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给顾功叙叔叔打个电话，请他到我家来一趟！”
大儿子和妻子白欢喜了一场，原来老头子还想着他的工作！
下午，顾功叙来了，黄汲清把小门一关，俩人一谈就没了时间。
顾功叙比黄汲清小四岁，这位见人便一脸眯眯笑的浙江人．是中国地球物理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把地球物理科学引入中国勘探业的主要奠基者。1936年，顾功叙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同年，转入加利福尼亚州工学院，从事专业研究。抗日战争爆发，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他中断了在美的研究，毅然回国。从此成为在我国地质找矿业中运用和推广物探技术的先驱者，也开始了他与地质大师黄汲清一生的交情。这种交情，使得两位大师在探索地球科学奥秘的工作中取得了卓越成就。
“我是机枪手，你是重机枪。”黄汲清总喜欢这样比喻他的地质科学技术与顾功叙的地球物理技术。“打胜仗得靠枪手，枪手没好枪就啥子没得用。有了你这重机枪，我们打胜仗就容易多了！”
顾功叙笑眯眯地默认这种比喻。因为他们曾一起在鞍山、包头、大冶铁矿等黑色矿山和白银厂、铜官山等有色矿山的发现与升发中互相配合，屡次打过胜仗。还有玉门、鄂尔多斯等油田。
现在是松辽——未来的大庆油田。
“松辽盆地的面积和地层情况比我们过去工作过的几个盆地要大得多和复杂得多，第一阶段的普查与勘探工作现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确定基准井了。关系可大呀！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黄汲清说。
顾功叙自然明白，所谓的“基准井”，就是以获取整个油田有代表意义的数据为目的的探油井。基准井井位的确定必须慎之又慎，一钻下去，能否出油，不仅影响到整个松辽战役千军万马的士气，而且对油田未来的命运有着直接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一口基准井只要一开钻就是数百万人民币（还是五十年代的货币价值）。打出油还好，打不出油一口井下去，就等于让数万人饿一年肚子。1957年开始，新中国每年已经有几百万人逃荒要饭了。这一切，顾功叙和黄汲清一样清楚。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科学家们的肩上，大多承担着两副担子：～副是要搞出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成就，一副是用最少的钱干出最大的事业。中国的科学家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家都可敬。然而几年之后，“文革”浩劫又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可悲的科学家。此为题外话，暂且打住。
“还是老话一句：事不出三！”顾功叙依然眯眯笑地回答黄汲清。
“行！在松辽这个‘大蛋糕’上能三口咬出金娃娃，你这笑眯佛可真是叉给全中国人民立大功了！”黄汲清十分高兴，他知道顿功叙说的“事不出三”，是只打三日基准井来完成出汕这一壮举。这种胆识如果没有高超的科学技术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捅那么几个水桶口大的井并保证让其见油，这与大海捞钉的难度不相上下，顾功叙的能耐丈就大在这个地方。
不过这一次他补充了一句话：“听说石油部也在松辽上马丁，能同他们配合起来一起干，效果可以更好些，至少可以为毛主席省一大笔钱。”
“这个工作我来做。明天我把翁文波叫来商量商量。”黄汲清满有把握。
“那么，过几天我去趟松辽，长春石油物探大队的朱大绶、王茂基他们干得很出色。如果他们在基准井布孔时，再把握好两个原则：第一，打在沉积岩厚度最大，预测生油条件较好，含油气远景最好的区域：第二，争取打在局部构造上，因为邻近油源区的构造可起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作用，这样的构造很可能储集油气。我想这两点注意了，‘事不出三’的牛皮不会吹破！”顾功叙说着呵呵呵地自笑起来。
“老弟，祝你再次成功！”黄汲清朝顾功叙的肩膀重重拍了一掌。自松辽盆地石油普查的战幕拉开以来，黄汲清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前方的每一个战略部署的走向和具体的战术运用。虽然这段时间他个人的职务一直在不停地变动——有些变动连他自己都感到突然和无奈，但松辽盆地就像一个未出生的胎儿一样一直装在他肚里，他不管别人怎么来回地摆动他，捉弄他，甚至是摧残他（1957年的“反右”就是一例），可黄汲清从来没有放弃对松辽石油寄予的厚望和倾注的全身心的热情。
