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自从隋代建立以来，就一直是进朝为官的重要途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学子们不懈的动力。清朝的科举制度承袭明代而来，它是士子谋求进身的重要途径。在这个制度下，一个士子一旦进学为生员，国家就免去他的差役，并且不受刑责。生员经过岁科考试取得廪生的，官府发给粮食。生员进为贡生或中了举人，即可入仕途当官，如果再考中进士，就平步青云了。由于科举有这样优厚的待遇和光明的前途，士子们就纷纷挤到这条道路上来。但士子太多，官职有限，不得不控制中试名额。不要说举人、进士了，就是秀才（即生员）的名额也极有限。以江南无锡、金匮两县的童子试为例，应考者一千几百人，生员名额仅30人。由此可知科考竞争十分激烈，千军万马过独天桥。
为了考中功名，考生往往不择手段在考场内外作弊，花样繁多，无奇不有。有的考生事先请人把有关考试的内容，用蝇头小楷写在金箔纸上，每千篇厚不到一寸，藏在笔管中，或放在砚台底部、夹底草鞋里。有的用药汁书写在青布衣裤上，上面涂上泥，进入考场后，把泥拂去，字迹就显露出来。有的事先买通考场杂役，在考试时把考题随砖头掷出场外，场外有“枪手”接应，迅速做好答卷，然后，或遥点竿灯，连放爆竹，或将驯养的鸽鹞系铃纵放，作为信号，场内杂役看到信号，就到约定的地点去接掷回的砖头，再把答卷递给考生。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防止考生作弊，特别是防止最常见的“夹带”，清代立有严格的场规，从头到脚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裤、布、皮、毡禁用，只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只许长二寸，蜡台用锡，只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此外字圈、风炉、茶铫等物，无可疑者，方准带入。至考篮一项或竹或柳，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裤子必须穿单层的。士子们考试的时候必须打开上衣，脱下袜子，以免有人在衣服里夹塞。为了考试公正，考试的规章制度不仅针对考生，也有针对考官的，考官临场时还要对神盟誓，发誓说：“如果心存鬼胎，而压抑了真正有才的人，或者因为一个人的情面，接受一人的贿赂，通一字的关节，那么就让我被神仙厌恶，拿走我的福禄，鬼来取我的灵魂，我被五刑所折磨，用三木来裹住我的头，用刀斧来分我的尸体，鸟鸢吃我的肉。”这是标准的毒誓。
清代场规的完善、苛细，超过前朝，但仍杜绝不了作弊。道光登极后，不断重申已有场规，并作出新的规定。他多次申谕严行查禁夹带、抄袭旧文、越位换卷等现象，还处罚了企图改变旧规的礼部尚书祝庆蕃。按规定，考场有回避制度，乡试、会试的主考官、房官及一切与考试有关的人员，他们的子弟亲戚必须回避，不得应试，范围包括五服之内的所有亲属。道光二十七年三月，礼部尚书祝庆蕃上奏，说本年考试应该回避的士子人数较多，请让这些士子另外单独命题考试。道光立即下谕严斥，说祝庆蕃身为礼部尚书，明知故犯，实属沽名钓誉，冒昧渎陈，交部严加议处。结果降二级调用。为了有效地杜绝乡试中的舞弊现象，道光还规定了举人复试制度。按旧制，会试有复试，而乡试偶尔有复试，不成定制，道光二十三年成为定制，规定各省举人一起到京复试，非经复试，不得参加会试，除丁忧外，托故不参加复试的，永远不得参加会试和赴部铨选。举人复试相当隆重，通常在北京贡院举行，偶尔在正大光明殿与保和殿。
由于道光对科考舞弊行为的不懈打击和较为有效的防范，道光朝的科场案少于以往，只有武科庆廉案震惊一时。庆廉是兵部员外郎容恩的侄子，有残疾，连走路都困难。容恩利用自己在兵部任掌印司员的身份，为庆廉打通各个关节，以他有“手疾”为名，免除武科首先要通过的外场考试——步射和骑射，结果中了武进士。案发，庆廉被取消武进士资格，容恩和有牵连的官员受到严惩。
道光竭力维护科考制度的严肃性和纯正性，因为他相信这个制度能够产生“真才拔萃”，但实际上这个制度没能为他造就几个可以倚重的贤才，相反，无时无刻不在扼杀人才。因为清朝虽然继承了科举，可也继承了明朝的八股取士。八股文早就被抨击的一无是处，它严重的扼杀了人的才能，根本不是好的录取方法。但抨击尽管抨击，笑骂尽管笑骂，清朝皇帝们仍然我行我素，死抱着科举制度不放，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乾隆曾说：“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书五经，含英咀华，发抒文采，借以可观察其学力的深浅和器度、见识的淳薄，而风气所趋，关乎国家命运。”从根本上说，维护科考是为了提倡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的四书五经，借以“淳风俗，定人心”。帝王们的用心可谓深矣。
因此清代的科考与四书五经紧密联系，不得稍有脱节或破坏。道光二十年山西乡试，首题出自《大学》，次题出自《中庸》，三题出自《孟子》，而无《论语》题，四书之中缺一书，主试官等因此遭到惩处。考题限于四书，答卷必须以钦定四书五经传注义疏为根据，时间一久，题也好猜，卷也好抄了。为了不让考生猜着题，考题就越出越冷、越僻、越奇。道光五年乡试，道光亲自命题“或乞醯焉”，题中隐含“乙酉”二字，当年恰是夏历乙酉年。这哪里是考试，分明是猜字谜。皇帝出的考题尚且如此，一般考官更等而下之，无奇不有。一位考官出“及其广大草”为题，考生一见，如堕雾中，不知所云，幸亏有一考生早把《中庸》烂熟于心，知道语出《中庸》，原句为：“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不知这位考官是不懂句读，还是有意和考生过不去，搭截成“广大草”之题。那位考生当场赋诗一首：“广大何容一物胶，满肠文字乱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鱼包变草包。”“鱼包”合起来是“鲍”字，这位考官姓鲍。这位鲍考官当场还有一题：“驱虎”。这个题目三岁的孩童也懂，会立刻联想到武二郎打虎的故事，但它出自《孟子》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一句，“豹犀象”等被截去了。考生又赋诗一首：“世间何物最为凶，第一伤人是大虫。能使当先驱得去，其余慢慢设牢笼。”鲍考官还出过“见牛”、“礼云玉”、“十尺汤”、“七十里子”等没头没脑的考题，闹出许多笑话。
科举考试外似庄严，内实儿戏。八股文空洞无物，而且抄袭成风，考官很难衡文取士，考取与否往往不取决于答案内容，而与其他因素有关。清代重视楷法，可谓以楷法取士。康熙和乾隆都爱好书法，因此书法好的答卷很受青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楷法之风由此大开。考官也愿意以楷法衡量，因为省事。林则徐曾说：“江南为人文渊薮，入试士子多至一万四千余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而且头场试卷还未判完，二三场的已陆续送到，在这种情形下阅卷，‘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要做到衡文准确，实在困难。而以楷法取士，一眼可定。”这就进一步助长了楷法之风。科举又成了书法大赛。
可怜天下的文人们，为了功名利禄，绞尽脑汁，附庸皇帝的爱好，完全没了唐宋时期文人的洒脱与才情，成了一个个穷读书的可怜人，终酿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