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传统虽然不像核桃的内核一样在果肉被剔除后自动全部呈现出来，但是，对它的现代阐释还是应该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范畴。比如说对新文学传统有无的讨论，在实事求是地挖掘、打量，在一番梳理、总结之后大胆肯定新文学形成的传统，还是最为基本的认识。对新文学传统的各种阐释，有许多“误读”的地方，但误读不是使我们走向分裂，而是在短暂的分歧之后达成某种共识，形成一些基本的判断。不然的话，反正“阐释即误读”，往返辩驳就失去了意义。这也类似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文本阅读过程一方面召唤读者全身心地投入感情与经验，另一方面也在牵引并汇合不同时空审美体验者的智慧。误读在阅读阐释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但不同误读的缠绕，还是对误读之后的求同性结果，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的合理性时，古人提出过“诗无达话”的观点，对这一观点的辩证思维，也包含有这样一层内涵在内。
通过本章其他部分的论述，我们对不同“误读”新文学传统的代表性言论，已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从另外的角度，对这些缠绕的误读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以便对新文学传统有更深一层的把握。也许新文学传统就像是一株正在不断向上生长的瓜蔓，枝节的错杂与其他杂草藤条的缠绕附于一身，通过一番清理修剪、培土育肥之后，最后是充分有利于瓜蔓的生长，并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来。
一
对新文学传统不同类型的“误读”，首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对古典传统本身的打量往往取某种单一、僵化的角度。正因为这样，这种笔走偏锋的观察得以深入、细致，但也存在以偏概全、见木不见林的弊端。
中国新文学不管是在什么历史情形下发生、发展，悠久的古典传统都是它不可忽视的土壤，宛如一个从母体中孕育而诞生的初生儿，不管是足月还是早产，都与母体有不可回避的血缘关系。因此，新文学不论是以“反传统”的方式与古典传统拉开距离，还是以弱化、偏离或继续古典传统的方式走向一条有点儿陌生的新路，两者的联结都是不容否定而进行遮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新文学传统与古典传统的诸多纠缠不断的事实，引发了后来差不多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争执。作为新文学传统存在并言说的前提是古典传统，尽管后者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诸多的变异、转换。
其次，传统不是一去不复返的凝固的过去，也不是和当下生活无关的可以客观冷静地加以物化的存在。传统就像血液一样从祖先身上流过来，流在我们的身体里再流进后代的血管，可以说传统就是生命的接力，没有可以避开这一生命本身的延续而独自存在的传统，也不可能出现不要传统或被传统抛弃的生命。虽然传统的实质性分支，有的可能得不到延续，但围绕人性的精神基因还是存在的，宣布告别传统或随便断裂改变传统，都是无效的话语表达。传统也不是一个单面体，对新诗传统非议的人们，往往以唐诗宋词为镜子而照出新诗的孱弱与异样，实际上就只看到了古典传统的某个侧面，或者说是仅仅在传统的森林里只注意到了长得最高的几棵树而已。另外，说到传统，人们似乎意识到它是过去历史的总和，这一表述也是似是而非的。传统不是一个历史的仓库，而是一种阐释的变体集合，需要在阐释中加以更新、丰富。正如艾略特所说，传统含有历史的意识，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所谓过去的现存性，在我看来，就是要让过去的事物、精神在今天也能产生影响，历史的“过去”以某种形式继续作用于今天，这一传统才是有生命的，才是我们理解传统时可以捕捉到的。
基于以上要点，如果仅仅认为传统是一个包容无边的布口袋的话，那是有偏差的。传统不是包罗万象，想怎样塞就能挤进去的口袋，而是因时代、社会、环境不同而出现强烈的选择性。传统的流动性，指的就是这一层意思。我们不妨以具体的例子而加以论证。比如，对五四新文学性质的认识，曾普遍认为在五四文学时期，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拉开了与历史的距离。正因为是反传统，新文学是吃狼奶长大的，无论怎样看都有点儿西崽相，所以对新文学的不满此起彼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遭受到各种指责，五四文学“断裂”论便是其中一种主要的声音。人们为这样的断裂而非常不满，从而必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再决意接通古典与现代。但与此同时，回到古典传统那儿去本身也非常驳杂迷离。因此，越到后来，这些有儒学精神的论者都只有一些空疏的主张，陷在中间剩下来左顾右盼而已。这难道不是对传统本身的误读吗？
