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
2011年6月底，耐克公司公布了2011财年第四季度业绩，财报显示，2010年耐克在全球共有37%的运动鞋打上了“越南制造”的标志，而打上“中国制造”的耐克运动鞋只占34%，退居第二，让出了保持10年之久的头把交椅。
1980年，耐克公司开始与中国谈判，决定将其运动鞋的生产基地从当时的韩国、中国台湾移至中国大陆。很快，中国成为了耐克运动鞋的最大生产国，并一直持续到2010年。早在2001年，中国生产耐克40%的运动鞋，在各国排名第一，而越南只占到13%的份额。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之后中国份额逐年下降，越南逐年上升，并最终取代中国成为耐克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
据耐克公司透露，运动鞋的劳动力成本控制在24%以内才能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因此，过去的30多年里，耐克的生产基地一直顺应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而不断地“迁徙”。耐克最早的工厂设在日本，随后又迁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大陆，最后是现在的越南、印度。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耐克也逐渐“抛弃”中国，这似乎意味着中国靠低廉劳动力获得发展动力的时代正在走向结束。从区域上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地区也开始受累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长。在我国外贸重镇苏州，同处一市的昆山和吴江，2011年上半年，前者外贸增长仅为1%，后者却增长了21%。
加工贸易在昆山的地方经济中举足轻重，2011年上半年，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平均上升20%，这挤掉了企业的利润，将笔记本代工等行业挤到了劳动力更便宜的西部或东南亚等国，而吴江由于对加工贸易依赖较小，较快进行了产业升级，贸易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自2005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便开始经历产业升级带来的阵痛，大量企业外迁。加工贸易从沿海外迁，有向内陆省份和东南亚国家转移两种选择，相对而言，加工贸易企业内迁，只是沿海与内陆省份争夺，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经济平衡，但外迁到东南亚国家则对地方经济、中国的就业等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对中国是重大的考验。
2011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总额为4186.5亿美元，加工贸易总额为3904.5亿美元，一般贸易额第一次超过加工贸易额，但加工贸易在整个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44.7%。加工贸易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加工贸易的波动将直接反映在国民经济的各项数据上。
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项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钢铁、造船、汽车、电力、化工、家电等行业，均具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但是这些传统产业仍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产品附加值偏低、能耗高、污染重、产品创新能力薄弱。很多产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低价竞争的局面。因此，在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名词叫“中等收入陷阱”正好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等收入陷阱”既是经济转型阵痛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凝聚力下降。
如果解决不好，中国经济必然会陷入停顿。但这也孕育着难得的机会。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伴而生的则是经济起飞。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在3000美元时，便跨入了中等收入的行列。这也意味着经济发展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一定的实力，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加速增长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将快速提高。
比如日本和韩国在达到人均GDP 3000美元前后，均维持了长达10余年的高增长，仅花了2年时间，人均GDP就突破了4000美元。而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至12年。
中国经济是停滞不前，步拉美国家的后尘还是一跃起飞，关键是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顺利。中国经济想要起飞则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减少对加工贸易的依赖，增加一般贸易的比重。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电视制造国和消费大国，在显示器产业发展上却充满了坎坷。中国电子产业最大的坎就是“缺芯少屏”，芯片几乎一直不能自主，而显示屏一直被外资“挟持”。
早在1978年，我国开始发展电视工业时，由于缺乏彩色显像管核心技术，在政府主导下启动了“彩电国产化”工程，由银行出资近200亿美元，从日本成套引进17～21英寸彩电生产线，在全国建成了八大彩色显像管厂（7家合资）和八大玻壳厂，同时引进113条彩电装配生产线，遍布于全国各地，由此诞生了长虹、TCL、康佳、海信等彩电巨头。到1987年，中国彩电年产量达到1934万台，首次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此后依靠成本规模优势，迅速挤垮了国外同类产业。
然而CRT时代很快结束，以液晶、等离子等新型平板显示器为标志的大幕迅速开启。在这一轮技术革新中，中国彩电工业再一次遭到重创。至2009年的短短5年时间里，中国花费20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彩色显像管工业，被技术换代风暴彻底摧毁。八大彩管厂中的7家合资企业全部倒闭。
除了电信工业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采用“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发展的轿车、彩电、集成电路产业，几乎全数失败，没有一个能摆脱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形成自主技术能力。重引进轻吸收，成为产业发展之耻。
由于液晶面板占液晶电视整机成本的2/3，国内彩电厂商被迫花费巨资，从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厂商手里采购液晶面板等关键零部件。以2010年为例，当年中国液晶面板进口额高达467.8亿美元，仅次于集成电路（1569.9亿美元）、石油（1351.5亿美元）和铁矿石（794.3亿美元）。
