在内的古代东方宗教和希腊古典哲学的一系列精神财富。早期基督教的“救世主”观念和崇奉一神的思想显然来自犹太教。希腊、罗马的哲学，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斐罗的学说、斯多葛派哲学和昔尼克派的伦理学对基督教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斐罗学说中的“逻各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可与“救世主”思想相结合。斯多葛学派的人皆是神的奴隶，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忍耐顺从、精神忏悔、禁欲主义、宿命论等观点都为基督教义提供了思想元素。
在信仰方面，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创造了人类，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人类与生俱来就犯有“原罪”，必须依赖上帝和他所差遣的救世主“耶稣”的救赎。上帝为了拯救人类而显灵，使童贞女玛利亚未婚而孕生了耶稣。他作为上帝的使者来到世间，招了十二名门徒，在巴勒斯坦传教，扶危济困，后来由于弟子犹大的叛卖而被害，但死后三天又复活（是日为复活日）显灵，然后升天。相传耶稣将在世界末日再临世间，摧毁罪恶，重建幸福的“千年王国”。
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旧约》原为犹太教经典，后被基督教徒所接受。公元2世纪，传道者编成了《福音书》，流传至今的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迦福音》和《约翰福音》四种，并构成《新约圣经》的主要内容。
天国思想反映了早期基督教徒的社会观，一是反对富人的贪婪和罗马的暴虐统治；一是朴素的社会平等思想。后者反映在宗教上，就是所谓的在上帝面前人人皆平等，人人皆有罪，上帝救人人，忍受人间苦，死后升天国。最早的基督教徒多是奴隶、被释奴隶、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等下层社会民众。他们在城镇组织一些小规模的公社，以十字架为标志，过财产共有的生活，信徒一律平等地在一起聚会、听道、祷告、聚餐、互助。使徒是这种公社的组织者、传教人，募集捐款供公社需用。公社的领导人是长老和执事，后来又增设财务监督。到公元2世纪末，各城市的公社逐渐联合而成立教会。
从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和活动来看，主要是下层人民追求平等自由的社会运动。他们反对罗马统治，不信奉罗马旧神，不崇拜皇帝，因而遭到了残酷镇压。公元64年，尼禄皇帝对基督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杀死了许多基督徒。到公元3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连绵不断。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迫害愈演愈烈，禁止教徒举行礼拜，没收他们的财产，屠杀传道者。然而政治迫害并未能阻挡基督教的迅速发展。
从公元2世纪后半期起，由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城乡中等阶层的有产居民（手工业作坊主、商人、富裕农民等）和其他有产者也纷纷入教。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因遭受奴隶制危机的损害而感到惶恐无望，而且这时基督教已从公社转向成立教会，整个罗马，约有5%的人口入了教，教会的力量使人们对它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各地的教会便利了商人、手工业者的营业活动。有产者加入教会，改变了早期基督教的社会成分，从而使基督教的思想和组织也随之改变。他们向教会捐献财物，加上比较有文化教养，因而在教会内影响较大，并逐步取得了领导地位。同时，早期基督教那种平等博爱、同舟共济、敌视富人、反对罗马的精神也渐趋消失，而劝人驯服、爱仇如己、希冀来世的教义，则被提到主要地位，甚至宣扬既要服从善良的主人，也要服从严厉的主人，“把王国给国王，把天国给上帝”等主张。因此，到2世纪下半叶，基督教经过演变，其主导势力已是富有者和奴隶主。
在公元3世纪时，基督教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受到震动和打击的奴隶主、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甚至皇帝的亲属，也有一些加入了基督教。教会也有所发展，罗马、拜占庭、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成为其所在地区教会的中心，并渐渐发展成为领导所在地区教会的上级教会。教会的领导权转到了大有产者的手中，基督教从而失去了被压迫者宗教的性质，逐步蜕变为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公元392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基督教由原先被压迫民众的宗教，终于完成了与帝国政权的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广泛且又深远的，无论是在建筑艺术、文学、道德、政治和法律等方面，还是在科学及社会生活等方面，莫不如此。尤其是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传播。
庞贝古城的黄昏
