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后，周佛海仍回日本求学。之后，他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1923年，他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回国。
不久，周佛海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
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中国共产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党的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
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
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
抗战全面爆发时，周佛海又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十大头目之一，但这些似乎并未满足他的权力欲望。
正当全国兴起抗战高潮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国民党大员，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常来的有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胡适等人。
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中日不可打仗。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获益的是共产党。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认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国等。
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多了，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中有名的“低调俱乐部”，即典出于此。
所谓“低调”，实际就是汉奸论调。周佛海所以不惜落水，除了以上论点外，他个人的因素也很大。
他儿子周幼海在回忆录里曾提及周佛海对他说过：“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
这是周佛海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后，周佛海才与汪精卫正式接触，结成投降联盟。他们秘密派高宗武到东京试探“和平”。后来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军部的代表谈判和签订密约，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会谈”。
1938年冬，周佛海和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精卫在河内，周佛海在香港，汉奸活动日益公开。1938年年底，汪精卫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周佛海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竭力主张在汪系《南华日报》上立即刊登，从而成了一名铁杆大汉奸。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然后就公开到东京去谈判签订密约，筹建汪伪政府。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一直琵琶掩面，半推半就，实际大权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精卫集团的财政和人事，全由周佛海一把抓。“沪西路”的“76号”魔窟，名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佛海也是主任。总之，无论权力和金钱，周佛海都爬上了顶峰。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伪行政院副院长、伪财政部长、伪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有所“作为”了，他和汪精卫“解决中国问题”的果实到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