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文字狱，文人们无不三缄其口，著书立说更是谨小慎微，稍有不慎便是人头落地，严重的甚至会祸及九族。而其中尤以康乾盛世最为严重。虽然康熙、乾隆是公认的明主，但他们手中文人的鲜血要远远超过被公认为残忍好杀的雍正。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多是由年羹尧一案开始的。
汪景祺本是一介书生，小有才气，可惜就是对八股文不感冒，考了几次均是名落孙山，仕途颇为不顺。最后，终于考中了个举人，可惜还是没有当上官。于是求官心切的他，把目标放在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年羹尧年大将军身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汪景祺成为年羹尧的幕僚。他本希望可以借此攀上高枝，出人头地，于是竭尽阿谀之能事，逢迎年羹尧，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读书堂西征随笔》来歌颂年羹尧。可惜，还来不及邀功，年羹尧就倒了。在抄家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本书。书中除了对年羹尧极尽阿谀奉承之外，还对雍正有许多微词。比如在雍正的年号上作文章，他说帝王年号不可用“正”字。因为“正”字含有“一止之象”。预示着不吉祥。并列举了历史上凡是带“正”字年号的帝王。不是亡国之君，就是暴戾之人，都没好下场。对康熙也十分不敬，文中这样直犯龙颜的地方比比皆是。雍正气得口鼻生烟，立刻下令把他抓起来，判他斩立决，妻子儿女发到宁古塔为奴。而且将汪景祺的头颅挂在北京菜市口的一颗大树上示众，直到雍正死后，乾隆才命人将已经成枯骨的汪景祺的头颅取下，而这已经是十年以后了。
另一个由于溜须拍马而倒霉的人叫钱名世。他本来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曾经参与编写《文史精华》《骈文类编》等许多重要的书籍。当年，年大将军风光不可一世，钱名世也顺应潮流，做了几首诗送给他。结果，在年大将军被抄家的时候，他的诗也被发现。雍正恰巧在这个时候要打击一下官场的逢迎之风，钱名世赶上了风头，倒了大霉。雍正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他认为钱名世谄媚成性，无耻专营，不配作名教文人。于是，降旨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到了原籍，并亲笔书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命令地方官特制匾额，张挂于钱宅，以此来羞辱钱名世。不仅如此，雍正还命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来讽刺钱名世，并把它们收集起来，竟有三百八十多首。讽刺诗做的好的，雍正给予奖励，如果不好，还要受罚。有个侍读吴孝登就因为诗写得不好，而被罚到宁古塔为奴。雍正特令人刊行成册，分发到各省，来劝诫其他人。
雍正期间，最有名的文字狱莫过于曾静、吕留良案。曾静本是一个湖南的老秀才，一天，读到了吕留良的著作，被书中的“夷夏之防”所感动。又听人说，当时著名的陕甘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这个老儒生就突发奇想，认为他会像他的先祖一样高举反清的大旗。于是他写了一封揭露雍正罪恶的文件，列举了雍正的弑父、逼母、杀兄、屠弟等十多条罪状，让他的弟子张熙到岳钟琪府上，商量谋反。岳钟琪看到这件事，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他是新朝的臣子，他的道义在清朝，老赵家的前宋或老朱家的前明，关他什么事？喜的是，现在朝中有人说他和年羹尧有关，他正好可以借此表一表自己的忠心。于是，二话没说便把张熙押到了北京。曾静是个软骨头，在朝堂上供认如流，于是雍正为了表白自己，写了本《大义觉迷录》。在书中，雍正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继位的细节说了一遍，针对朝野上下都在传说他的“弑父”等事情，一一加以反驳。
在如何处置曾静问题上，用雍正的原话说；“遇到此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雍正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命令曾静走遍大江南北，随着《大义觉迷录》的发行，讲解雍正的冤枉，上至宫廷，下至府县官学，无人不知。有言皇帝篡位者，有言皇帝是个好皇帝的，雍正本来只是想以正视听，可没想到，却达到了“轰动效应”。轰动的未必全是好事，雍正太要强了，他的心胸让他无法容忍一点的不好，他偏要喋喋不休地让曾静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白，一刀斩了不就一了百了。结果，将宫廷的那些秘事全部散布在人民面前。在他看来，曾静是为自己做了好事，在乾隆看来，这是大大丢了自家的脸，于是在乾隆朝曾静的脑袋还是没能待在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