又比如我国诗歌文类的历史演变，虽然到晋唐之际，古诗已达到巅峰状态，但向前流动的现实生活必然出现新的题材、内容，出现新的书写模式，艺术手法也在长久调整后会经历突变而出现转折点。面对历史压力形成的无形包袱，让后来者越到后来越难以背负；另一方面求变求新的愿望则越紧迫。如何“变”，“变”到哪里去，依托什么支撑点与基础来变革并求得创新，这些问题则是诗坛后来者日常思考的重大问题。言及到此，便可纳入传统这一框架下进行申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诗歌，古典诗歌形成了什么样的传统，回答这个问题便离不开对传统本身的打量。与传统有主流与支流等概念相对的是，根据西方人类学家的区分，文化传统可以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指的是上层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其背景是国家想象共同体，他们凭借并依附权力来予以贯彻实施，如我国封建王朝中对史书经籍的钦定，对科举制度、纲常伦理的设置与限定。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穷乡僻壤的广大山村流行的活泼自然而又通俗易懂的草根文化，它依托于底层民众数量上的极其庞大与生命本身的不竭活力，在统治阶级与文人力量影响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自由自在地生长，如歌谣、小调、传说、故事等，便相应承载着底层群众及其社会的伦理道德、生活信仰与审美情趣等内涵。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既有过渡地带，两者也互相渗透、纠结乃至部分更迭。从语言角度来看，大传统有两套并行不悖的语言，立文言为宗，雅手而俗口；小传统则只有一套语言，看不懂、听不懂文言，以“俗口”为源泉，活在口里的语言就是广泛意义上的方言白话，它低俗易懂、因地而易，与日常劳动、生活本身密切相关。再具体一点，就是各地土话方言这一地域性口头语言作为媒介在支撑着小传统的传承。
以这一视角来具体考察小传统渗透并影响大传统这一现象，古典诗词中白话人诗便是一个极具历史渊源的文学现象。不但《诗经》之前只有方言性歌谣、民歌等民间艺术形式普遍存在，而且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化精英化诗词曲一侧，小传统范畴内的韵文络绎不绝。自《诗经》、《楚辞》列为经书之列后，它本身携带的方言即经文人润饰与儒家阐释后变成经典，其中的方言性质没有被抽空而是被经典化后有意遮蔽，方言人诗由大传统转入小传统圈子运行后，代之而起的是文言作为雅言这一传统的强势化与中心化。文言具有顽韧、强大的统一性与稳定性，掩盖了它易于僵化而表现力不断递减的弱势，也阻截小传统向它渗透蔓延的趋势，让后者不断后退回缩，向旷野山村开疆辟土，在底层民众中生存繁衍下来。因此大而言之，中国诗歌的发展演变，既经过由诗而词而曲，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的正统衍变（即胡适所说的诗体大解放），又经过了由诗而散文、戏曲、传奇等文体演化。在这些衍变与演化中，小传统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相比于大传统的文字记载，它只不过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着，是承载生命的另类艺术形式。这一诗歌白话化、口语化的趋势，虽屡经磨难、历尽坎坷，但毋庸讳言也是古典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难道对这一支脉的延传、沿袭，就不是古典传统所具有的正常流变吗？——大传统与小传统，显性传统与隐性传统，这种文学传统内部的错综纠结，无疑将丰富我们对传统的认识，深入全面地洞悉古典文学传统的历史原貌。
所以，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例，以白话诗取代古典诗歌为例，古典传统在五四并没有断裂，而是一种创造性转换，是一次文学历史、精神的大转折。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逆转，它并不等于传统的中断，也不是西化，只是在西化的激发下，传统内部庞杂、多层面等特征得到了重新组织，主次排序有了巨大的变异，在释放之后又呈现了出来，面孔有些与众不同罢了。五四一批学者竭力从中国古典文学与语言本身的演变去寻找革命的根据，也能说明这一点。不过，也许是与心目中的印象不同了，便使不少人感觉的有断裂之痛。前面章节曾从其他角度对此有所论证，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而是恰恰相反。五四新文化运动面对渐趋衰落的古典格律诗歌，不是将死马当做活马医，不是在它不再有生命活力的部分用力，而是梳理其根系，寻找有生命力的部分进行固本清源，另辟蹊径与传统进行一种对话，它是对传统的一种创造性取舍。正是在这种不同寻常而且表面看来的“反传统”中，中国文学传统经胡适等五四先驱的调理被扭转过来承继着、生长着。
二
新文学传统在特殊的发展历程中，与外来文学传统发生了较多的实质性联系，两者之间紧密的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像古典传统之于新文学传统一样，传统不等于保守，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反传统，也不见得是值得张扬的进步表现。同样，对于西方文学传统的融通汲取，也不是对革命激进的表现，也不见得是融入世界文学潮流的表征，而是立于不同资源之上的凤凰涅槃般的一次再生。