因为关系到中国石油和黄汲清自身命运，有必要向读者介绍这样的一些历史背景：1956年秋，根据中央的指示，地质部的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原来的各大区地质局等被撤消，而改为几个总局如东北地质总局、南方地质总局等，原“普委”被撤消，改组成石油地质局，黄汲清任该局总工程师。“普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刘毅升任地质部办公厅主任，谢家荣任地质研究所第二副所长（第一副所长由黄汲清兼任），之后，谢再也不管石油工作了。李奔留在石油局，当副局长。身为总工的黄汲清实际上是当时全国石油地质工作惟一的技术总负责。因为那时石油工业部还没有成立，康世恩领导的石油管理总局的主要技术顾问也是黄汲清。此间，黄汲清经历了几件大事。一件是他亲自主持和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这份图对之后的中国石油工业起到r重大的指导作用，今天我国的许多石油勘探设计仍出自于该图。第二件事是他利用总工的身份，建立起了国家第一支最具实力的石油技术骨干酞伍，如朱夏、关士聪等技术专家调进了石油局，后来这些人都在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中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经历的第三件事是“反右”斗争，这次运动差点使这颗“巨星”坠落，何长工在此立了一功。此事前面有述，在此币复。政治冲击尚未结束，1957年冬至1958年1月，黄汲清叉一次受到冲击，不过这次是岗位的选择。一天，还在医院治病的黄汲清问前来探望的副部长宋应，说我现在兼任两个职务（石油局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前身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宋应是所长，副所长还有谢家荣、孙云铸几位著名地质学家——笔者注），部长您认为石油地质局重要还是地质矿产研究所重要？黄汲清当时一心希望能够集中精力搞石油，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领导能帮他摆脱一下研究所剐所长的事务。谁知宋应副部长脱口而出，说当然是研究所重要了，而且根本没有向黄汲清询问一句：你自己是息么想的呢？事后，黄汲清十分懊悔自己嘴快。这样一来，反把自己搁在骑虎难下的位置上。黄汲清当时面临的两种选择：如果想继续专心搞石油，那么只有离开地质部到康世恩那里去，要不就去当那个地质矿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了。黄扳清心里清楚，在地质部领导的眼里，石油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中央赋予地质部的职能是全国各种矿产的地质工作，谁重谁轻自然不用说。黄汲清骂自己自作聪明，结果反倒误了事。不过后来他躺在病榻又一想：建立石油工业虽然首先要普查勘探打头，但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系统勘探和开发。作为一名石油地质专家，除了地质知识外，还应当对深井钻探、泥浆选择、各种测井和试油方法等技术熟悉，而领导一个地质矿产研究机构是可以很快获得以上这些技术的。这么一想，黄汲清反倒平静地接受了现实的选择。不久，他辞去了石油地质局总工的职务并得到批准。没几日黄汲清才大悟：部党组已经决定连石油地质局也要撤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后来他才打听到，中央考虑即将正式成立石油工业部，地质部如果再有个石油局会造成技术力量等问题上的分散与重复。这个决策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人意。后来地质都和石油部两个行业部门的实际工作证明，作为石油地质与石油勘探开发，它们在诸方面是交叉的和难以分割的科学技术工作。石油工业部要勘探开发油田．没有地质工作等于摸瞎子。而地质部门要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没有自己的勘探与开发队伍，又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判断摸清地下石油情况。因此，自有石油工业开始或者说自有地质部和石油部之后-这两个部门又是亲兄弟又是“老冤家”。石油勘探的系统科学技术，使这两个部门注定要成为需要互相配合的亲密兄弟，而在一个油田成功后谁是功臣谁该在功劳簿上坐第一把交椅时，地质部和石油部总难不成其为“冤家对头”。扯不断，剖不清，爱不够，恨不尽……地质部和石油部风风雨雨并肩战斗几十年间，总足处在这种状态之中。是谁的过错？谁也不是。当年地质部的何长工和石油部的余秋里好得比亲哥俩还亲，他们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哪分你的我的？“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就是脑壳落了地，咋想过一会名和利？”何长工和余秋里都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拍着胸脯说过这样的话，可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办公室时，面对自己部下几百万人的队伍，他们已经很难做到一点也不考虑牵涉自身部门的名声与利益了。亲兄弟吵架，最后还得由老头子来平息。像发现大庆油田这样的事，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看到或听到关于地质部与石油部之间有意或者无意的名利争执，最后老人家也只好时不时地在一些公开场合，拉七两个部的部长们说一声“你们两家都有功劳”一类的话。这样的话能安抚一阵子，但却很难持久。原因是一些客观存在无法让下面的职工平静。