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8月16日，周佛海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奸，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
周佛海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得和陈公博有点小摩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30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
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这样一来，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佛海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
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奸。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奸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
不料，忠于陈公博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
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佛海的目的已经达到。
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公博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国康和其他大汉奸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陈公博被引渡回来，1946年被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他的头衔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佛海和任援道分工，任援道管京沪，周佛海管沪杭，成了“亲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摇身一变，去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还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
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
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
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
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奸上海市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佛海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调查处、政法处、军法处、宣传处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
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过了10天，周佛海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把周佛海架空了。周佛海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佛海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佛海的心腹、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负责。周佛海近两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
周佛海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中支那派遣军第十三军（代号“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
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曾一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处置。”
程克祥、彭寿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处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布告的具名却是“总指挥”周佛海。周佛海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奸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就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
程克祥对周佛海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佛海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佛海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
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
作为汪伪的“国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宣布结束。他就索性待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佛海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至深夜，那热乎劲儿胜过亲兄弟。
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佛海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佛海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邨、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党国做了不少事。放心吧，绝不会判刑。”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亲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此时，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
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
此时的汉奸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儿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
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事不妙。9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兴冲冲踏进周公馆，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笠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但周佛海深知戴笠的性格，戴笠决定的事，不会更改。周佛海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他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笠仍是满面春风，但心里明白：周佛海犯疑了，赶快动手，搬走了周佛海，还要调走杨淑慧和周幼海，这出戏不大好唱呢！
第二天，大汉奸丁默邨、罗君强也吵着要去，说想见见委座。戴笠心中好笑：“你们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想挖你们的金山！”但反正都是笼中的鸡、网里的鱼，就不假思索地说：“那好，一起去吧！”1945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内弟杨惺华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去了。
周佛海等到重庆后，即被送到杨家山戴笠的私宅。杨家山、磁器口一带，是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所在地，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都在这里，江姐就牺牲于此。