随着我国液晶电视产能的持续增长，这种产业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电视产业安全。让整个中国家电商饱受来自国外品牌从产品线、市场和产业链的三重垂直打击，艰难度日。
1998年至2008年，对中国彩电业来说，是万马齐喑的时期，日韩及中国台湾的平板电视厂商“拥屏自重”，肆意侵蚀中国彩电市场份额，并且对中国企业进行严格的液晶技术封锁，中国彩电企业成为产业链最低端的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液晶面板价格崩盘，中国彩电企业被动的局面才开始慢慢改变。
2001年6月，京东方（前身是北京电子管厂）联合台湾剑度收购了因东南亚金融危机陷入困境的韩国现代企业集团负责液晶面板的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解决了京东方的技术来源、专利障碍、起步市场和核心技术人员等战略问题。为京东方“海外收购、国内扎根”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四五年的艰苦磨炼，历经了生死的考验，京东方获得了快速的成长。
当韩日和中国台湾的液晶面板企业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有雄厚技术、资金、人才储备的京东方开启了8代线（后改为8.5代线）的建设，这一举打破了外资企业的残酷封锁，给韩日中国台湾的液晶面板企业极大的冲击，通过“技术壁垒”建立对大陆的封锁的策略迅速坍塌，一场外资纷纷要求在华建设高世代线的“液晶热”席卷中国大地。
由于重复建设可能造成资源浪费，2010年初国家发改委决定总共只批准5条高世代生产线的建设。在5条线中，京东方、TCL深圳8.5代线和昆山龙飞光电的8.5代线都是国内企业主导，而三星苏州7.5代线和LG广州8.5代线项目则是合资，中国企业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对液晶产业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中国不仅在液晶产业，在等离子PDP上也有突破。同样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大宇集团破产，旗下的Orion公司也由于财务状况不佳于2003年被债权人接管，最后落入长虹的囊中，经过将近3年的等待，终于在2010年1月量产，长虹也将作为中国PDP等离子屏供应厂家，一改由日、韩等国外资企业的主导优势。
液晶面板生产的国产化是中国技术创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对中国科技及整个国民经济来说都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开始打破外资的垄断，不断争得自己的话语权。这样的努力也表现在一般贸易在整个出口中的比重上升，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的竞争，去迎接更多的挑战。
虽然有液晶、高铁等产业的艰难突围，然而从整体上看来，中国产业升级的道路走得并不顺利，中国仍处在产业升级的焦虑中。在国家的重点规划中，IT、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号称带动产业升级的“四大金刚”，被人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但从最近几年的进展来看，国家虽然投入了巨资，但这些行业对中国经济贡献有限，超导材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等基本走进产业化死胡同。
IT除了代工、组装和“山寨”外，芯片设计和芯片工作母机研发生产还没有取得革命性的突破，整个行业基本属于初级水平。在新能源上，光伏产业没有完全掌握核心技术，未能形成批量生产能力，燃料电池由于成本问题和运作模式无法产业化。
产业升级的前提是技术升级，大的技术升级就是技术革命，不仅仅是若干企业、若干产品、若干技术的升级。而是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升级的机制的升级。产业升级完成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个别企业的成功模式其他企业可以拷贝；二是获得一个产业链整体升级的环境和机制。
产业升级某种程度不是纯技术的，而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IT技术升级到网络平台，就是一次技术革命。因此引发传统制造业嫁接IT网络技术产生的产业升级：虚拟企业，协同商务，全球外包，柔性生产等。
金融安全
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长达14年之久的国际金融联系汇率制而采用浮动汇率制，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疾风骤雨一般袭来。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霎时间，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货币贬值、外资斥逃、企业倒闭、银行破产、通胀加剧，昔日的“亚洲奇迹”顷刻间毁于一旦。
当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时，金融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血液。金融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金融作为一国经济的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
欧美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建立优势之后，便用商品倾销、抢压殖民地的手段建立了对亚非拉等国家的控制。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后，亚非拉众多国家纷纷独立，这使得野蛮的殖民统治成为历史。此后欧美国家对亚非拉各国的控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而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又见识了一种更隐蔽、更有效的手段——金融武器。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一片委靡，巨额的财政赤字，激增的贸易逆差和不平衡的国际收支让美国头痛不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便举起了金融大棒，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而让美元贬值。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到1987年，仅两年多的时间，美元对日元、英镑、法郎、德国马克等贬值40%～50%，成功地打击了日、英、法、德的出口，这也成为美国摆脱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仅用了二十几年的恢复与重建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的产品也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逐步打开国际市场，但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迎来了“失去的十年”，成为“广场协议”的最大受害者。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出口增长迅猛，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涌向世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推动力。