譬如，同样在找矿开矿或者找油采油上出力流汗，有的行业能通过矿、通过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住进了现代化都市，并且在矿上和油田垒起“阡拓者”之类让子孙后代永远敬仰的丰碑。而地质行业的职工就不行，一旦把矿或油田找到之后，宝藏连同那块曾经为此流血流汗的宝地已不再属于他们。那座让子孙后代永远敬仰的“开拓者”丰碑上更不会有他们的名宁。如果他们要搬进这里的城市，那么城市就会大口一张：“先把钱交来！”他们没有钱，连工资和正常的地勘费都到不丁位，哪来巨额的“人城安置费”呢？于是城市就拒绝他们。于是地质职工和地质部门上卜下下便大呼其社会不公，大呼其政府和历史应当重新给予他们应有的名誉和待遇！如果说这样的名利与不公是职业的分工和时代造成的话，那么下面的这种情况就无法理解和容忍了：同是在荒蛮的塔里木大沙漠里找油打井，一边的职工奖金连工资加野外补贴一个月一两千元，而且住的足有专职服务员打扫卫生叠被子的移动武宾馆。另一边的职工连头带脑乱七八糟加起来一个月拿不到七八百元，并且只能睡“干打垒”。两个方阵的惟一的区别是，一边是石油部的职工，一边是地质部的职工。在这种情况下，地质部的职工不骂自己的部长，部长不向上面诉苦才怪呢！如果问题能解决得快解决得好还行，町是这样的问题几乎从来就段有根本解决过。地质部的找油职工与石油部的找油职工在待遇上的这种差异，至今依旧。社会总是同情弱者，因为笔者本身也是弱者的一分子。我丝毫无意对石油部的工人大哥们说三道四。是他们开凿了一口又一日支撵着共和国工业大厦和繁荣人民生活的油井，他们有权力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待遇，更何况，在那没有人烟没有绿色没有节奏的大沙漠里斗天斗地，就是一个月给七八千元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去的。问题是，同在阳光下出力流汗的另一群找油人，为什么得不到同样的而且本不算高的物质与精神待遇呢？我想：只要这种不平等存在，就可能产生甚至是激烈的名利之争。丽要消除这种不公，其最终点应在于改革和完善政府对行业部门之间的科学分工与协调，并从体制上进行大手术。否则这样的矛盾冲突将永远难以消解。
好了，让这些问题留给专门研究产业分工和机构改革的政治管理家吧！
黄汲清后来很快找来石油部的翁文灏先生。这俩人是啥关系？用现在的时髦话，叫作铁，绝对的“铁哥们”。翁文波晚年搞预测学出了大名，其实在这之前他一直是中国地球物理学界的权威人士，是与顾功叙一样的石油物探宗师。翁文渡与黄汲清的交情可以逆至翁文波的堂兄翁文波。浙江宁波翁氏家族在本世纪出了两位杰出的地质科学家。翁文灏比他堂兄小23岁，但俩人很亲近，1991年，我曾当面问过翁文渡大师，他说他从小就由翁文灏的母亲抚养长大，后来，搞上了地球物理，也是受了当时已是中国地质学界领袖人物的堂兄影响。1936年，翁文波从清华大学物埋系毕业，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已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渡清曾向翁文撅建议道：“中国地质事业要在找矿方面赶上和领先于世界水平，就得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地球物理学家。”翁文颤听后点点头，并说：“我有个堂弟是学物理的，我给他出出主意，送他到国外专修地球物理学业！”后来翁文渡真的考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于祖国的物探找矿事业。黄汲清对这位“老弟”一向看重的原因，还在于俩人在玉门油田的发现与开发中，就有了亲密无间且卓有成效的合作。
当时，翁文波是新成立的石油工业部勘探司总工程师，是实际上的石油部地质工作主要带头人。
黄、翁二位大师本出一家师门（均为翁文灏弟子），加上黄汲清又一直担任石油部的技术顾问，平日里你来我往，更是不在话下。如今，桧辽盆地的石油勘探处在节骨眼上，翁文波一听，便向黄汲清保证：“我马卜报告余部长和康世恩同志，让我们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尽快与你们的长春物探队取得联系，共同研究确定好基准井位孔的布局。”
虽然后来地质部与石油部在一些具体成果上出现名利争执的起园始于大庆油田，但两个部在大庆油田勘探开发中的合作与配合，可堪称典范。
1959年农历人年初四，北京市民仍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中，来律拜年的人川流不息，喜庆的鞭炮接连不断。
这天早晨，一行人叩开何长工的家门。邻居们注意到，几天来，一群又一群的人给老将军拜年，总是呆了几分钟，就得让给新一批拜年者。而今天拜年的却很蹊跷，一阵兴高采烈的贺年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且老将军的门也给紧紧关闭……多年后，这一秘密被揭开：此次的拜年者均是地质石油两部的部长、副部长、局长和总工们。他们是余秋里、康世恩、旷伏兆、孟继声、顾功叙、沈晨、张文昭……这是事先招呼好的“拜年会”。拿老将军的话说是关于松辽找油的又一次重要的“国家会议”。（国家的事情在家里谈，何长工称其为“国家会议”）此次“国家会议”是何长工提议召开的，当时鉴于松辽的地质情况已清楚，故地质、石油两部有必要携手为“出油”的突破作部署。
“余部长，你们在毛主席面前的牛已经吹出去了，今年再不打出油老人家可是要打你屁股了！”何长工上来就将了余秋里一军。