周佛海当然不进监狱，生活招待是一流的。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地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脑子“嗡”地一响，自言自语说：“软禁了！”当晚，周佛海就心脏病复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病房两大间，设备华丽至极。戴笠来了，对周佛海说：“这是最好的医院，安心养病。”戴笠坐一会儿就走了。戴笠从医院出来，心中暗喜，已生出一条妙计，可以把杨淑慧和周幼海骗来重庆了。第二天，戴笠就飞往上海。晚上，湖南路周公馆内灯光通明，客厅中坐着戴笠、杨淑慧和周幼海。
戴笠开门见山地说：“佛海一到重庆，旧病复发，现在住入第一流的医院了。我特此专程来上海，告诉嫂夫人和周公子。”戴笠满面春风，杨淑慧一脸愁云，周幼海漠不关心。戴笠又笑着说：“佛海的病，不知何时可愈。他很想念你们，要请嫂夫人去探望他。我想，嫂夫人去一趟也好。医院里虽有护士，总不及亲人照料得周到。淑慧嫂，你看可好？”杨淑慧心乱如麻，待在那里，未作回答，心中暗忖着丈夫的病，也怀疑戴笠在捣什么鬼。
客厅里沉默了几分钟，戴笠笑了：“淑慧嫂，你怎么啦？去不去呀？”“去，去，佛海有病怎么能不去！”杨淑慧知道，戴笠决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接着，她又回一句，“戴局长，何时走呢？”“我很忙，说走就走，就乘我的专机。”戴笠要把这个厉害的女人打发得越快越好。杨淑慧听后，一言不发。轮到周幼海了。戴笠转过头来，对周幼海说：
“幼海，你不和妈妈一起去看看父亲吗？他一直想念着你。”周幼海一听，立即顶了回去：“母亲去了，我可不去！”“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后方去吗？现在去看看，岂不正好？”戴笠脸上的笑容已减了一半。“我不去！要去也以后再说。”周幼海显然不知天高地厚。戴笠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你要知道，我要人干什么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志。”“我不是你的部下，不必执行你的命令。”周幼海又顶了一句。“好好，你不去，现在就跟我走！”戴笠要动真格了。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杨淑慧哭了：“幼海，去吧！”周幼海知道闯祸了，就说：“去就去，但行动要有自由。”戴笠又笑了，换了个话题：“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已怒目相对。杨淑慧害怕极了，马上说：“改一改也好，幼海，你就叫周祖逵吧！”周幼海感到莫名其妙。第二天一早，汽车来了，将杨淑慧和周幼海接到机场。戴笠等在那里，朝周幼海笑笑说：“我就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嘛！”飞机向重庆飞去，戴笠的心却留在上海。他要马上回来，向周家的财富开刀。飞机到了白市驿机场，杨家山的总务科长夏祯祥已在恭候。戴笠关照，将周幼海母子送到“四一医院”，好好招待，自己就进城去了。从此，戴笠再未去看过周佛海，虽周佛海一再写信，戴笠也不理。当杨淑慧和周幼海走进豪华的医院病房时，周佛海一见就目瞪口呆，沉默半晌后说：“你们怎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周幼海抢先说：“戴笠叫妈妈来照顾你的，莫名其妙，把我也逼来了！”周佛海一听，心中打鼓，不安地朝妻子说：“雨农不安好心，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杨淑慧定了定神说：“戴笠在上海逼幼海走，我已猜着七八分。没有别的，要我们的钱。不怕他，我早有准备。房子搬不动，但珠宝黄货，早已进了美国银行保险箱。蒋老头子那封亲笔信，我已锁入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佛海，你别怕，他戴笠是天王老子，也无办法。”
杨淑慧的泼辣厉害，于此可见一斑！
周佛海病好以后，被送回白公馆，和丁默邨、罗君强住在二楼，招待优裕，设备一流，就是独缺自由。周幼海住在楼下，允许他和父亲见面，但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也被软禁了。
周幼海在回忆白公馆的软禁生活时写道：“生活是很优裕的。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有整桌酒席。”
一个月后，戴笠放杨淑慧回上海了，周幼海则不放。
杨淑慧临走时对周佛海说：“这可见戴笠闹腾了几十天，除房子、车子外，一无所获，所以要我回去，想榨我的油。放心，我来个以软克硬，一毛不拔！”
周幼海常到楼上和父亲聊天。他虽厌恶周佛海，但在全封闭的白公馆内，还有谁好谈呢？除了特务，还是特务。一次，谈到周幼海的前途，周佛海说：“你还是去美国读书好。”周幼海经过此番劫难，又成熟了许多，说：“你们管住我二十多年了，现在不要再管，我要走自己的路了。”什么路？周幼海不说。他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心中已仰慕共产党。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附近的一处叫“困雨谷”的山峰上坠机身亡。戴笠字雨农，死在困雨谷，可算天亡斯人。消息传来，杨家山的大小特务，乱作一团，像煮开了一锅粥。
最着急的，要算周佛海这些大汉奸了。周佛海十分了解戴笠，金钱上要捞进，政治上会保证。现在保护神一死，指望落空。周佛海对同室的大汉奸们惊呼：“雨农死了，我也完了！”
后来，周佛海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写道：
三月中旬忽阅报，谓其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忧也。
周佛海当时“忧”得没错。等着他的是人民的声讨和法律的审判。至于丁默邨等，就更不必说了。白公馆内秘密传言，戴笠是被蒋介石除掉的，因戴笠的权力太大，已成蒋介石的障碍。周幼海有一天问父亲：“蒋介石真能杀害戴笠吗？如此忠实的鹰犬，也要处死？”
周佛海长叹一声说：“按照蒋的个性，完全有这种可能。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雨农的死，将成千古一谜。蒋是惯于作谜的。”
无论怎么说，戴笠的死，对周佛海和周幼海都是人生的转折点，父子恩仇，各有千秋，不久就要显露出来了。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按蒋介石的任命，坐了军统第一把交椅。周佛海等倒很有自知之明，发表了一个声明，想要作为政治问题解决，显然不可能了。赖在白公馆，靠山已倒，也非长久之计。倒不如法律审判来得爽快，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照目前这样拖着，总不是办法。更何况《惩治汉奸条例》已经公布，这一关已是难逃。所以，周佛海写了一封信，要求法律结案。
毛人凤到白公馆来时，周佛海当面交上这封信。但毛人凤就是不接，还像真的一般说：“你的问题，要等委座召见后才能决定，放心吧，没有事的。”
周佛海被弄得稀里糊涂，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只能等着再说。
但对周幼海的软禁，周佛海一直有很大意见，现戴笠已死，不可不提，就严肃地对毛人凤说：“毛先生，我儿子周幼海，在白公馆已经七个月了，有这个必要吗？请即放他出去”。
毛人凤是一口答应了，但提出了条件：一是出去后不能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二是不能回上海，只能去成都，而且，要有人担保。周佛海请在侍从室时的老朋友、军统高级干事胡静安做保，胡静安同意了。
军统同意释放的当晚，周幼海和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周幼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倾向共产党，想走这条路。周佛海也懊悔日本投降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最后，他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第二天一早，东方还未发白，周幼海获释了，被军统特务用小车送到重庆郊区一座客栈暂住，勒令他立即去成都。周幼海在特务监视下，只好走了，说是去华西坝大学读书，其实是去找同学肖孟能，另觅出路。
软禁七个月后的周幼海，终于自由了。
周幼海一到成都，就找到肖孟能，要他设法买回上海的机票或船票。肖孟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肖同兹的儿子，会有办法。
周幼海在成都住了二十多天，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重庆，去了曾家岩中国共产党办事处。
在办事处，他要找董必武或周恩来，因周佛海和他们过去极熟。秘书出来接见，两人进行了一番对答。
秘书对周幼海说：“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吧！什么事？请说。”
“我想见董必武伯伯或周恩来伯伯，我要到延安去。我被戴笠关了七个月，刚刚放出来呢！”“噢，你要到延安去，不简单。但不行啊，周先生，什么组织介绍也没有，怎么接受呢？”“我见董伯伯、周伯伯说去。”“他们忙极了，不会有空。这样吧，我负责转告，一有消息，就通知你。”闯曾家岩的一幕，就此结束。周幼海初次出马，没有成功，他明白了，先要找到党组织才行。周幼海回到上海。湖南路周家早被军统特务占了，杨淑慧暂时住在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家。母子见面，相互叹息，痛骂特务不止。幼海在同学的帮助下，不久就投奔了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