为了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迫使人民币升值便成为欧美打压中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2003年2月，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部长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让人民币升值。2003年9月，美国财长斯诺来华访问，斯诺要求中国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放宽人民币的波动范围，抛弃固定汇率制变成浮动汇率制。一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博弈迅速展开，到处都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降低原材料的进口价格，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出口商品价格的升高，可以淘汰低附加值的产业，迫使国内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但剧烈的汇率波动，短时间内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将迅速下降甚至消失，国内企业将没有消化的时间，这必将造成中国经济大的动荡，那么欧美日打压中国经济的目的将轻易达到。因此中国一直坚持可控、渐进的改革，保持金融的自主权。
二战后，日本、德国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也成功地对欧洲主要国家进行了渗透。在金融界，美国成为草原上的雄狮，其他国家都成为斑马。即使日本经济成为世界第二，仍摆脱不了被美国干掉的命运。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彻底摆脱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控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拥有完全的主权，这使中国构建了坚固的金融防线并成功地抵挡住了欧美轮番的金融攻击，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美国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美元仍是世界主要的流通货币和储备货币，这给中国金融安全带来很多的掣肘。中国的金融政策一直被美元所束缚，很难执行独立的外汇政策。
人民币是中国唯一的法定货币，在国内只允许人民币流通，中国也执行了严格的强制结售汇制度。除国家规定的外汇账户可以保留外，企业和个人必须将多余的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最后由银行卖给国家外汇管理局，形成外汇储备。
当中国出现巨额的贸易顺差或者大量的国外投资时，央行就必须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不仅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同时也加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以适应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推动，中国在1992～1993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投资热潮，经济开始出现过热。1992年到1995年的4年中，CPI年平均增幅也在14.58%，1994年甚至达到21.7%，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苗头。
为防止通货膨胀加速，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1994年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达到10.98%，远远高于美国同期的利率水平。虽然存在外汇管制，但国内外巨大的利率差仍然导致了国际资本的流入，中央银行连续购入1200亿美元外汇资产，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外币储备的增加引起了外汇占款的增加，央行只有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如1995年外汇占款占当年基础货币增加额的比重达64%，到了1996年还高达45%。1994年M1仍比上一年增长26.8%，M2增长了34.5%。基础货币的猛增，使中央紧缩财政政策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这也成为中国当时通货膨胀高达21.7%的重要原因。
而到了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中国的金融形势出现了反转。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0%～15%，加速了国内资本的大量外流。外汇占款的急剧减少导致了基础货币投放减少，这又导致了通货紧缩。
为了治理通货紧缩，央行连续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取消贷款限额制度、执行扩张性的公开市场业务等。但此时国内的利率水平低于美国同期的利率水平，且存在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资金外流可能获得利差和汇差的双重收益。
所以，虽然通过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但还是无法抵消再贷款下降和外汇占款迅速减少对基础货币增长的不利影响，最终导致1998年和1999上半年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导致货币政策失败，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又陷入轮回，这和1992～1993年情况有较大的相似性。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大量的国外投资，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同时也造成巨额的外汇占款，增大了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这也诱发国外热钱大量的涌入，在巨大通胀压力面前央行能采取的手段并不多。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转的，经济是如何增长的？这似乎是经济学理论界最大的谜团。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曾用“看不见的手”来解释经济运行的规律，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有一套固有的规律在支配着经济的运转。
然而通过对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进行一些扩展，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经济学的难题。为了说明经济的运行，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分为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共两大部类。消费资料直接用于人们的消费，而生产资料则包括机器、原材料等，不直接被人们消费，而进入生产，用W1表示生产资料的生产，而W2则表示消费资料的生产。
每个部类的生产都适用公式W=C+V+M，其中W表示最终的产出，C表示转移的价值，而V表示工人的报酬，M表示企业家的利润（当然M并不是被资本家完全占有，它还需要上缴各种税收、支付给土地主或房产所有者的租金、支付给借贷者的利息，最后剩余的部分才是资本家的利润）。生产资料生产的最终成果W1除了一部分进入C2外，还有一部分要对被自己消费，这里有W1=C1+C2.