在人们普遍的认知中，中国新文学与西方文学传统亲近一些，反而对古典文学传统疏远许多。新文学似乎成为西方传统的分支，也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一个局部的证明，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泛泛而谈的“误读”，原因之一在于对新文学传统的阐释，我们过多地依赖、沿用西方引进的术语、概念，带来一些阐释的错位。因为我们没有提炼出比这些舶来品概念更有效、更有生命力的术语来进行阐释，——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受到异域文化、文学更深的影响结果之一，便是概念的漂移，以至于我们无形中与古人所运用的言说方式有了更多的隔膜。中国社会在20世纪发生的变化，也许不亚于中国古代的千年之变，整个社会在现代性的征程上长途奔袭之下，融入世界的力度越大，与原来的起点便越远。同时，古老而稳定的整个民族对现代性的寻求，也是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表现之一便是一旦丧失了这些术语、概念，我们无形中又丧失了自我表述的能力。因此，越到后来，我们的言说都是矛盾重重的，其中便包括对话双方不无歧义的认知差异，哪怕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也迥然不同，非经一番表述框定不可。目前我们正在启动重新检点我们的阐释立场与阐释话语活动，相信多少能纠正这类倾向。这些概念的歧义性，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于新文学及其传统的真切把握，影响了我们进一步对新文学内部进行深入的理解研究。中国新文学不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我们概括新文学现象、成就的概念大都来自异域。这样的言说方式，具有更多的洋味，现代性也更加明显，但因为多少有原来的传统作为阐释基础，便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来回游走，患得患失，没有停留、休息片刻的余暇。
外来的文学资源与概念系统，在途经中西文化融合的桥梁之后，在某些范围内影响了我们自己的理解。比如，现代小说方面，鲁迅的小说被归纳为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巴金的小说被视为契诃夫式小说在中国的代言。比如诗歌，胡适是美国意象派诗歌的信徒，穆旦的诗呈现伪奥登风，卞之琳的智性诗是瓦雷里的翻版，冯至的诗风直追里尔克；甚至诗骚传统可以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双峰对峙来予以概括。又比如，话剧的大家曹禺对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顶礼膜拜，是易卜生式的戏剧家……
闻一多在20年代这样批评过郭沫若的《女神》：“近代精神——即西方文化——不幸得很，是同我国的文化根本背道而驰的；所以一个人醉心于前者定不能对于后者有十分的同情与了解。”研究郭沫若新诗与闻一多诗学思想的学人，他们一般都喜欢征引这番话。但实际上，这并不准确，闻一多在此番话中，对传统，对西方文化，都取着相当隔膜的态度。难道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就全然相反，没有曲径通幽的地方？对西方文化的暂时迷恋，就注定会对古典文化弃之如草芥？答案是否定的，在我们看来，类似的随意性的、个人性的发挥，除了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之外，更多时代、个人之“误读”，也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完全避免的。但如果在论证时仅仅不加分析地进行引用，或搜集此类观点充当有力的论据，无疑显得苍白乏力。层层叠叠的此类“误读”，正因为有一个相互激发、缠绕的过程，也就自然有一个激浊扬清的历史化过程。
三
与前面对中外文学传统的“误读”相比，第三个方面则是最为重要的，误读也是芜杂的，那就是新文学历史本身，是通过无数现代作家、评论家的共同创作而形成的独特传统。它既不是古典传统的复活，也不是西方传统的移植。这里面有一个生命主体创造的传统，不容漠视。“现代中国学术忽视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的问题，既属于现代中国学术流变、现代文化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又直接折射出了十余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深刻危机。”
对新文学传统的认识，关键的是，不管外部客观的因素如何强势，弊端如何突出，但真正支配自己阐释的还是存在的主体，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是主体自我精神的生长的基础。古典传统也好，外来传统也好，它能够顺利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在新文学史的流变中显身，一定是因为它得到我们生命创造机制的许可，弥补了自身生命的某种结构与不足。这一过程发生的机制是有能动性的。如以新诗为例，“任何一个诗人的创造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但在我们过去的理解中，传统似乎仅指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实际上，传统是一个浑融的整体，是诗人所赖以创造的全部基础。对于中国现代诗人，中国古代的诗歌和西方的诗歌都是他赖以起步的诗歌传统，只是它们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诗人自身对它们的意识有所不同……西方的传统到了中国的诗歌中，发生了变异，有了不同的特质，当向西方诗歌学习成了一种定式，人们就感到自己仍然无法离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但在这时，中国新诗的作者却已经接受了西方诗歌的影响，他们已经无法完全洗净也不想洗净这些影响了”。这样一来，“这两种传统在现代诗人意识中正像红绿灯一样一个亮起来，一个暗下去，暗下去又亮起来，亮起来的又暗下去，轮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导致了中国新诗的不断演变和发展”。