公元1、2世纪之交，罗马进入了鼎盛时期。庞贝城是昔日罗马辉煌的一个缩影。当时的庞贝西临海水湛蓝的那不勒斯湾，北靠巍峨峻峭的维苏威火山。流向那不勒斯湾的萨尔诺河绕庞贝而过，连接起古罗马帝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令庞贝城中商贾云集。这里土壤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饶，在成排的葡萄架和油橄榄间，庞贝人栽种着谷物、蔬菜，还有无花果和迷迭香。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却被突然发生的火山爆发掩埋在深深的地下，直到18世纪，才重见天日。
庞贝城的开发始于公元前8世纪前叶，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成为罗马的一个自治城市，人口约两万。庞贝城面积约1.5平方公里，四周砌有石头城墙，周长4.8公里，共有8个城门。城内4条主街呈井字形，两侧为人行道，中间走车，石板路面上留下了深深的辙痕，可见当年车水马龙的情景。所有十字路口都有用大理石砌成的水池，饰有精美的雕像，池内储存着清澈的泉水。泉水是通过高架水槽从城外引到城内最高点的水塔，再由水塔流入各个公用水池和豪门宅院。
城区西南部有一个长方形广场，城内最宏伟的建筑物，如政府、法院、大庙宇等都集中在广场四周。政府规模很大，设有议事厅，供头面人物办事。法院是一座两层的长方形建筑物，这里不仅进行司法审判，而且还供商人们签订贸易合同。广场的东北是商场。从发掘出来的情况看，这里店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生意非常兴隆。有一家水果店，货架上摆放着品种丰富的水果，如胡桃、栗子、无花果等。虽然年代久远，但形状依稀可辨。一家面包房里还有烤熟了的面包，上面店主的姓名还很清晰。
城的东南角是规模宏伟的竞技场和大剧场，经常有角斗士比赛和其他娱乐活动在这里举行。庞贝城内的竞技场是现存的罗马竞技场中最为古老的一个，可以容纳两万人左右，也就是刚好可以容纳全城的居民。在庞贝的角斗士学校里，发掘出63具身戴锁镣的角斗士骨骸，很明显，在灾难降临时，没有人会考虑他们的安危，他们就这样被活埋了。
古罗马人的贫富差距悬殊，穷困的人只能住在简陋的公寓，商人和贵族却享有华丽的豪宅和成群的奴仆。在庞贝城的遗址里，保存下来许多富豪的住宅。住宅的大门都有大理石圆柱和雕有花纹的门楼。走廊和庭园树立有天神和野兽的塑像。墙上的壁画和地板上的镶嵌画都十分精美。有一幅生活气息浓厚的壁画，再现了当时金属工艺、香料制造、花木栽培、葡萄种植、染布等行业的生产过程。另一幅壁画上面，长着双翅的三位仙女，正在花丛中精心采摘各种鲜花。
在当时，到公共浴场洗浴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浴场用大理石砌成，而且设计十分细致，更衣室、按摩室、美容室等样样俱全。浴池设有冷热水管道可以调节水温。此外还有设于最里面的女士专用浴池。可想而知，当时庞贝的市民已达到的富裕程度。
庞贝人倚仗优越的自然环境，过着富足的生活。直到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庞贝人都不知道，他们脚下的沃土其实是不远处那座火山的馈赠。庞贝人还不知道，这座已经聚集了几百年力量的火山一旦爆发，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将在瞬间被摧毁。
公元79年8月23日深夜，维苏威火山爆发了。顷刻之间，天色昏暗，大地摇撼，连平静的那不勒斯湾也翻腾起汹涌的浪涛。喷起的熔岩，落地时凝固成石块。大量的石块和火山灰，把火山附近的地面全覆盖了起来。接着又下起暴雨，引起了山洪暴发。大水挟带着石块和火山灰，形成一股巨大的泥石流，势不可挡地向庞贝倾泻下来。庞贝人惊骇万分，在街道上狂奔。人们纷纷被砾石击中而倒下，下落的火山碎屑不断堆积起来，不堪重负的建筑物连连倒塌。岩浆腾起的气浪烧烤着路边残剩的房屋和依然躲藏在那里的人。紧接着，黑色的火山灰从火山口上空滚滚而来，密不透风地封堵住庞贝城中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户，封堵住那些在砾石的袭击中侥幸存活的庞贝人的眼睛和胸腔，令他们最终因窒息而死。另外火山喷发产生的有毒气体也是许多人致命的原因。
当时的庞贝城，一连三天没见太阳，火山碎屑将整个庞贝城掩埋，最深处竟达19米，直到千余年之后才被人发现，默默诉说着当年罗马社会的繁荣景象。
帝国落日——西罗马帝国的覆亡
公元1至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鼎盛，甚至把地中海都变成了帝国的内海。然而，到了公元3世纪，罗马却迈入了政治、经济、军事、精神文化的全面危机时期，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风雨飘摇，江河日下。其实在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代就埋藏着走向衰落的隐患。
帝国为了维护统治，维持着庞大的官僚机构，供养了几十万军队，使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军官纵容军队去抢劫。当官的则争权夺利，贪污成风。奴隶主穷奢极欲，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为了炫耀太平盛世，帝国政府逐年增加节庆娱乐日，公元1世纪时每年有66天节日，到公元2世纪时，竟达到123天，比全年时间的三分之一还要多，节日和纪念日里，还要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奢侈之风盛行的结果，使作为中小生产者的罗马自由平民也不事生产，靠国家和社会施舍度日。创造社会财富的只剩下田庄里的奴隶和各地被征服的民族。由于自公元1世纪起，罗马帝国停止了大规模对外扩张，掳掠人口的活动也随之平息。这样奴隶来源逐渐枯竭，价格不免上涨。到了公元3世纪，一个健壮的奴隶，售价在300银币至500银币。奴隶主们越发加重了对奴隶的剥削以获取补偿。残酷的压迫激起了奴隶们强烈的反抗，他们怠工、破坏工具、逃亡，还公开举行起义。奴隶主们只好把庄园土地分成小块，租给隶农耕种。隶农，早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已经存在，但最初是指自由租佃者，他们除交纳一定的地租外，经济上是独立的，法律上是自由人。这样罗马社会赖以生存的奴隶制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破坏。罗马帝国逐渐陷入了经济危机。农业的衰落使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缺乏原料支持，也逐渐败落下去，导致国家财政枯竭。政府为了解决庞大的开支的问题，只好加重税收，发行劣币，从而又引发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在经济危机面前，罗马中央政府不仅毫无对策，相反地，却因为内部的权力争夺愈演愈烈而使政局越发动荡不安。手握重兵的将领专横跋扈，皇帝的废立基本上掌握在他们手中。公元235年以后的五十年中，皇帝更换居然有十个之多。
