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是新文学发展的不容回避的艺术资源，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新文学的独立价值恰恰又在于它能够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那么，这样的一个突围过程，其动力何在呢？笔者觉得应该特别分析外来文化资源在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考察外来资源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意义，首先是被纳入到中国新文学的动力问题中来加以理解的。在今天看来，这应当为我们反思的起点。
一
外来资源对于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意义已经为众多的引述所一再重复着，诸如：
鲁迅说：“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在唐诗中启蒙的郭沫若表示：“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
茅盾说：“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
这都不外是要证明外来文学资源之于中国新文学创作的重要的推动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当时，承认外来资源的推动意义就意味着看待改革开放的正确态度问题，因而往往具有超越于文学阐释的更大的作用。
封闭已久的中国人急于走向世界，故步自封的中国文学也急于走向世界。“走向世界”代表的是刚刚结束十年内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呼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在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奏声中，走向“世界文学”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在历经数十年的文化封闭与唯阶级斗争化的理论封锁之后，是“走向世界”的激情实现了我们宝贵的思想“突围”，在“世界文学”宏大背景的比照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空前开阔的视野。
但是，这样的阐释在当时却也不得不用相当的篇幅证明另外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中国本身的资源是何等的匮乏！于是，在寻找中国新文学“动力”系统的过程中，一种“二元对立”的景观也在无形中被凸显了出来。
急于摆脱旧传统束缚的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在“拥护/反对”的对照性表述中肯定外来资源的，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二元对立”的反思问题。真正开始反思“二元对立”是在90年代，然而，就是这个时候的反思却又给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新文学的历史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现实就是这么的错位！
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20世纪一系列哲学思想特别是解构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对所谓“二元对立”思维的猛烈批判：现代/传统，进步/保守，新/旧，革命/反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学/封建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白话/文言，雅文学/俗文学，在过去，这些两两对立的关系一直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前一项是我们神圣的目标，而后一项则是我们前进的障碍，而“走向现代”、“追求进步”、“响应革命”的文学也就是不断地用前一项的目标克服着、超越着后一项的阻碍；在90年代以后，这些在过去人们眼中的理所当然的评价体系都遭遇到了空前的质疑，乃至如此两两分类的思维方式本身也似乎是大可怀疑的。
应当说，对既往学术思维方式的任何一种质疑和挑战都是有意义的，它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对业已存在的立场的反省和警惕。对于“二元对立”的批判也是这样，应当说，中国现代文学自发生以来就始终处于多重文化现象相交织的复杂语境当中，面对纷繁复杂的艺术创作，我们的学术研究的确应当不断寻找一种能够充分包容研究对象丰富性的阐释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显地意识到，过去那种将复杂的历史现象认定为两种因素此消彼长的阐释方式存在着太多的简化，已经不足以说明文学史事实的多样性：鲁迅历来就被作为是“现代”、“进步”与“革命”的代表，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鲁迅，对于当时人们所不断炫耀的“现代”、“进步”与“革命”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20年代中后期，当“先锋”的“革命文学”理论声名鹊起的时候，鲁迅却满怀着疑虑：“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关于“进步”，鲁迅也说过：“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同样，对于信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新月派作家而言，“古典”也决不意味着保守，它照样属于“在今世为最精无上”之学说，所谓“欲窥西方文明之真际及享用今日西方最高理性者，不可不了解新人文主义”。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话，那么这样的“二元”却又很可能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对立，却也存在着交融与结合，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交融与结合又最终说明单单的“二”并不足以概括“元”的真正形态。
对于“二元对立”加以反思、批判的合理性也许正在于此。
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传统“二元对立”的文学史研究失之于历史事实的笼统概括，失之于对于文学现象的过于“整体”的把握，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人对于“二元对立”的批判似乎也没有根本摆脱这样的“笼统”与“整体”。
在当今学人关于“二元对立”的质疑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于五四以降的连续不断的文学与文化“斗争”的不满；二是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解构主义思潮的鼓励。而在笔者看来，就是这样两个方面思维资源导致了“二元对立”批判的某种困窘。