这是相当精辟的言论，虽然涉及的只是中国新诗在古典传统与外来传统的情况，但扩大开来对于中国新文学及其传统而言，都具有普适性。在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激发下，新文学不断转化中外文学传统，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养分，化合出大量新的元素，推动了它不断演变和发展之路。所以，引申来看它是在不同的十字路口遭遇红绿灯，而不是在原地踏步。
新文学传统的有效基础，应该是现代作家的集体心智的汇总。文学传统的重心不在于厘清它与外国文学、文化的关系，也不在于辨析它与民族传统的纠结，而在于新文学史上的作家们是如何感受并描述当前的文学环境与生存环境，这是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态的曲折反映。如果说新文学传统还在不断生长，整个社会还需要它保持这一状态，肯定是中国人自身在与现实遭遇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产生了不可遏制的精神饥渴，才有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内在推动力，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新文学作品而不是其他。在20世纪里，通过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努力，留下了文学，也留下了一个时代侧面的精神史。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作为创造主体的人的精神建构成为现代文学、文化创作与研究的首要目标，古今中外的文学乃至文化就自然被整合为可以自由选择的对象，它们也不再是一个个僵化的标准，或者是一扇扇阻碍我们视线的屏障，而是恰恰相反，成为取用的丰厚资源，它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呼吸，感觉到自身生命的有力存在。
对于每一种文学现象，都至少可以有若干种不乏合理性的阐释，阐释者主体意识的强化相应带来了阐释结果的伸缩变化，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来自文坛后来者的有差异性的不断认同与变异，携带各自人生感受与体验进入文学，把各自的理解、感受书写下来，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传统之流变。这一过程中间有不少误读，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有意的，但无意的误读更有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坚持布鲁姆阅读即误读理论，过分地夸大误读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价值，尽管他的理论富有冲击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意的“误读”，以及误读的缠绕，是带有创造性的一种精神活动，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视与对话。短暂的陌生产生不适，长久的陌生使人改变想法。比如，新文学传统内的“反传统”倾向，线性的时间概念让人产生紧张的焦虑。因为人们在自身的语境中与时间概念中，很难承认反传统本身是传统的误读与生长。又如，在新文学史上，对传统文类的接续时时提上日程表，对外来的文类也是在参照中加以取舍，这都有一个当下化、本土化、自我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传统本身在生长的另一种表现。低估了传统，误读了传统，都会带来偏差与错漏。文化与传统的隐形，需要有大气魄与大手笔来推动。传统的扭转，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乏力，而恰恰相反，意味着传统本身的健旺，真正的传统本身是不怕人们加以逆反的。
新文学传统是未完成的命题，没有终点的理论旅行。如果有人要问，新文学传统，现在成形了吗，成熟了吗？以一种生命的譬比来打量传统本身的发展状态并不合时宜，如果仅仅以成熟与成形来完成对传统的一种估量，也许没有共识可言，我们很难统一述说哪种传统在什么时候或地方，在哪一个手里得到这一结果。新文学传统本身需要的只是积累、流变，它像一条没有目的的河流，每个现代作家的智慧自然地汇入这一条河，在不断的淘汰中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我们能说河流的哪一段是成形的吗？
新文学传统正是20世纪一代又一代人不间断的误读才生长起来的，误读还在继续，新文学传统的生长也在继续。误读的缠绕与新文学传统的生长，也就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新文学对于古典文学而言，是古典文学及其传统的生长；另一方面，新文学本身，自身形成的传统也在不断生长，不断形成历史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