最高统治层的不稳定，给了一些边远地区脱离罗马帝国控制的机会。正当帝国内部陷入长期混乱的时候，居住在帝国北部边陲的许多所谓“蛮族”受匈奴人冲击，纷纷进入罗马帝国境内。“蛮族”主要是指日耳曼人各部落，包括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等。罗马人难以抵挡日耳曼人内迁，只好采取“以蛮制蛮”的策略：允许一部分蛮族人移居境内，让他们抵制另一些蛮族入境；或是招募他们为兵，以对付内忧外患，结果帝国境内的蛮族日益增多。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基，对官僚体制和军队作了一些改革和整顿，稍稍稳定了帝国混乱的局面。戴克里先退位以后，继承帝位的是君士坦丁。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把首都迁到拜占庭（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号称“新罗马”。公元395年，狄奥多西皇帝去世。他留下遗嘱，把帝国版图划分为东西两部，让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治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拥有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国家后来又叫做拜占庭帝国，它一直存在到公元1453年。西罗马帝国的领土比东罗马帝国要大一些，包括现在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的大不列颠、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西北、地中海的整个西部，以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的北部。首都仍设在罗马。两个帝国形成后，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命运。由于东部地区相对较为稳定，拜占庭以新的社会形态跨入中古时期，又存在了一千多年。而西罗马帝国受到日耳曼人的冲击，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就很快灭亡了。
公元408年，一支哥特人在他们的首领阿拉列的率领下，侵入意大利北部，向罗马挺进。不久，哥特人占领了罗马的港口奥斯提亚，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城内人口众多，人们立刻陷入饥荒，随后又爆发了瘟疫，死者众多。罗马元老院迫不得已派人去向阿拉列求和，献出黄金5000磅，白银30000磅，绸料4000匹，皮革3000张，东方胡椒3000磅，又提交一些贵族做人质，才换取哥特人的解围，被允许到港口买粮。和平是短暂的。公元410年，阿拉列决定打进罗马城并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劫三天。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城里的罗马奴隶为攻城者打开了城门，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陷落了。三天三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室化成了焦土一片。哥特人是贪图罗马的财富才进攻罗马的。他们并不打算长期占领这座城市，当然更没有管理整个帝国的思想准备。在入城的第六天，他们就放弃了罗马，向意大利南部推进，打算渡海远征西西里，再去非洲。但是阿拉列突然病死，使哥特人远征的计划没有实现。后来他们在西罗马帝国的西南——今天的西班牙北部，建立起西哥特王国。
这以后，在西罗马帝国广大的领土上，东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勃艮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陆续建立起一个个“蛮族”小王国。帝国的版图就像一片被蚕啃过的桑叶，四周都吃光了，中间也已经千疮百孔。那些“蛮族”小国就是今天欧洲一些国家的前身。
到公元5世纪的50年代，意大利本土遭到了阿齐拉率领的匈奴人的侵扰。接着，汪达尔人在公元455年又洗劫了罗马，城里的文物几乎全被毁坏，只剩下7000多居民。这个豪华、富丽的帝国中心，随着奴隶制的逐渐崩溃，变得满目疮痍了。皇帝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不但没有过问政治的权力，而且连本身的命运也被完全操纵在“蛮族”将领的手里。公元476年，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克把登基不到一年、只有六岁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废黜了。于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同时也宣告了欧洲奴隶社会历史的结束和古典时代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