由于第一部类的工人生产的东西不能用于消费，他们生存及生活的各种资料都来自于第二部类的工作。我们最终可以得到一个等式：W2=V1+M1+V2+M2，这也意味着第一、二部类中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最终把W2全部消费掉了。
这里显然是一种简单再生产，即一个生产周期内所有的消费资料都被人们消费掉了，机器的磨损等都得到了补偿，没有任何的积累。当然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为此，我们将W2分拆成W最终消费和W新增投资，这也意味着每年社会的最终产品有一部分是被用于消费，而有一部分被用于积累。
我们仍可以得到几个等式，W1=C1+C2+C3，W最终消费+W新增投资=V1+M1+V2+M2+V3+M3，这也意味着当一个生产周期结束之后，W1或W最终消费或W新增投资的生产规模将扩大，整个社会生产又开始了一个新起点，整个社会在任何时间都处于均衡状态。
通过上面这个简单的模型，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消费和积累的比例，仅有消费没有积累整个社会生产规模将原地不动，如果是小规模的积累，经济增速将较为缓慢，如果整个社会处于高积累、低消费的状态，整个社会的生产规模将不断扩大，经济将出现迅猛的增长。
新中国成立后仅用60多年的时间，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便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数百年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最核心的原因也正在于低消费、高积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国家通过“剪刀差”、税收、居民高储蓄、高物价、控制企业利益分配等方式保持了较高的基本建设规模，这也表现为国家在（V1+M1+V2+M2+V3+M3）的总量中占了较大的比例，工人的工资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
中国人用勒紧裤腰带的方式压低了消费水平，依靠顽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精神完成了“两弹一星”，完成了苏联援建的156项工业项目，这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独立，通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奠定的和平的外部大环境，中国人的勤劳，使中国成功地借鉴了西方国家经济的经验，少走了弯路。中国成功地利用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等都只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过高的积累虽然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重工业比重过高，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轻工业规模过小。当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产生了强烈的不适应，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艰难调整，中国最终扭转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比重不合理的状态，它为90年代后中国经济起飞铺平了道路。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政府在社会新创造财富的分配中占了大头，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分配方式同样不够完美，它隐藏着更大的弊端。
从上面的图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它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五个小块：第一部分是工人的工资V，它是工人劳动所得，这部分人靠着朝九晚五，一年四季战寒斗暑而获得的收入。
第二大部分则是M，它又分成四大块，第一大块是“皇粮国税”，并且是优先保证的，这是维持国家机器运作的必要条件；第二大块是土地或房产所有者从企业那里获得的租金（普通居民的租金在这时不应计算在内，这只能算转移支付）；第三大块是高借贷者从企业那里获得的利息（在银行有存款的储户，也相当于把钱借给银行，所获得的利息也算在这一部分）；第四大块则是企业家的利润，这是企业主辛苦经营企业最主要的追求。
由于GDP被定义为一定时期某国家或地区创造的最终产品及服务的总和，在前面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GDP的总量为W最终消费+W新增投资，而W最终消费+W新增投资=V1+M1+V2+M2+V3+M3，可见GDP并不仅仅是表示财富的创造，它还可以体现社会财富的分配。
税收、借贷利息、租金一般都是固定的，这时最大的冲突便是普通劳动者与企业主之间的利益分配了，普通劳动者多一分，则资本家或企业主的利润就少一分。资本家拥有资本，他将在利润分配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资本家总会防范别人从自己口中夺食的，这自然造成社会财富分配高度失衡。
从模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整个社会要达到平衡，则社会最终需求=1+M1+V2+M2+V3+M3，它主要表现为一种购买力，必须将W最终消费+W新增投资全部消费掉，否则会造成生产的停滞甚至萎缩。但由于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相对有限，而普通工薪阶层购买力严重不足，便出现了工薪阶层的借贷消费，为了拉动经济，政府也大量地借贷消费，以维持经济的平衡。
但工薪阶层借贷能力是有限的，政府的负债规模也是有上限的，当没有新的技术创新，投资机会缺乏时，整个经济便会受到巨大的波动。美国的次贷危机、1929～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05年后便经历了疯狂的上涨，政府不断推出调控措施，但最后都变成了“空调”。房价不断上涨最大的推手便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有钱人为了财富的保值和升值，拼命买房，工薪阶层贷款也要买房，形成巨大的需求。这也使中国经济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为了使次贷危机在中国不会重演，也不再让老百姓望“房”兴叹，化解经济增长中隐藏的各种风险，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才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再多措施也只可能是隔靴搔痒，甚至是火上浇油。而解决了社会财富收入的不均，也将从根本上杜绝社会上的炒作之风，把经济从对财富的狂热追求中解救出来，使它真正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