前者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认定为一系列“非此即彼”的社会文化“斗争”，进而引发出了对“二元对立”思维的猛烈抨击：“二元对立发展成为‘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一种极端化的斗争哲学，并逐渐内化为思维的深度模式和思维无意识，严重左右并制箍着人们对复杂世界的认知方向和认识深度。文学史家同样无法逃避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无意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文学史的影响是整体性的。”“这一‘整体叙事’的元话语性质和由此所形成的叙述模式在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得到了最初的体现，经过后来许多研究者的不断强化，到唐弢、严家炎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成为一种固定的形式。”作为对于文学史观念的一种反思和批判，这自然没有多大的问题，但要紧的却是我们今天的批判又往往“越过”了对一般文学史叙述的考察，将批判的锋芒直接对准了文学创作的现象本身，人们要一直挖掘出存在于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的“二元对立”思维，这便难免陷入笼统的“整体”判断的弊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诸多现象的复杂的分歧同样在这样的“整体”判断中被掩盖了起来。郑敏先生这样批评五四新文学以降的文学：“我们一直沿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推动历史：拥护一打倒的二元对抗逻辑。”“至于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抗逻辑是否能反映客观世界、社会、人际等关系的复杂情况，就很难说了。”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真正是被推动了，那么其动力应该还在中国作家的创作能力，而不是这样简单的对抗口号，近年来，已经有学者结合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在五四新文学倡导者的对抗性口号与文学实践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深刻的区别，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创作活动远比几个简单的对抗性口号要复杂。
总之，将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警惕简化为以对复杂文学史现象“二元对立”的判定，这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又依然没有摆脱它所批判的对象的那种简单笼统的思维方式。
在西方思想的发展历史上，“主客二分”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经过中世纪的“神人二分”到近代哲学则完善为认识论上的“主客二分”，它与本体论上的存在与思维的“二分”共同奠定了近代哲学一系列“二元对立”观念的基础，其“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20世纪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标志之一，是不断寻求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超越。经过胡塞尔对”生活世界“与”交互主体性“的阐释，伽达默尔”效果历史“原则对”历史客观主义“的批判，到德里达彻底”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命题，可谓是将批判、颠覆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西方思想的动向直接鼓励了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的批判的热情，如郑敏先生的”世纪末的回顾，“便自始至终高举着德里达的大旗。然而，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这样的对于”二元对立“的解构和超越，这对于已经习惯于追踪西方”结论“的中国人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批判”二元对立“的本质在于质疑思想的绝对性，那么，当我们继续将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先进“思想来加以膜拜的时候，这里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绝对的迷信？
阅读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批判声浪，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所谓对于“二元对立”的批判其实就还是主要集中在对于其中一组“对立”的批判，这就是西方与中国的对立（由这样的对立而派生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以对五四新文学运动“非此即彼”主张的批判为突破口，人们不断证明其实“中国性”之必不可少，其古代传统的阻碍性力量并不那么的巨大和可怕，那些抛弃了“中国性”的“现代”追求总会被证明是营养不良的。这样的表述看似在努力弥合“中国”与“西方”的距离，其实，它不过是立足于中国固有立场对于取法西方的规范，它断定离开了“中国固有文化”的规范就会出现一个自我的贫血，在这里，“中国”与“西方”其实就还是“二元对立”的，于是，当人们在主观上批判现代/传统“二元对立”的同时，却空前明显地强化着西方/中国的对立。请阅读下列文字，注意其中的语言逻辑：
从理论上看，胡、陈的白话文立论，问题出在对语言本质没有认真的研究，可以说他们的语言观是陈旧而肤浅的。当然其中有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局限性，譬如他们并没有能像现代语言学家那样深入到语言的产生过程的心理生理学的研究中去……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着眼于探讨心理状态，对口语的使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不是因为口语明白易懂，如五四大众化语言倡导者所以为的那样……
在这样的表述中，胡适、陈独秀的根本错误似乎就是未能掌握西方最新的语言学理论，也落后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进程。于是，我们对“二元对立”的批判也就不是出于它更能反映事实的丰富与复杂，而是因为这样的批判本身“代表”了西方最先进的文化追求，这种以西方新近思潮“对抗”中国“落后”思想的意图不正是近代以来对我们影响深远的一组“二元对立”模式吗？王富仁先生指出：“从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文化，没有一次有实质意义的转变不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的，没有一次不把西方文化的原则作为自己变革的原则。不难发现，这种研究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中考察中国近、现、当代文化暨文学的发展。”有意思的还包括另外一些中国的“后现代”论者，他们高举着来自西方的“解构”的大旗，完成着对“西方中心”的反抗，最终又在论证“东方文明”主导世界的可能，畅想着“中国文化”成为“中心”的前景，如此看来，所谓的“二元对立”思维可真是铭心刻骨的了！
作为一种学术的反思与思维的调整，“二元对立”式的判断当然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继续加以重估和批评，但这样的学术反思必须首先是有利于对于中国文学现象的更切实的说明，它最终展示的也是中国文学的丰富的景观，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样的“先进”理论，更不是为了向世人表明我们并不“落伍”于世界思潮或者“与国际接轨”的强烈愿望。
如何描述外来文学资源对于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重大意义。这样的描述既发掘出了新文学的真正的“动力系统”，又不再陷入“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之中，我们需要新的阐释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